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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迪嚼着嘴里的茶叶，面无表情地接着说：你在临走之前，难道真的不知道过江那种事情，即便侥幸成功了，也会牵连很多人，造成严重后果的么？
  我……我当时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怎样才能过江……
  杜仲喃喃说着，颓然垂下头去。他觉得脑子里有一粒炮弹正在爆炸，身体迸裂成无数的碎片，血肉横飞地弹开去了。
  只有经历过1971年隆冬的那个漆黑的风雪之夜，才会知道世上的地狱究竟在哪里。但20岁的杜仲已经懂得，比地狱更恐怖的地方是人间。他知道自己的面前，只剩下地狱那一条通道了，他惟有从地狱中穿过去，前方才会有一丝亮光。若是在地狱里坠落，只是坠落在地狱的深处，他看不出来地狱与地狱深处有什么区别。
  那天半夜，杜仲临出发前，抱定了从容赴死的决心。与其生不如死，死亡何惧之有？他甚至希望在穿越那片茫茫雪原的无人地带时，能挨上一粒不知何方射来的枪弹，使他的生命在瞬间结束，也将他的全部痛苦彻底终止。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对痛苦过于敏感的人，所以他才会无法忍受眼前的生活。而选择这样的方式去死，正符合他内心对于自由与尊严的渴望。那种凛然与高傲的性格植根于他的少年时代，更准确地说，来自于他所读过的十八九世纪的欧洲文学作品。遗憾的是，决斗只能确定一个对手，而在他面前，似乎人人都是对手又都不是，太多的对手恰恰意味着没有对手，没有对手就意味着他的“敌人”是“大象无形”或是高不可攀的。经过长达几个月的反复思虑，杜仲最后把“对手”这个位置，毅然留给了自己。
  孟迪如果了解自己当时的真实处境，他就该懂得，那个冬天杜仲是非走不可的。
  那是杜仲父母被隔离审查的第四个年头，杜仲仍然看不到双亲有一天能获释回家的可能。他写给一位朋友的信，又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冬闲时节，他以去北安看病的借口请了几天假，从黑龙江边一路逃票扒车回了一趟H城。他下乡前，已将妹妹送往江苏老家的亲戚家抚养。杜仲借住在一个要好的同学家，一连在城里转了好些天，却得不到有关父母的任何音信。曾给他的童年少年时代带来欢乐的那栋小楼，底层已搬进了新的人家，他们一家所居住的二楼，每个房间门上都贴着封条，封条已变得破烂不堪，在阴冷的穿堂风中，如同一只只黑色的蝙蝠扇动着翅膀……
  一夜之间风云逆转
  1967年，是少年杜仲厄运的起始。一夜之间风云逆转，不断往纵深发展的运动终于波及到了杜仲的家庭。父母留苏期间与“苏修”的关系，还有许多杜仲所无法确切得知的“历史疑点”，都被红卫兵视为如获至宝的辉煌战果。父母曾在抗战胜利后被派往苏联学习与工作，1953年回国，带回了留苏的成果之一——在莫斯科市出生的杜仲，小名德鲁卡。父母回国后即被派往H城工作，均任省厅局领导干部。“文革”开始之前，杜仲一家的生活风平浪静，即便父母的头上早已有阴影笼罩，快乐的小德鲁卡也是感觉不到的。但如今那一切都已随着父母的消失而不复存在，杜仲被迫摘下红卫兵袖章，赶出那栋小楼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一只被啄光了羽毛从高空坠落的麻雀。
  杜仲选择了逃离H城作为惟一的出路，走得越远越好。他已经不记得自己当初为什么如此坚定地选择去黑龙江。时隔几十年，他仍然要辩解说那绝非预谋，而只能说是一种宿命。事实上，他报名去边境上那个叫呼玛的地方，很费了一番周折，在当时他那样“出身”的人，本是没有资格去“反修前线”的。他为此甚至写了血书。幸而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高一“战友”，时任奔赴三江的知青头头。火车开动的时候，杜仲看着伸出车窗外挥动的那一只只草绿色的胳膊，心想自己也许是这一列长长的火车中，一条政审不合格的漏网之鱼。
  辽阔而丰饶的北大荒，以纯净的雪原和碧绿的田野，抚慰着他受伤的心灵。汗水无法洗刷耻辱，但至少能够证明改造的决心。大雪一场接着一场，阻断了通往外界的道路。杜仲一次次顶着风雪，步行几十公里到公社邮局去，企盼着会有一封H城的来信，带来有关父母的消息。也许在他的心底，更希望收到的是楚小溪的回信。他自从到达呼玛后，就开始不间断地给楚小溪写信。开始是寄往H城，后来楚小溪也到了北大荒，他的信就寄往万山农场的那个连队。他的信总是写得很长，至今他还记得，刚到呼玛的时候，他在信中怎样给楚小溪描绘黑龙江边的生活。他告诉她，“呼玛”在达斡尔语中，是高山峡谷不见阳光的激流的意思，这地方冬天最冷时可达到零下52度；在“文革”前，边民可以到江中心的岛上去放牧，开了春儿把牛羊往岛上一赶，岛上草肥水美，到了秋天再把牛羊赶回来，就增加了好几十只了。这儿的边民大多是当年闯关东的山东人，所以从江那边嫁过来的俄国女人，个个都会说山东话。都说喝了黑龙江的水，头发黄鼻子大，所以这里的人长得都像混血儿。那些混血儿因为长着一付修正主义面孔，所以不准入党参军不准当民兵。黑龙江里有许多种江鱼，俗称三花五罗，据说肉质鲜美细嫩，不过他至今还未吃到；鳇鱼籽号称黑珍珠，金红色的大马哈鱼籽每一粒都像玛瑙。在一个叫西岗子的地方，埋了几千名牺牲的苏联红军，附近有一座冒烟的活火山，夜里有红色的火星闪烁……可惜这些都是听人说的，他什么也没有亲眼见过。他每天的生活除了劳动还是劳动，除了学习就是学习，他很想到江边去看看，到了夏天，据说连江对岸钓鱼人的草帽，还有漂亮的斑点狗身上的斑点，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刚开始的时候，楚小溪还常给他回信。奇怪的是，小溪对他讲的那些好玩的事，好像一点都不感兴趣。她的回信总是在讲学大寨和大会战什么的，讲她们连队火热的生活，开荒、除草、麦收，怎样一次又一次胜利完成了任务。杜仲觉得小溪的信写得空洞无物，她的信上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农业劳动使我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了脚踏实地的劳动者，但世界观的改造还不够彻底。”“我们种的是普通庄稼，但收获的将是反修硕果。”……杜仲心想，一个“文革”开始时刚念完初一的女孩，也敢称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么？他盼她的信又怕收到她的信。他若是在信上流露出一点儿低沉的情绪，小溪的回信就会用严肃的口气“批判”他，要他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于是他只能在回信中据理力争。“猫冬”的农闲时节，他将大量的业余时间用来写信，他希望能说服楚小溪懂得自己。信写得越来越长也越来越激烈，这样做的结果，楚小溪的回信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信也越来越短了……
  但是杜仲还是盼着楚小溪的信。同去的知青中，那个惟一的哥们儿已调到整建党工作组，周围没有一个人能谈得来的。他需要有一个人能听他说话，何况是楚小溪那么一个单纯无邪的女孩，曾经在他最艰难的日子里，给予过他温暖与友情的人。
  杜仲一次次往返于村子和公社之间。茫茫雪原，一根细弱的蒿草在雪地上摇晃，随时都会被风雪折断。公社的高音喇叭在寂静的旷野上尖叫，但整个世界都好像已经死去了。
  等待是如此漫长，他没有等来父母和楚小溪的音信，却得知那个高一“战友”即将去当兵的“喜讯”。在这个遥远的边地，他这个惟一的哥们儿走后，杜仲开始变得烦躁和焦虑。下乡时从H城带来的一箱书，看了一遍又一遍，书皮已经翻烂，那本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他几乎已把第一章全背下来了。……不！他的情感早就冷却，他厌倦了上流社会的喧嚣……谁曾经生活，谁曾经思考，内心就不能不轻蔑世人；谁曾经感受，那逝去的岁月，就会用幻象来搅扰他们……我徘徊在海岸，等待晴天，招手向过往的船帆致意。迎着风暴，冲破波涛，沿着海上自由的通道，何时能开始我自由的航程……60年代中苏交恶，他64年进中学，学的是英语。学俄语纯粹是由于兴趣，自学加上父母辅导，到父母隔离审查之前，他已经可用简单的俄语对话。杜仲试着偷偷把那些诗翻译成俄文，以此来打发时间，到后来，他自己所译的俄文诗句，也能倒背如流了……
  深刻的自我检讨
  草绿了，草又黄了；下雪了，雪又化了。杜仲觉得自己的耐心已经到了尽头。
  他开始给军队的那个朋友写信，诉说自己的郁闷，还有一些幼稚的质疑。那些质疑不可能像后来他的军人哥们儿认为的那样，是受到了旁人的“教唆”和“影响”。那仅仅是杜仲本人发自内心的不满情绪，是与他自身命运相关的牢骚，还有书本和文学作品，在他体内残存的那些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情感。他在信中提出了许多难以解答的问题，求教于那位当年敢作敢为将他塞进车厢、带去反修前线的哥们儿。他完全没有想到，进入军队后的哥们儿已是今非昔比，正在迅速成长成熟。他在阅读了杜仲的来信后，产生了极大的担忧，他感到杜仲的想法很危险简直是太危险了，他必须拯救这一位在自己离开后，随即迷失了方向的战友。杜仲的信被果断地退回到公社，还附有军人要求公社党组织帮助杜仲的长信，言辞恳切，希望杜仲迷途知返。这封信对杜仲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不是因为公社与生产大队为此事召开的一系列批判会、也不是因为杜仲被迫写下的无数检讨书；而是因为，经历了几年来在险风恶浪中的颠簸，杜仲曾以为前方是有岸的，至少还有一条大船一直在与他同行。但此时他举目四望，茫茫的海面上，只剩下了他一个人。风高浪急，视线之内没有飞鸟没有岛屿，他的呼救没有回应；小船已经漏水，再来一个浪头船就会倾覆了。
  杜仲第一次真正感到了孤独，还有绝望。
  杜仲明白自己是走投无路了。这封被退回的信，足以断送他原本就已经十分渺茫的前途，他决不会再有转机和出路可言。
  尽管如此，他仍是认真而痛心地对自己信中的妄言，一遍一遍作出了深刻的自我检讨，颤抖的钢笔在他的中指上嵌下了硬币样的茧子。元旦即将来临时，他的脊背上长出了一个通红的痈疽，然后是持续的发烧。那时知青们都已准备回H城探家，大家都没心思再对他穷追猛打，公社革委会批准他去北安看病，他搭乘了一辆牛车再是“热特”再是长途汽车，在北安医院做了一个门诊手术，拿到病假条后，他跳上了开往H城方向的火车。
  1971年年初的一日，杜仲在H城旧居门口的封条前站了很久，他忍不住轻轻地晃动房门，竟发现尘封已久的门锁已经不那么结实。他转身而去，在一家僻静的杂货店买到了一把钳子和一个手电筒。那天晚上，他蹑手蹑脚地接近了自己曾经的家，然后顺利地破门而入。久无人居的房间里，浓重的霉味与灰尘的气息险些令他窒息。他并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他只是想来看看，看一眼而已。残破的家具中，也许还能找到一点什么有用的东西。手电筒微弱的亮光下，他的影子如鬼魂般无声地挪移，歪倒的衣架倾斜的柜子和满地的纸片，再次提醒着他的孤独与绝望。他在地板上疲倦地坐下来，一仰头，看见了墙上的那个镜框。
  很多年中，杜仲一直认为，那个晚上他无意之中的一瞥，好像有人从微光中伸来一只手，亲自将那个地方指点给他的。他始终无法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一下子就对那只镜框发生了强烈的好奇心。镜框如书本大小，浅灰色像是镀银的窄边框架，是父母当年从苏联带回来的，一直就挂在那里。也许由于其中镶嵌着一幅列宁的炭笔素描画像，镜框毫发无损，竟然未被人掳走。杜仲用衣袖擦去了玻璃上的浮灰，心想这也许是父母留给他的一件遗物了，便将镜框揣进怀里，而后悄然离去。
  第二天上午，在他借住的地方，同学的家人都已上班。他把镜框拿出来细细端详，觉得里面的画像有点歪斜。闲来无事，他用钳子将镜框背后的小钉子拔了，揭开背后薄薄的盖板，想把那张画像正一正——那一刻他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他在画像与盖板之间，发现了一张有些泛黄的硬纸，翻过来看，像是一份表格，上面有铅印的俄文。杜仲屏住了气，睁大了眼，开始阅读那些模糊不清的俄文字句。他出了一头大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