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句上承春风，写的仍是风中情景，风中之柳，才更能显出枝条之软。句中叠用两个“于”字，接连比况，更加突出了“软”和“嫩”，而且使节奏轻快流动，与诗中欣喜赞美之情非常协调。这两句把垂柳的勃勃生机，秀色照人，轻盈袅娜，写得极生动。《唐宋诗醇》称此诗“风致翩翩”，颇为肯綮。
  这样美好的一株垂柳，理应受到人们的欣赏，为人珍爱；但诗人笔锋一转，写的却是它荒凉冷落的处境。诗于第三句才交代垂柳生长之地，有意给人以突兀之感，在诗意转折处加重特写，以强调垂柳之不得其地。“西角”为背阳阴寒之地，“荒园”表明人迹罕至，生长在这样的场所，垂柳再好，又有谁来欣赏呢？只好终日寂寞了。反过来说，那些不如此柳的俗木凡枝，因为生得其地，却倍受称赞，为人爱惜。
  诗人对垂柳表达了深深的不平与惋惜。这里的孤寂落寞，同前两句所写的动人风姿，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对比越是强烈，越是突出了感叹的程度。
  这首咏物诗，抒发了对永丰柳的痛惜之情，实际上抒发对当时政治腐败、人才埋没的感慨。白居易生活的时期，由于朋党斗争激烈，不少有才能的人都受到排挤或闲弃。诗人自己，也为避祸全身，自请外放，长期远离京城。此诗所写，亦当含有诗人自己的身世感慨在内。
  此诗将咏物和寓意熔于一体，不着一丝痕迹。全诗明白晓畅，有如民歌，加之描写生动传神，当时就“　遍流京都”。后来苏轼作《洞仙歌》词咏柳，有“　永丰坊那畔，尽日无人，谁见金丝弄晴昼”之句，化用此诗，读来仍然令人有无限低回之感，足见其艺术力量感人至深了。
  白云泉
  白居易
  天平山上白云泉，
  云自无心水自闲。
  何必奔冲山下去，
  更添波浪向人间！
  白居易诗鉴赏
  “天平山上白云泉”，起句即点出吴中的奇山丽水、风景形胜的精华所在。天平山在苏州市西二十里。“此山在吴中最为崷崪高耸，一峰端正特立”，“　巍然特出，群峰拱揖”，　岩石峻峭。山上青松郁郁葱葱。山腰依崖建有亭，“亭侧清泉，泠泠不竭，所谓白云泉也”，号称“吴中第一水”，泉水清冽而晶莹，“自白乐天题以绝句”，“名遂显于世”。
  然而，这一奇山秀水的优美景色在诗人眼帘中却是：“云自无心水自闲”。白云闲逸地随风飘荡，舒卷自如，无牵无挂；泉水淙淙，自由流淌，从容自得。
  诗人无意描绘天平山的巍峨高耸和吴中第一水的清澄透澈，却着力刻划“云无心以出岫”的境界，表现白云坦荡淡泊的胸怀和泉水清静雅致的神态。句中连用两个“自字，”突出强调云水的自由自在，自得自乐，逍遥而惬意。这里移情入景，景中寓情，“云自无心水自闲”，实为诗人思想感情的自我写照。
  唐敬宗宝历元年（　825）至二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期间，政务十分繁忙琐碎，“清旦方堆案，黄昏·3636·《唐诗鉴赏大典》
  始退公。可怜朝暮景，消在两衙中”（《秋寄微之十二韵》），颇受拘束。面对闲适的白云与泉水，想到自己“心为形役”的情状，不禁产生羡慕的心情，一种清静无为、与世无争的思想便油然而生：“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问清清的白云泉水，何必向山下奔腾飞泻而去，给纷扰的人世增添波折！自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贬官江州司马后，济世的抱负和斗争的锐气渐渐减少，而“知足保和”、独善其身的思想却越来越强。在苏州刺史任上，他深深感到“公私颇多事，衰惫殊少欢。迎送宾客懒，鞭笞黎庶难”（《自咏》），渴望能早日摆脱凡俗之世的纷扰。结尾两句流露出“既无可恋者，何以不休官”的情绪，突出反映了诗人随遇而安、出世归隐的思想，展现了诗人后期人生观的一个侧面。
  这首七绝犹如一幅线条明快简洁的淡墨山水图。
  诗人并不注重用浓墨重彩描绘天平山上的风光，而是着意摹画白云与泉水的神态，赋予它们人的性格，使它充满生机、活力，点染着诗人自己闲逸的感情，给人一种饶有风趣的清新感。诗人写景寓志，以云水的逍遥自由比喻恬淡的胸怀与闲适的心情；用泉水激起的自然波浪象征社会风浪，“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言浅旨远，意在象外，寄托深厚，理趣盎然。诗的风格平淡浑朴，清代田雯谓“乐天诗极清浅可爱，往往以眼前事为见得语，皆他人所未发。”（《古欢堂集》）这首七绝正体现了这一特征。
  江楼月
  白居易
  嘉陵江曲曲江迟，
  明月虽同人别离。
  一宵光景潜相忆，
  两地阴晴远不知。
  谁料江边怀我夜，
  正当池畔望君时。
  今朝共语方同悔，
  不解多情先寄诗。
  白居易诗鉴赏
  这是白居易《酬和元九东川路诗》十二首中的第五首，是给奉使东川的元稹的一首赠答诗。白居易与元稹自贞元十八年结交后曾同为校书郎，元和元年又同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旧唐书·白居易传》），并先后任左拾遗，交情笃厚。元和四年二月，元稹除监察御史，三月七日，奉命赴东川按狱，弹劾故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违法加税，在往来途中，创作了组诗《使东川》，其中有一首《江楼月》，原诗如下：
  嘉陵江岸驿中楼，
  江在楼前月在空。
  月色满床兼满地，
  江声如鼓复如风。
  诚知远近皆三五，
  但恐阴晴有异同。
  万一帝乡还洁白，
  江人潜傍杏园东。
  时值阴历十五，元稹独自在嘉陵江岸驿楼中，夜见一轮圆月，遥想起与长安诸友在曲江池畔同步赏月的情景，于是写了这首七律，寄赠白居易，以表达他的怀念之情。白居易即以《江楼月》的原题作诗酬和。
  该诗首联起势不凡，“嘉陵江曲曲江迟”，开门见山地点出两人所处的地点，元在剑南（今四川）的嘉陵江岸，白在国都长安的曲江池畔。因嘉陵江曲曲折折地流经剑南东川境内，诗人以此指代元稹；而白居易此时在长安任翰林学士兼左拾遗，家住曲江池附近，据元稹《江楼月》载：“嘉川驿望月，忆杓直、乐天、知退、拒非、顺之数贤，居近曲江，闲夜多同步月。”由此可知诗中的曲江，即指长安东南的曲江池，池面七里，池水曲折，因称曲江。两岸宫殿连绵，楼阁起伏，垂柳如云，景色绮丽动人，是当时长安第一胜景，也是白居易与元稹同登进士后皇帝赐宴和经常闲步赏月的地方。诗人特意用地名入诗，并用“曲”和“迟”两个字，既形象地绘出嘉陵江和曲江的纡回绵长之状，又借嘉陵江至曲江池的曲折回远，隐喻两人相距遥远，并为颔联“两地阴晴远不知”埋下伏笔。正因为两人相距遥远，以致“明月虽同人别离”，承接得十分自然。颔联由明月生发开来，明月的阴晴圆缺，是人间悲欢离合的象征。所以当诗人独自漫步曲江池畔，忽见明月高悬，却不能与挚友同游共赏，顿时触景生情，思绪万千，伤别之情便油然而起：“一宵光景潜相忆，两地阴晴远不知”。诗人忆起与元稹交游的件件往事，一幕幕在脑际展现，以致整夜难眠。“一宵”二字，好似点睛之笔，突出了诗人思念友人时间之长；一个“潜”字，也用得极妙，揭示了诗人思念之深，从而把白居易和元稹朴实、真挚的友情和盘托出。但因为两人相距遥远，各人的消息无法互代，这好比两地月有阴晴圆缺那样，不能知晓。就在这“远不知”的话语里，隐含着诗人对元稹政治前途的牵肠挂肚。元稹远赴东川弹劾严砺贪脏枉法之事，难免会遇到政治风险，不能不令挚友白居易的深为关注和担忧，正因此，诗人才彻夜不寐。后来的事实证明，白居易的担心并非多虑，当元稹劾奏了严砺等人的不法之事后，触犯了执政者，被命分司东台，不久又借处理河南尹房式事，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这虽是元和五年二月的事，但白居易的这种政治预感和对元稹的关切之心，元稹是心领神会的。正如诗人在《酬和元九东川路诗》的小序中所说：“十二篇皆因新境，追忆旧事，不能一一曲叙，但随而和之，唯予与元知之耳。”这种政治上的关切，也是元、白诚挚友谊的体现。
  上述两联是诗人“追忆旧事”，主要记叙两人别后的思念之情；后两联则表明诗人处于“新境”中对“　旧事”的看法。“谁料江边怀我夜，正当池畔望君时。”颈联可谓神来之笔，既转得自然，又用得贴切；既照应了原诗中元稹在嘉陵江岸驿楼中的思念，又写出了诗人在曲江池畔的盼望，形象地再现了两位诗人在月圆之夜凝思、吟赏、思友的动人情景，表达了元、白二人心心相印、推心置腹的友谊。“今朝共语方同悔，不解多情先寄诗。”尾联进一步表现双方思念之切和情谊之深，也是诗人通过寄诗抒怀交谈的亲身实践才悟出来的道理。两人相距遥远，友谊这样深，后悔没有更早寄诗抒怀，以免除两地相思之苦。
  并在这“共语”、“同悔”的倾诉中，包蕴着双方绵长的友谊与思念，真是感人至深。
  这首诗真率自然，不事雕饰，每句都融注着诗人对元稹发自肺腑的友情，而且情致曲尽。正如诗人自己所说的“巧在乎不违天真”（见《大巧若拙赋》），因而千百年来深深地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该诗对思念之情的描述，均从双方着笔，一种相思，两地离愁。这比元稹独诉己方的思念之苦，意境更为开阔，尤其是“谁料江边怀我夜，正当池畔望君时”的这种对句的运用，富于联想，富于诗情，似一根感情的红线，把远在千里之外的两位知友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人感到分外亲切。
  全诗情景交融，浑然天成，情景的描写都建立在真挚的友情和深切的思念的基础之上，看似在写江楼、池畔和明月，却字字饱含着诗人思念之情。宋人张镃在《谈乐天诗》中评论说：“诗到香山老，方无斧凿痕。”由此诗可窥见一斑。
  杏园中枣树
  白居易
  人言百果中，
  唯枣凡且鄙。
  皮皴似龟手，
  叶小如鼠耳。
  胡为不自知，
  生花此园里？
  岂宜遇攀玩，
  幸免遭伤毁。
  二月曲江头，
  杂英红旖旎；
  枣亦在其间，
  如嫫对西子。
  东风不择木，
  吹煦长未已。
  眼看欲合抱，
  得尽生生理。
  寄言游春客，
  乞君一回视；
  君爱绕指柔，
  从君怜柳杞；
  君求悦目艳，
  不敢争桃李；
  君若作大车，
  轮轴材须此。
  白居易诗鉴赏
  元和二年，白居易由盩厔县尉迁翰林学士。次年五月，授左拾遗。一时间，诗人似乎仕途通达，春风得意，大有知遇之感。同时，也自以为有了臣世济国，一展鸿图的机会。于是他终日“食不甘味，寝不遑安”，勉力于“有阙必谏，有违必陈”。以至任职一月，既“谏纸忽满箱。”然而，他的尽忠职守，直言敢谏，并不被统治者所欣赏。宪宗皇帝就对他深怀不满。同时，他的孤傲的性格，不畏豪强的激切言论，也深遭权贵的嫉恨。因此，他常常感到苦闷和孤寂。
  正如他在《长安正月十五》中写到的：“喧喧车骑帝王州，羁病无心逐胜游。明月春风三五夜，万人行乐一人愁。”从政愈久，他对黑暗的现实政治了解愈深，对权贵豪门专权，贤士才俊屈沉下僚的不合理现象就愈加不满：“悲哉为儒者，力学不知疲。读书眼欲暗，秉笔手生胝。十上方一第，成名常苦迟。”“沉沉朱门宅，中有乳臭儿。。。手不把书卷，身不擐戎衣。二十袭封爵，门承勋戚资。”（《悲哉行》）《杏园中枣树》这首诗大约就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写出的。
  “人言百果中，唯枣凡且鄙，皮皴似龟手，叶小如鼠耳。”一开始，诗人似乎只是客观地陈述了当时人们对枣树的普遍看法：“在各种果树中，唯有枣树平凡而又低贱，原因是它树皮裂，像冻裂的手，树叶细小，象老鼠的耳朵。”诗人以“龟手”的丑陋，鼠耳的猥琐来刻画枣树，描绘得很真实，也很形象，仿佛意在突出它的“凡”和“鄙”，引起读者对它的厌恶。前面冠以“人言”，就显得既不足信更值得怀疑。
  诗人巧妙地利用了读者的这种模糊的感觉，为最后的急转直下，凭空出奇作好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