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杏草堂医案
  程祖培
  案一，桂枝别解
  李观达，邑之城内人，在吾乡南萌圩业屠。忆武昌起义前一年，岁次庚戍，余肆业广东陆军军医学堂，适暑假归乡，观达缠绵床第，群医束手，病在弥留。友人与余善者，谓余负笈羊桓有年，必能以奇方妙术，拯救沉疴。群邀往诊，一决生死。诊其脉象浮弱而虚，来去不整，头痛，发热，汗出，恶风，四证仍在，尤以恶风一证为甚。时当酷暑，犹衣棉袄，瑟缩之态，气息仅属，此乃太阳中风，寒邪已罢，标阳尚未归经之侯也。夫太阳初得病时，莫不现此四证，因中风而然，不因中风亦然，无如阳过于浮，尚未荣阴，阴阳不谐，归经奚自？亟当收回阳浮之热，即荣阴弱之汗，则头痛恶风等证自除。与桂枝汤一剂（桂枝，白芍，生姜各九钱，炙草六钱，大枣十二枚），其家人以余年轻，初颇顾虑，友辈谓余确有师承，劝令服之，服已，病愈过半，只馀头痛发热，病态不甚了了。余曰：未尽桂枝之长，仲师非云“当二三服“乎？再投两帖，元神渐复，调养十馀日，竟能举动如初。
  案二，麻黄利尿
  涌口乡，梁盛南先生，港商也。乃侄章成，因患脚气，返自香江，四肢瘫痪。医辈齐集，纷无定见，亟备舆来迎。患者面色青白，气逆上喘，小水不利，腿脚麻木不仁，脉象细小而浮，重按无力，此白虎历节重症，金匮以乌头汤主治，余用其方，重加麻黄五钱，群医哗然。余曰：麻黄发汗，夫谁不知，未加杏仁，汗源不启，小青龙治喘，所以去麻加杏者，恐麻杏合用和，发汗动喘耳。今本方君乌头以降麻黄，不用先煎，何至发汗，倘有不虞，余当负责。患者信服，知余成竹在胸，不复疑惧。果尽一剂，小水通调，略能舒动，麻木之状减轻。惟脚筋微疼，关节紧张，改用芍药甘草汤以荣阴血。方中白芍炙草，均用二两，连服八帖，应手取效。
  知行按：观此两案用药之分量，程老是得“陈大剂”之真传也！
  “博　爱”　鼓　励　我　家　学　西　医
  作者：程观树生前口述　杨悦生记录整理
  孙中山先生每次到美国檀香山的时候，都与广东的华侨，尤其是香山县的华侨聚会，宣传“博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主张三民主义，华侨们也赞成推翻满清，建立新的中国，我祖父程镜湖就是其中的一个。由于同是香山县南朗人，而且我祖母就是孙中山六妹孙秋绮（1871——1912）丈夫林喜智的妹妹，因此来往较为密切。
  有一次，当我祖父与孙中山谈起自己的儿子程祖培（我父亲，1889－1966）正在广州学习中医的时候，孙中山认为医者要有为大众服务的博爱精神，国家不但要有中医，而且还要有西医，以跟上世界之潮流，又认为祖国及家乡西医太少了，他希望祖父让儿子改学西医。
  那时代，家乡人对西医还不够理解，片面认为西医就是要打针、开刀。如果打错针、开错刀就会死人；同时怕西医药费昂贵，负担不了。私人开业的西医也怕因而“无生意”经济收入比不上中医而影响家庭收入，而且当时西药奇缺不容易采购，很难为病人配齐西药，也使西医开展治疗造成一定障碍。
  我祖父和林喜智分别把孙中山的意见转知我父亲。1909年，我父亲正考入广州陆军医学堂学习中医，是一年级学生，当听到孙中山这一意见后，我父亲便转考入“广州惠华医学专门学校”攻读西医，民国四年（1915年）毕业（现仍保存有毕业证书）。后来为什么我父亲又成为中山县名老中医师呢？因为他在陆军医学堂读中医时的教授陈伯檀是广州市“四大名医”（陈伯檀、赵学琴、黎庇留、陈月樵）之一，彼此相熟。陈伯檀刚开办了“广州中医夜学馆”，要求我父亲程祖培做助教，我父亲也乘此机会，既是助教又是学生，结果白天读西医、晚上读中医，同一时间毕业。
  民国六年（1917年），当孙中山先生知道我父亲学习情况和开业情况的时候高兴地说：“能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好，”在林喜智提议下，孙中山用宣纸写了一横匾：正中从右至左是“博爱”二字，右上角“祖培先生属”，左上角“民国六年”，左下角“孙文”，并盖上私章，叫林喜智代交我父亲收。听林喜智说：孙中山先生写这几个大字的时候，是在茶台前单腿跪下一挥而就的。
  后来，父亲回到家乡——香山县城石岐执业的时候，由于中药容易配给，而且价钱比较便宜，病人容易接受，而西药非常缺乏，价钱比中药高，为病人开了处方后往往要请单车仔（专业载客的单车工人）往澳门购买，颇为不便。所以，我高中毕业后也想学习中医，但当父亲讲述孙中山的希望后，我便考入广州光华医学院学习西医了，目前，我女儿、儿子也是做西医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