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两个人坐在石阶上忙着剪纸娃娃。玩了不久我们便厌倦了这种游戏，于是就把鞋带剪碎，又把石阶边的忍冬叶子剪掉。突然，我的注意力转向玛莎那一头“螺丝锥”、一开始，玛莎挣扎着，不肯让我剪，可是我蛮横极了，抓着玛莎的螺丝锥不放，拿起剪刀就剪下去，剪完玛莎的头发，我也回报玛莎，让她剪我的头发，若不是母亲发现，及时赶来制止，玛莎很可能把我的头发统统剪光。
  我的另一个玩伴是贝利，也就是那只老猎狗，他很懒惰，喜欢躺在暖炉旁睡觉，一点也不爱陪我玩。他也不够精明，我尽力教他手语，但是他又懒、又笨，根本不懂我在干什么。贝利总是无精打采地爬起来，伸伸懒腰，嗅一嗅暖炉，然后又在另一端躺下，一点也不理会我的指挥。我觉得自讨没趣，便又去厨房找玛莎玩。
  童年的记忆都是片断零碎的，一想起那段没有光，没有声音的黑暗世界，这些影像就会更清晰地在我心头浮现。
  有一天，我不小心把水溅到围裙上了，便把围裙张开，放在卧室暖炉的余火边，想把它烘于，急性子的我觉得不够快，便把裙子放在暖炉上面。突然间，火一下子着了起来，燃着了围裙，把我的衣裳也烧着了。我狂叫起来，老奶奶维尼赶来，用一床毯子把我裹住，差点儿把我闷死，但火倒是灭了。除了手和头发之外，其余地方烧得还不算厉害。
  大约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发现了钥匙的妙处，对它的使用方法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来。有一天早晨，我玩性大发，把母亲锁在储藏室里。仆人们都在屋外干活，母亲被锁在里边足有3　个小时。她在里边拼命敲门，我却坐在走廊前的石阶上，感觉着敲门所引起的震动而咯咯笑个不停。然而经过这次恶作剧，父母决定要尽快请人来管教我，于是我的家庭教师——莎莉文小姐来了。但是本性难改的我，还是找机会把她锁在房间里。
  有一次，母亲让我上楼送东西给莎莉文小姐，我回转身来砰的一下把门锁上，将钥匙藏在客厅角落的衣柜下。父母不得不搭了一架梯子让莎莉文小姐从窗户爬出来，当时我得意极了，几个月之后，才把钥匙交出来。
  爱的摇篮
  大约在我5　岁时，我们从那所爬满蔓藤的家园搬到了一所更大的新房子。我们一家6　口，父亲、母亲，两个异母哥哥，后来，又加上一个小妹妹，叫米珠丽。
  我对父亲最初且清晰的记忆是，有一次，我穿过一堆堆的报纸，来到父亲的跟前。那时，他独自一个人举着一大张纸肥脸都遮住了。我完全不知道父亲在干什么，于是学着他的模样，也举起一张纸，戴起他的眼镜，以为这样就可以知道了。多年以后，我才了解，那些纸都是报纸，父亲是报纸的编辑。
  父亲性格温和，仁慈而宽厚，非常热爱这个家庭。除了打猎的季节外，他很少离开我们。据家人描述，他是个好猎人和神枪手。除了家人，他的最爱就是狗和猎枪。他非常好客，几乎有些过分，每次回家都要带回一两个客人。
  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种植花园。家人说，父亲栽种的西瓜和草莓是全村最好的。他总是把最先成熟的葡萄和最好的草萄给我品尝。也常常领着我在瓜田和果林中散步，抚摸着我，让我快乐。此情此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父亲还是讲故事的能手，在我学会了写字之后，他就把发生的许多有趣的事情，用我学会的字，写在我的手掌上，引得我快乐地大笑起来。而最令他高兴的事，莫过于听我复述他讲过的那些故事。
  1896年，我在北方度假，享受恰人的夏天，突然传来了父亲逝世的消息。他得病时间不长，一阵急性发作之后，很快就去世了。这是我第一次尝到死别的悲痛滋味，也是我对死亡的最初认识。
  应当怎样来描述我的母亲呢？她是那样的宠爱我，反而使我无从说起她。
  从出生到现在，我拥有父母之爱，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直到妹妹米珠丽加入到这个家庭中来，我的心开始不平静起来，满怀嫉妒。她坐在母亲的膝上，占去了我的位置，母亲的时间和对我的关心似乎也都被她夺走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我觉得不仅是母爱受到分割，而且受了极大的侮辱。
  那时，我有一个心爱的洋娃娃，我把它取名叫“南酋”。它是我溺爱和脾气发作时的牺牲品，浑身被磨得一塌糊涂。我常把她放在摇篮里，学着母亲的样子安抚她。我爱她胜过任何会眨眼、会说话的洋娃娃。有一天，我发现妹妹正舒舒服服地睡在摇篮里。那时，我正嫉妒她夺走了母爱，又怎么能够容忍她睡在我心爱的“南茜”的摇篮里呢？我不禁勃然大怒，愤然冲过去，用力把摇篮推翻。要不是母亲及时赶来接住，妹妹恐怕会摔死的。这时我已又育又聋，处于双重孤独之中，当然不能领略亲热的语言和怜爱的行为以及伙伴之间所产生的感情。后来，我懂事之后，享受到了人类的幸福，米珠丽和我之间变得心心相应，手拉着手到处游逛，尽管她看不懂我的手语，我也听不见她呀呀的童音。
  希望
  随着年龄的增长，希望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表达出来的愿望更加强烈。几种单调的手势，也越发不敷应用了。每次手语无法让别人了解我的意思时，我都要大发脾气。仿佛觉得有许多看不见的魔爪在紧紧地抓着我，我拼命地想挣脱它们，烈火在胸中燃烧，却又无法表达出来，只好疯狂地踢打、哭闹，在地上翻滚、吼叫，直到精疲力竭。
  母亲若在旁边，我就会一头扑在她怀里，悲痛欲绝，甚至连为何发脾气都给忘了。日子越来越难敖，表达思想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以至每天都要发脾气，有时甚至每隔一小时就闹一次。
  父母亲忧心如焚，却又手足无措。在我们居住的塔斯甘比亚镇附近根本没有聋哑学校，而且也几乎没有人愿意到如此偏僻的地方，来教一个又盲又聋又哑的孩子。当时，大家都怀疑，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受教育吗？然而母亲从阅读狄更斯的《美国札记》中看到了一线希望。
  狄更斯在《美国札记》一书中提到一个又聋又盲又哑的少女——萝拉，经由郝博士的教导，学有所成。然而，当母亲得知那位发明教育盲聋人方法的郝博士已经逝世多年，他的方法也许已经失传时，苦恼极了。郝博士是否有传人？如果有，他们愿意到亚拉巴马州这个偏远的小镇来教我吗？
  6　岁时，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著名的眼科大夫，治好了好几个盲人。父母立即决定带我去那里治眼睛。
  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在火车上我交了很多朋友。一位妇女送给我一盒贝壳，父亲把这些贝壳穿孔，让我用线一个一个串起来。很长一段时间，这些贝壳带给我无限的快乐和满足。列车员和蔼可亲，他每次来查票或检票时，我可以拉着他的衣角。他会让我玩他检票的剪子，那时，我就趴在座位的一角，把一些零碎的卡片打些小孔，玩几小时，也不厌倦。
  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个大娃娃，可是却没有眼睛、耳朵。嘴巴、鼻子。这么个临时拼凑的玩意儿，即使孩子的想像力，也说不出那张脸是个什么样子。而没有眼睛，对我而言是一个莫大打击，我坚持让每个人想办法，可是最终还是没有人能为布娃娃加上眼睛。我灵机一动，溜下座位，找到姑母缀着大珠子的披肩，扯下两颗，指给姑母看，让她缝在洋娃娃的脸上。姑母拉着我的手去摸她的眼睛，核实我的用意。我使劲地点头。她缝上了珠子，让我兴奋不已。但没多久，我便对布娃娃失去了兴趣。
  整个旅途中，吸引我的事层出不穷，我忙个停，一次脾气也没有发。
  到了巴尔的摩后，我们直接来到齐夏姆医生的诊所，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检查一番后，他表示无能为力，不过他鼓励我们，说我可以接受教育，并建议父亲带我去华盛顿找亚历山大·贝尔博士，说他也许会给我们提供有关聋哑儿童学校以及师资的资料。依照齐夏姆医生的建议，全家人又立刻启程去华盛顿。一路上，父母愁肠满腹，顾虑重重，而我却毫无党察，只是感到来来往往，到处旅行好玩极了。
  那时，虽然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但我一同贝尔博士接触，就感到了他的温厚和热情。他把我抱在膝上，让我玩弄他的表。他让手表响起来，让我可以感觉表的震动。博士医术高明，懂得我的手势，我立刻喜欢上了他。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次会面竟会成为我生命的转折点，成为我开启生命，从黑暗走向光明，由孤独到充满温情，并拥有了开启知识的钥匙。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写信给波士顿柏金斯学校校长安纳诺斯先生，请她为我物色一位启蒙老师。柏金斯学校是《美国札记》中郝博士为盲、聋、哑人孜孜不倦工作的地方。
  父亲立刻发了信。几个星期后就接到了热情的回信，告诉我们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教师已经找到了。这是1886年夏天的事，但等到莎莉文小姐来到我们家时，已经是第二年的3　月了。
  就这样，我走出了埃及，站在了西奈山的面前。一时灵感遍遍我的全身，眼前展现出无数奇景。从这座圣山上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知识给人以爱，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智慧。”
  再塑生命的人
  老师安妮·莎莉文来到我家的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这是1887年3　月3　日，当时我才6　岁零9　个月。回想此前和此后截然不同的生活，我不能不感叹万分。
  那天下午，我默默地站在走廊上。从母亲的手势以及家人匆匆忙忙的样子，猜想一定有什么不寻常的事要发生。因此，我安静地走到门口，站在台阶上等待着。
  下午的阳光穿透遮满阳台的金银花叶子，照射到我仰着的脸上。我的手指搓捻着花叶，抚弄着那些为迎接南方春天而绽开的花朵。我不知道未来将有什么奇迹会发生，当时的我，经过数个星期的愤怒、苦恼，已经疲倦不堪了。
  朋友，你可曾在茫茫大雾中航行过，在雾中神情紧张地驾驶着一条大船，小心翼翼地缓慢地向对岸驶去？你的心怦怦直跳，惟恐意外发生。在未受教育之前，我正像大雾中的航船，既没有指南针也没有探测仪，无从知道海港已经非常临近。我心里无声地呼喊着：“光明！光明！快给我光明！”恰恰正在此时，爱的光明照在了我的身上。
  我觉得有脚步向我走来，以为是母亲，我立刻伸出双手。一个人握住了我的手，把我紧紧地抱在怀中。我似乎能感觉得到，她就是那个来对我启示世间的真理、给我深切的爱的人，——安妮·莎莉文老师。
  第二天早晨，莎莉文老师带我到她的房间，给了我一个洋娃娃。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柏金斯盲入学校的学生赠送的。衣服是由年老的萝拉亲手缝制的。我玩了一会儿洋娃娃，莎莉文小姐拉起我的手，在手掌上慢慢地拼写“DOLL”这个词，这个举动让我对手指游戏产生了兴趣，并且模仿在她手上画。当我最后能正确地拼写这个词时，我自豪极了，高兴得脸都涨红了，立即跑下楼去，找到母亲，拼写给她看。
  我并不知道这就是在写字，甚至也不知道世界上有文字这种东西。我不过是依样画葫芦模仿莎莉文老师的动作而已。从此以后，以这种不求甚解的方式，我学会了拼写“针”（PIN　）、“杯子”（CUP　）、以及“坐”（SIT　）、“站”（SfAND）、“行”（WALK）这些词。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名字，是在老师教了我几个星期以后，我才领悟到的。
  有一天，莎莉文小姐给我一个更大的新洋娃娃，同时也把原来那个布娃娃拿来放在我的膝上，然后在我手上拼写“DOLL”这个词，用意在于告诉我这个大的布娃娃和小布娃娃一样都叫做“DOLL”。
  这天上午，我和莎莉文老师为“杯”和“水”这两个字发生了争执。她想让我懂得“杯”是“杯”，“水”是“水”，而我却把两者混为一谈，“杯”也是“水”，“水”也是“杯”。她没有办法，只好暂时丢开这个问题，重新练习布娃娃“DOL［，”这个词。我实在有些不耐烦了，抓起新洋娃娃就往地上摔，把它摔碎了，心中觉得特别痛快。发这种脾气，我既不惭愧，也不悔恨，我对洋娃娃并没有爱。在我的那个寂静而又黑暗的世界里，根本就不会有温柔和同情。莎莉文小姐把可怜的洋娃娃的碎布扫到炉子边，然后把我的帽子递给我，我知道又可以到外面暖和的阳光里去了。
  我们沿着小路散步到井房，房顶上盛开的金银花芬芳扑鼻。莎莉文老师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