变化的触动，只有他们不承担责任，不需要个性，永久地存在。实行压迫性的专制，莫过于具备这三种特点的人。
  不断制定一些限制性法规，用最复杂的条条框框把最微不足道的生活行为包围起来，难免会把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限制在越来越小的范围之内。各国被一种谬见所蒙蔽，认为保障自由与平等的最好办法就是多多地制定法律，因此它们每天都在批准进行一些越来越不堪忍受的束缚。它们已经习惯于给人上套，很快便会达到需要奴才的地步，失去一切自发精神与活力。那时他们不过是些虚幻的人影，消极、顺从、有气无力的行尸走肉。
  若是到了这个地步，个人注定要去寻求那种他自己身上已经找不到的外在力量。政府各部门必然与公民的麻木和无望同步增长。因此它们必须表现出私人所没有的主动性、首创性和指导精神。这迫使它们要承担一切，领导一切，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保护之下。于是国家变成了全能的上帝。而经验告诉我们，这种上帝既难以持久，也不十分强大。
  在某些民族中，一切自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尽管表面上的许可使它们产生一种幻觉，以为自己还拥有这些自由。它们的衰老在造成这种情况上所起的作用，至少和任何具体的制度一样大。这是直到今天任何文明都无法逃脱的衰落期的不祥先兆之
  根据历史的教训以及各方面都触目惊心的那些先兆判断，我们的一些现代文明已经到达了衰败期之前那些历史上早已有之的时代。所有的民族似乎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同样的生存阶段，因为看起来历史是在不断地重复它的过程。
  关于文明进化的这些共同阶段，很容易做个简单的说明，我将对它们做一概括，以此为本书做结。这种速记式的说明，也许能够对理解目前群众所掌握的权力的原因有所启发。
  如果我们根据主要线索，对我们之前那些文明的伟大与衰败的原因加以评价，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在文明诞生之初，一群来源不同的人，因为移民、入侵或占领等原因聚集在一起。他们血缘不同，语言和信仰也不同。使这些人结为整体的惟一共同的纽带，是没有完全得到某个头领承认的法律。这些混乱的人群有着十分突出的群体特征。他们有短暂的团结，既表现出英雄主义，也有种种弱点，易冲动而性情狂涓。没有什么东西把他们牢固地连系在一起。他们是野蛮人。
  漫长的岁月造就了自己的作品。环境的一致、种族间不断出现的通婚和共同生活的必要性发挥了作用。不同的小群体开始融合成一个整体，形成了一个种族，即一个有着共同的特征和感情的群体，它们在遗传的作用下日益稳固。这群人变成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又有能力摆脱它的野蛮状态。但是，只有在经过长期的努力、必然不断重复的斗争以及无数次的反复，从而使它获得了某种理想之后，它才能够完全形成一个民族。这个理想具有什么性质并不十分重要，不管是对罗马的崇拜、雅典的强盛还是真主安拉的胜利，都足以让一个种族中的每个人在感情和思想上形成完全的统一。
  在这个阶段，一种包含着各种制度、信念和艺术的新文明便诞生了。这个种族在追求自己理想的过程中，会逐渐得到某些它建立丰功伟业所不可缺少的素质。无须怀疑，它有时仍然是乌合之众，但是在它变幻不定的特征的背后，会形成一个稳定的基础，即一个种族的禀性，它决定着一个民族在狭小的范围内变化，支配着机遇的作用。
  时间在做完其创造性工作之后，便开始了破坏的过程，不管是神仙还是人，一概无法逃出它的手掌。一个文明在达到一定的强盛和复杂程度之后，它便会止步不前，而一旦止步不前，它注定会进入衰落的过程。这时它的老年期便降临了。
  这个不可避免的时刻，总是以作为种族支柱的理想的衰弱为特点。同这种理想的衰弱相对应，在它的激励下建立起的宗教。政治和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动摇。
  随着这个种族的理想不断消亡，它也日益失去了使自己团结强盛的品质。个人的个性和智力可以增长，但是这个种族集体的自我意识却会被个人自我意识的过度发展所取代，同时伴随着性格的弱化和行动能力的减少。本来是一个民族、一个联合体、一个整体的人群，最终会变成一群缺乏凝聚力的个人，他们在一段时间里，仅仅因为传统和制度而被人为地聚集在一起。正是在这个阶段，被个人利益和愿望搞得四分五裂的人，已失去了治理自己的能力，因此在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也需要领导，于是国家开始发挥引人注目的影响。
  随着古老理想的丧失，这个种族的才华也完全消失了。它仅仅是一群独立的个人，因而回到了自己的原始状态——即一群乌合之众。它既缺乏统一性也没有未来，只有乌合之众那些一时的特性。它的文明现在已经失去了稳定性，只能随波逐流。民众就是至上的权力，野蛮风气盛行。文明也许仍然华丽，因为久远的历史赋予它的外表尚存，其实它已成了一座没发可危的大厦，它没有任何支撑，下次风暴一来，它便会立刻倾覆。
  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从野蛮状态发展到文明状态，然后，当这个理想失去优点时，便走向衰落和死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循环过程。
  （全书完）
  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中译者序）
  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
  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人似乎热爱自由，
  其实只是痛恨主子。
  ——《托克维尔帕制度与大革命》
  英雄豪杰与民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孰轻孰重，历来是史家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当然也是个非常不易说清楚的问题。常言道，一个好汉三个帮，这句明白易懂的话让人觉得平实而中肯，可以省去我们做历史辩证法深思的不少麻烦。然而，这些历史中的好汉（或英雄）与帮手的学术地位，却是非常不平衡的。研究英雄的著作，或是给英雄出谋划策的各类宝鉴，千百年来不绝如缕，而就那些帮手们而言，在“群众社会”到来之前，操持着改变或维持历史方向的势力的并不是他们，而是遍布于这个世界大大小小的帝王将相和各路神仙，因此鲜有人把他们作为一个心理实体进行研究。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民主时代的到来。曼海姆在他去世前一篇讨论世俗化过程中“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的未竟稿中，曾根据中世纪晚期以来在民俗、艺术、建筑等方面的变化，对决定着后来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民众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的潜移默化，作了十分深入而生动的说明。①他对这一过程的分析，有着一个与我们这里的讨论相关的前提，即民主化使得各种偶像与建立在血统基础上的世俗王权，已逐渐被平等人权和参与扩大的主张所消解，由此使权威合法性的来源产生了一个重大的转移——血统身份也罢，君权神授也罢，奉天承运也罢，此时都已不再可能。领袖要想号令天下，也惟有反求诸天下的“授权”才成，这时群众才真正成了前台的主角。
  1．被遗忘了的勒庞
  然而，群众在社会生活的变迁中唱起主角，这种现象对近代政治制度的变迁带来的结果，并不全都令人欢欣鼓舞。正如近代中外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的，群众的民主权力就像一切个人权力一样，当它没有受到恰当的宪政约束时，也很容易转变为它的反面，成为一种暴虐的权力。因此自伯克以降，便有许多思想家对于各种群众领袖挟民意而行独裁的负面作用忧心冲忡。从这个角度讲，法国人勒庞在两个世纪之交写下的一系列社会心理学著
  勒庞（Gustave　In　Bon，1841－1931）是何许人物？本来我们对这位当年法国的才子式人物不该完全陌生。他的鹤合之众》一书，包括汉语在内被翻译成17种语言。②惜乎近代以来，国人长期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总是摆脱不了“保种图存”的国家主义意识，因此最有现实意义的学说，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之类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像《乌合之众》这种反集体主义的著作几乎没有机会进入人们的视野，当然也就不足为怪。
  勒庞从1894年开始，写下过一系列社会心理学著作，鱼龙混杂，蔚为大观，除了上面提到的《乌合之众》外，还有《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1894）、《社会主义心理学》（1898）、《俄国大革命和革命心理学》（1912）以及《战争心理学》（1916）。不过这些著作因为既不十分合乎学术规范，又是一些过于严肃的话题，因此大多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惟独《乌合之众》一书却取得了出乎预料的成功。它在1895年出版后，以平均不到一年再版一次的速度，至1921年已印到第29版。即使是在今天，我们在主要的网上书店也仍可看到此书的多个网页和读者针对此书的一些奇谈怪论。
  关于勒庞的思想倾向，当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心理学的开山乔治·米德（CeompMead）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中评论勒庞的思想时曾说，“勒庞是这样一批法国人中的一员，他对自己民族的文明几乎已经感到绝望，只有盎格鲁一萨克逊民族的个人主义，使他看到了未来社会的推一希望。”我们从米德这段话可知，勒庞身处思想混乱、歧见纷呈的世纪末，是属于法国思想界中“亲英派”的边缘人物。当然，在他的著作里，我们随处可见他对“盎格鲁一萨克逊种族”的心理素质和政治制度的赞扬，不过要论系统与深刻，他远远不及自己同胞中的大师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等人，甚至与比他年长一辈的希波某特·泰纳相比，也逊色不少。因此只说他有盎格鲁一萨克逊情结，并不足以解释他的思想特色和对后世的持久影响。他的思想价值来自别处。
  罗伯特·墨顿（Rwt　Merton）在为此书的简装本所写的长篇序言中，曾特别提到了奥尔波特（Goldn　W．Allpo）给予勒庞的极高评价。这位美国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泰斗说，“在社会心理学这个领域已经写出的著作当中，最有影响者，也许非勒庞的《乌合之众》莫属。”墨顿先生则认为，“反对者可以驳斥勒庞的言论，但是他们不能对它视而不见，至少，假如他们不想放弃对社会心理学问题的关心，他们就不能这样做，因为那都是些基本的问题。这正是勒庞此书的主要功绩所在：它几乎从头到尾表现出一种对重要问题的敏感性。……只有在极少数思想家中，才能看到这种不断发现有研究价值的问题的本领。对于社会心理学家以及所有思考自己社会的人，勒庞的著作所关注的问题，几乎无一例外地注定会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持论稳健而超脱的熊彼特在其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也曾特别强调了勒庞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作为一个时代表征的重要意义，认为勒庞最早有效地阐明了“个人在群体影响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的突然爆发”的实相，从而“给予作为古典民主学说和关于革命的民主神话基础的人性画面沉重一击”。只要读一下勒庞此书，人们想必也会很容易理解以上这些言论。的确，对于20世纪出现的许多成功或失败的群众运动以及由此造成的巨大灾难，我们如想对其寻求一点心理学上的理解，从勒庞那里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
  2．研究的两个起点
  勒庞对“群体心理”的研究在后世享有持久的影响，说来不难理解，因为他在提出自己的见解时所针对的社会背景，至今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已经成为我们这个世纪人类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勒庞虽然从学术角度讲经常表现得十分“外行”，却对这种现象具有一种出自直觉的深刻感受力。
  首先，他认为有两个互为表里的基本因素，是引发传统社会进入现代转型的主要原因，即传统的宗教、政治及社会信仰的毁灭，和技术发明给工业生产带来的巨变。这一变化反映在西方各民族政治生活的层面，则是群众作为一种民主力量的崛起，而且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这种“群众的崛起”有着“命运”一般无可逃避的特点。他断定，未来的社会不管根据什么加以组织，都必须考虑到一股新的、“至高无上的”力量，即“群体的力量”：“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