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揽议和大权。但最后还是高宗拍板。绍兴十年（1140）议和成立之前，礼部冯时行召对，言议和不可信，至“引汉高祖分羹为谕”，高宗即以“朕不忍闻颦蹙而起。”（“秦桧传”）桧即刻“谪时行知万州”。又金国使臣来宋，要求所过州县俱“迎以臣礼”，至临安，又“欲帝待以客礼”。韩世忠大愤，凡四上疏力谏，且言“兵势重处，愿以身当之”，又说：“金诏喻江南为名是”暗致陛下归顺之义，此主辱臣死之时，愿效死战以决胜败，如其不克，委曲从之未晚”（“秦桧传”），高宗“一不许”、“再不许”。于是“中朝贤士，相继而去。”如此等等，都说明议和的主意确实出于高宗，秦桧是其得力的助手和主要帮凶。
  其实早在绍兴三年（1133）秦桧执政之前高宗就已正式派使臣与金国议和，可见高宗议和的主意是早就定了的。不过是由于主战派的激烈反对和金国的猖獗，才逼使他采取“且守且和”的策略。
  但说秦桧只是“逢迎其君，以为容悦，以固恩宠”才主张议和，笔者则以为不尽然，照上面《宋史》的记载，确实多少含有此意。但纵观秦桧整个主和的历史过程，其主和的意向，並非他任宰辅之后，窥见高宗有议和之意才“逢迎其君”的。而是他自从行金国之时就已立下此意，他之所以能从金太宗之弟挞懒身边带家眷仆婢回归南宋，正是如前面所提到的“盖桧在金廷首倡和议，故挞懒纵之，使之也”。回归宋廷时，高宗召见，先一日，帝命见宰执，桧首言“如欲天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又“首奏所草与挞懒求和书”（“秦桧传”）。所以实际他是金国安插入宋廷的内奸。议和是金国当时的最低要求。
  又绍兴二年（1132），他向高宗再陈二策，坚持以淮河以北割给金国，中原地区归让刘豫，南宋只辖淮南。说明议和是秦桧的一贯主张，未见得是他回宋廷窥见高宗有议和之意才逢迎其君。
  总之，就议和本身说，可以说高宗和秦桧是不谋而合，没有谁蛊惑谁的问题，但从责任上说，高宗应负主要责任，而秦桧则起了极大的推波助澜作用，甚至还应负参与决策的责任。所以陆容说他“罪固无所逃”也是正确的。
  至于何以“天下后世，专罪秦桧”，这也不是没有来由的。秦桧在兜售议和的过程中，耍尽阴谋诡计，卑痞毒辣的手段，他先后为议和而逐赵鼎、竄张浚，特别以“莫项有”的罪名杀害岳飞父子。就已使天下后世愤不能平。为进一步揭露他何以为后人所责怪，要他承担主要责任，我们摘录《宋史》“高宗纪”和“秦桧传”中几则记载，以为佐证，据以上二个“纪”、“传”记载，反对议和的大小官员有名有姓的就有32名（不计赵鼎、张浚、韩世忠和岳飞）。其中殿中侍御史黄龟年是最早（绍兴三年）劾秦桧主议和的，但最后的结果是被司谏“希桧意，劾龟年附丽匪人，晋绅不齿，落职本贯居住。”
  兵部尚书枢密副使王庶以“抵议和，乞诛金使，与桧尤不合，桧尤恨庶”，于是“以故出之”。
  枢密院编修胡铨上疏“请斩桧与王伦以谢天下”。引起“上下汹汹，”桧“谬为解救，卒械送铨，贬昭州”。陈刚中以小书信贺铨，桧大怒，“送刚中吏部，差知赣州安远县，当时安远地恶瘴深，谚语有“龙南安远，一去不转”的说法，意思是去安远必死无疑，刚中果然死于安远。
  冯时行因召对时说“和议不可信”被秦桧谪知万州“寻亦抵罪。”
  礼部侍郎张九成不附议和，“桧诱之曰：且成桧此事，九成曰：九成胡为异议，特不可以苟安耳，桧曰：入朝须优游委曲”九成拒绝。秦桧“甚恶之”，把九成谪导邵州，不久，又恐九成议论他什么，令司谏詹大方论九成与宗杲“谤讪朝政谪居南安军。”
  大臣曾开入见秦桧，对秦桧说：“今日当论存亡，不当论安危。”秦桧惊愕，立即把曾开逐出。
  秘书省正宗汪应臣，樊光远，沣州推官韩　，临安府司户参军毛叔庆皆认为金人叵测，秦桧———加以黜责，而把韩　贬循州。
  仅从以上几条事例，就可见秦桧对反对议和者所采用的手段：或诬其“附丽匪人”而“以故出之”。或先“谬为解救”而“卒械送”或“先诱之”，不成则“谪之”或先“谪之”后“抵罪”。或“逐出之”、或“黜责”而又贬之。中书舍人勾龙如渊附和秦桧，把一切反对议和的言论都诬为“邪说”，抗言于秦桧，说“邪说横起，胡不择台官击之去”？桧遂“奏如渊为御史中丞”。如此种种，道地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极尽奸滑之能事。这就是“天下后世，专罪秦桧”的一大原因。
  绍兴十年（1140），金国果然单方面撕毁盟约。分兵四路入侵南宋。兀术入东京，葛王褎取南京，李成取西京，撤离喝取永兴军。河南诸郡相继沦陷、宋高宗此刻才“大怪，下诏罪状兀术”。议和之说至此已经撤底破产，反议和派的忠言也已完全实现。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主战派奋起抗击，当时的战况是：张俊克毫州、魏胜克海州，岳飞克郾城，且“几获兀术”。张浚战胜于长安，韩世忠胜于泇口镇。诸将所向皆奏捷。高宗此时若有恢复中原之志，理应鼓励诸将乘胜追击，然而这个置国仇家恨于度外，力主议和的昏君，却一任秦桧倒行逆施，在秦桧力主班师的全力鼓动下，“九月，诏岳飞还行在（杨）沂中还镇江，（刘）光世还池州，（刘）锜还太平。”致岳飞闻诏“旗靡辙乱”，而岳飞则“口呿不能合”。于是淮河一带、宁州、蔡州、郑州“复为金人所有”。而秦桧则“以明堂恩封莘国公”。这二个议和头子在投降路线上再一次一唱一拍，弹冠相庆。
  这还不够，请再看下一段：
  绍兴十一年（1141）兀术再次大举入侵，先取寿春，次入庐州。诸将邵隆、王德、关师古连战皆捷，杨沂中战拓，又破之。此时的秦桧再一次倒行逆施，忽然传谕给杨沂中及张浚，令其迅速班师。致韩世忠闻讯“止濠州不进”，刘锜闻讯“弃寿春而归”，而从此，诸将皆不再出兵。秦桧却还嫌不足，认为诸将抗战终归是议和的障碍，于是下决心“尽收诸将兵权”，密奏高宗，召韩进忠、张俊岳飞：大将回朝，名为“论功行赏”，实是缴回他们的兵权。这是最阴险的一招。同年十月，秦桧立即“兴岳飞狱”，十二月杀岳飞于风波亭。“秦桧传”对秦桧何以必欲杀岳飞，只有短短的这么几句：“桧以飞屡言和议失计，且尝奏请定国本，俱与桧大异，必欲杀之”。但已足说明他的毒辣。
  很清楚，秦桧这个一味屈膝求和，卖国求荣的奸臣，不论主战派如何舍生忘死，取得何等辉煌的大好形势，他都非把它葬送不可。这又是“天下后世专罪秦桧”的另一重要原因。———当然，实际上如果没有高宗这个总后的支持，秦桧是不可能有如此肆无忌惮欲所欲为的，还必须指出，历史正告我们，假使没有主战派给兀术一再重创，兀术是不可能让步签订和约的，南宋也必亡无疑。尔时，高宗、秦桧就连屈膝求和“行屈已之礼”的本钱都没有！
  陆容此论影响到四、五十年后，文徽明（1470…1559）对杀害岳飞的元凶也提出异议。文徽明于嘉靖九年十二月二日，（1530年12月21日）写了一首《满江红》，全文如下：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
  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此词后人刻之于石碑，立于杭州西湖岳王庙，至今犹存。
  文徽明明确指出杀岳飞的元凶是高宗，不是领略高宗的意图秦桧，秦桧也只是领略高宗的意图，而高宗所以要议和，并不是“不念中原蹙”，“不惜徽钦辱”，而是怕“徽钦既还，此身何属”，也就是保皇帝位的问题。因此他宁愿屈膝求和，反“怕中原复”。此说更进一步揭露高宗“无复仇雪耻之志”和“置君父仇于度外。”也一反历来的传统看法，即专罪秦桧。对文徽明此论，我们将另文专题讨论。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郑国权主编：《泉州传统戏曲丛书》第二卷“梨园戏？小梨园剧园”下；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
  ＇2＇《改良御前清曲》。厦门：厦门会文书社印行；民国十八年（1929）。
  ＇3＇朱天顺。《妈祖信仰的起源及其在宋代的传播》。《厦门大学学报》1986，第2期。
  ＇4＇吴幼雄、黄伟民、陈桂炳主编：《泉州史迹研究》第九章“天后宫”。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8。
  ＇5＇金秋鹏。《迄今发现最早的郑和下西洋船队图象资料…〈天妃宫〉卷首插图》。《中国科学技术史料》第21卷，第1期2000，北京。
  ＇6＇《宋史》“列传”第124“岳飞传”。《二十五史》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7＇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九“园面”、卷十三“铺席”；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