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避而不谈政治）。他干这一切都极其自然，他对看守的职务就是这样理解的，他不隐
  瞒这一点。他为这些活动受到了第一次申斥，于是谨慎了一些，但并没有多大改变。仍旧不
  失为一个“狱卒大叔”。你别要求他做什么重大的事情。
  但在他跟前能舒畅地呼吸。
  第三个人常常带着忧郁、沉默、冷漠的神情沿着牢房踱步。我们小心地试图同他拉上关
  系，但他却毫无反应。
  “别对这家伙抱多大希望，”老爹观察了他一个星期之后说。“这是他们中间最不怎么
  样的一个。”
  “也许是最机灵的一个。”我故意提出相反的看法，因为在一些小事上有两种对立的意
  见而互相争辩，会调剂一下牢房的生活。
  两个星期以后，有一次我仿佛觉得这个沉默的人在向我眨眼睛。我也向他做了一下这个
  在狱中具有千百种含义的动作。但再也没有什么反应。也许是我弄错了。
  一个月后，一切都弄明白了。一切是那样的意外，就像蛹忽然变成了蛾子一般。这个阴
  郁的“茧壳”裂开了，露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东西。这不是蛾子，而是一个人。
  “你在立纪念碑吧，”老爹见到我在写这些人物时常常这样说。
  是的，我愿意立这些纪念碑，使狱内外那些曾忠诚、勇敢地战斗而牺牲了的同志们不至
  于被遗忘。我愿意立这样的纪念碑，使那些还活着的、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以极大的忠诚和
  勇气帮助我们的人不至于被忘掉。但愿像科林斯基和这个捷克警察这样的人物，能够从庞克
  拉茨监狱的阴暗的走廊走向光明的生活。不是为了颂扬他们，而是为了给别人树立榜样。因
  为做人的义务并不随着这次战争而告终，在人们还没有完全变成人以前，要想做一个人是需
  要有一颗英雄的心的。
  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篇简短的传记，捷克警察雅罗斯拉夫·霍拉的传记。但是你能从这里
  找到一个人的全部历史。
  他出生在拉德尼茨科。那是我国的一个偏僻的角落。秀丽、凄凉而贫瘠的边区。父亲是
  个玻璃工人。生活艰难。有工作的时候，是疲劳；失业的时候，是贫困；而失业在这里是经
  常发生的。这种生活如果不是使你屈膝，就会使你抬起头来，去追求那梦寐以求的理想世
  界，信仰它，为实现它而奋斗。父亲选择了后一条道路。成了一个共产党员。
  少年的亚尔达参加了五一节示威游行的自行车队，在他车子的轮辐上系了一根红布条。
  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没有忘记这根红布条。当学徒、车工以及在什科达工厂工作的时候，他都
  不知不觉地把红布条保存在自己的心里。
  后来来了经济危机，失业，战争，找工作，于是当上了警察。我不知道在这期间，他心
  上的那根红布条怎么样了。也许被卷起来搁在了一边，或许忘掉了一半，但是没有被丢掉。
  有一天，他被派到庞克拉茨监狱来服务。他不像科林斯基那样带着预定的任务自愿来到
  这里，但是当他头一次到牢房里看了一眼时，他就意识到了自己的任务。红布条展开了。
  他侦察自己的战场，估计自己的力量。他的脸紧绷着，深沉地思索着从什么地方着手，
  最好怎样开始工作。他不是一个职业的政治家。他仅仅是人民的一个普通儿子。但是他吸取
  了父亲的经验。他本质好，意志坚定，这个意志在他心中日益增强他的坚决性。于是他下定
  决心，从一个阴郁的蛹蜕变成了人。
  这是一个内心优美而纯洁的人。他敏锐、谨慎而又勇敢。
  敢于去做这里所需要他做的一切。不论事情大小，需要他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他工作
  起来不露锋芒，稳稳当当，深思熟虑，但是毫不胆怯。他觉得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他心
  里有一道绝对的命令：一切都应当这样，——那还用得着说吗。
  说实在的，一切就是这样。这就是一个人的全部历史，现在几个人的生命得到了拯救都
  要归功于他。这些人在狱外活着，工作着，就因为在庞克拉茨监狱里有个人尽到了自己做人
  的义务。他不认识他所拯救的人，他们也不认识他。就像他们不认识科林斯基一样。我希望
  人们至少能认识他们俩。这两个人很快就在这里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于是加倍地发挥了他
  们的才能。
  把他们当做榜样记住吧。当做人的榜样记住吧。他们的头脑长得正。当然首先是他们的
  心长得正。
  斯科舍帕大叔
  当你偶然看到他们三个人——穿灰绿色党卫队制服的看守科林斯基，穿黑色制服的捷克
  警察霍拉和穿着颜色鲜明但并不悦目的制服的监狱杂役斯科舍帕大叔——聚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好像看到了一幅兄弟友爱的生动画面。但很少看到他们聚在一起。这样做是合适的。
  按监狱的规定，走廊上的杂事：扫地、打饭等只能由“特别可靠、严守纪律并和其余的
  人绝无牵连的犯人”担当。
  这仅仅是文字上的规定，仅仅是死的条文。要知道这样的杂役是没有的，从来就没有，
  尤其在盖世太保的监狱里更是没有。相反，这里的杂役却是从牢房的“监狱集体”伸出去的
  “触须”，是为了去接近自由的世界，使集体能生存，相互通气，彼此了解。有多少杂役由
  于执行任务或传递一张字条被抓住而送了性命埃但监狱集体的纪律无情地要求那些来接替牺
  牲者的人们，继续做这种危险的工作。你去干吧，不管你是勇于承担或是胆怯怕事，反正你
  是回避不了的。胆怯只能坏事，就像每一件地下工作一样，胆怯会使一切都毁灭。
  而这里做地下工作是加倍的危险：你直接被捏在那些一心想消灭地下工作的人们手里，
  只能在看守们的眼皮底下，在他们所规定的范围内，在他们所指定的时间里，在他们所允许
  的条件下进行工作。你在外面学会的一套本领在这里不够用，而要求你的却不见得少。
  狱外有一批地下工作的能手。在杂役中也有做这种工作的能手。斯科舍帕大叔就是其中
  的一个。他谦虚、朴实，看上去挺沉静，实际上却像鱼一样灵活。看守们都夸奖他：“瞧，
  这个人多勤快，多可靠，只想着自己的职责，什么犯禁的事都不沾边。杂役们都应以他为学
  习榜样。”
  是的，杂役们都应以他为学习榜样。他确是犯人心目中的那种杂役的典范。他是我们监
  狱集体里最坚定、最机敏的“触须”。
  他了解所有牢房的居住者，每来一个新犯人，他都能立刻弄清楚需要知道的一切：他为
  什么被捕，谁是他的同案人，他的态度怎么样，他们的态度又怎么样。他研究许多“案
  件”，并极力弄清楚这些案件。这样做很重要，只有这样他才能去劝告别人，才能正确地执
  行任务。
  他也了解敌人。他谨慎地考察每一个看守，研究他的习惯，研究他坚强的一面和软弱的
  一面，要特别提防他什么，怎样利用他，怎样麻痹他，怎样愚弄他。我在这里所描写的许多
  人的特性，都是斯科舍帕大叔告诉我的。他熟悉所有的看守，还能详尽地描述他们每一个
  人。假如他想在走廊上自由活动并确保工作顺利进行，这点是很重要的。
  首先他明白自己的责任。他是这样的一个共产党员：他知道，他在任何地方都不能放弃
  党员的责任而袖手旁观或“停止活动”。我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在这里，在极端危险、极
  其残酷地受迫害的环境里，他才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岗位。他在这里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他灵活机智。每天每小时都会发生新的情况，都要求采取新的方法来解决。他能敏捷地
  找到新的方法。他所能支配的只有那么几秒钟的工夫。他轻轻地敲牢房的门，倾听预先准备
  好的委托，趁新来换班的人还没有踏上二楼楼梯之前，他已简明地将这个口信传递到走廊那
  头的牢房去了。他谨慎而机智。几百张字条经过他的手而没有一次被抓住，——甚至没引起
  任何怀疑。
  他知道哪儿有痛苦，哪儿需要鼓舞，哪儿需要得到外面准确的情报，哪儿需要他那真正
  慈父般的目光，它能给滋长失望情绪的人以力量；他知道哪儿需要多添一个小面包或一勺
  汤，就能帮助新来的犯人挨过那不习惯“狱中饥饿”的难关。这一切他都知道，都是凭他那
  细致的感觉和实际的体验得来的，而他也就根据这一切去行动。
  一个顽强无畏的战士。一个纯粹的人。这就是斯科舍帕大叔。
  我希望，将来你们读到这个报告的时候，从他身上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杂役
  的优秀典范，他善于把压迫者要他干的事，变成为被压迫者服务。斯科舍帕大叔只是这类人
  中间的一个，还有其他很多外貌各不相同而执行着同样重大任务的人们。在庞克拉茨监狱和
  佩切克宫都有这种人。我愿意一一描绘出他们的形象，然而遗憾得很，我剩下的时间不多
  了，甚至连“快快地歌唱出生活中形成得缓慢的事儿”，也来不及了。
  但这里至少总算有了一些名字，一些榜样，虽然还不是所有不该被忘却的人的名字：米
  洛什·涅德维特医生。一个英竣高尚的青年，他每天都帮助被监禁的同志们，最后自己在奥
  斯维辛牺牲了。
  阿诺什塔·洛伦泽因为拒绝出卖同志，他的妻子被处死。
  一年后，他为了拯救自己的同志们，拯救“四○○号”的杂役们和整个监狱集体，也被
  处死了。
  聪明的、永远闪耀着机智的瓦舍克；在戒严时期被处决的沉静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安
  卡·维科娃；精力充沛的……永远快乐、敏捷而不断创新的“图书馆员”斯普林盖尔；腼腆
  的青年比列克……仅仅是一些榜样，一些榜样。一些大大小小的雕像。但他们永远是雕像，
  而绝不是木偶。
  第八章　一小段历史
  一九四三年六月九日。在我的牢房门前挂着一根吊裤带。那是我的吊裤带。这是押解的
  标记。今天夜里他们就要把我押送到帝国法庭去听候判决了……事情就是这样，在我生命的
  边缘上，时光正在贪婪地啃嚼着最后的几口。在庞克拉茨监狱度过的四百一十一天快得不可
  思议。还剩下多少天呢？我将在什么地方度过这些日子呢？又将怎样度过呢？
  在这些日子里，我将很难再有写作的机会。那么，这就是最后的叙述了。对于这一小段
  历史，我显然是最后一个活的见证。
  ……
  一九四一年二月，捷克共产党的全部中央委员以及准备万一出事时接替他们的领导人全
  部被捕了。党为什么会遭到这样严重的打击，现在还没有得到准确的证据。关于这个，有一
  天盖世太保的头头们在受审时也许会供出来的。我也像佩切克宫的杂役一样想仔细弄明白这
  事的真相，但是白费工夫。
  当然这事少不了有奸细的破坏，但多半是由于不谨慎。两年来地下工作取得了一些成
  绩，有些同志的警惕性多少有些放松。地下组织扩大了，经常有新同志参加到工作中来，有
  些人本来应该暂时作为候补人员在一边等待一下的。机构扩大了，庞大得难以控制。敌人对
  党中央的袭击显然蓄谋已久，在他们快要进攻苏联的时候就向我们下手了。
  开始我不知道逮捕的范围有多大。我还等着我平日的联络员，但他没有来。一个月后，
  我才知道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情，不允许这样傻等下去。我只好独自去寻找关系，别的同志
  也这样做。
  我首先找到了洪扎·维斯科奇尔，他是捷克中部地区的领导人。他是一个有创造性的
  人。他搜集了一些材料准备出版《红色权利报》，党没有中央机关报是不行的。我写了一篇
  社论，但是我们俩又决定把全部材料（我还没有看过这些材料）印成五一节的传单，而不作
  为《红色权利报》，因为另外一些同志已经在别处出版了《红色权利报》，尽管印得相当简
  陋。
  我们进行了几个月游击式的工作。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这个打击不能置它于死地。
  几百个新同志决心接替牺牲了的领导人的岗位，担负起他们留下的未完成的工作，使这个组
  织的基础不致被瓦解或陷于瘫痪。但仍然没有中央的领导，游击式的工作中蕴藏着极大的危
  险：因为在这最紧要的关头——德寇准备进攻苏联时——我们的步调可能会不一致。
  在我所收到的几期以游击方式出版的《红色权利报》上，我认出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的
  手笔。而别的一些同志也从我们出版的、可惜并不十分成功的五一节传单上，看出有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