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马车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震颤一下，总会有许多乘客被颠出车厢，滚落到外面的尘土中，他们只有赶紧抓住纤绳，加入到拉车的人流中去。遭遇这样的命运自然是够悲惨的。但身处舒适的地位上的乘客也不见得感觉幸福。因为对莫测前途的担忧与随时可能降临的厄运的惧怕像影子一般跟在他们的身后。
  难道乘客们就只顾自己快活，明知自己的重量都压在那些流血流汗的劳苦大众屑上而不感到一丝的内疚吗？就因为自己拥有贿产，得到穷人的服务是理所当然，就无需对这些同类有一些同情之心吗？当然不是的。富人们也时常对拉车的穷人发一发表示怜悯的问候，特别是当马车经过一段艰难的道路时更有安抚的必要：当马车在沿一条陡峻的山坡向上爬时，许多拉车的人发出痛苦的呻吟，在饥饿的煎熬中，有人终于走到了体力的极限，脖子挂在纤绳上昏迷过去，身体被拖在烂泥里。这样的惨像时有发生，乘客们看了往往会表现出十分逼真的同情姿态。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拉车的人们喊话，为他们鼓劲，平息他们的不平与愤怒，告诉他们在未来的另一个世界里，他们今生的苦难会得到回报的；车上还有一些人捐钱为受伤的拉车者买疗伤药膏。
  每当马车磕磕碰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程后，车上的人们就都松了一口气——不仅是为了可怜的拉车者，而且也是为他们自己又躲过一次翻车的危险。
  有一个事实不容回避，即正是拉车人的惨状使乘客越发看重他们现有的位置、更加不顾一切地攥紧自己的位置，以防被摔出车外。假设，乘车的人们都敢肯定他们自己和亲友们都不会有从车上掉下去的可能，他们也许就不会费神去理会拉车的人们——最多偶尔参加一些慈善捐款活动而已。
  这样的社会形态在今天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们看来，其非人道的程度筘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有两件事实——两件十分奇怪的事实——也许可以为之作出部分解释。第一，那时候，除了拉车的劳苦大众和为数不多的乘客，绝大部分富人都抱着一种坚定的观念，认为社会的运转的方式历来如此，只此一种，别无它途。尽管社会分工不甚完美，但要改变它是不可能的。有些哲学家甚至警告说，不要妄费心思去进行补救性的改革。
  另一个事实更加奇怪了。在乘车的人们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种幻觉，他们觉得自己与拉车的人不是属于一类人，他们是上等人，天生的比拉车的人们要聪明、优秀，所以他们的位置理应就在车上。
  你们也许不能理解这种观念，但你们尽可以相信我，因为我自己曾经就是属于乘车者那一类，也有过那个阶层的人所共同的幻觉。最奇怪的莫过于那些刚刚从地上爬到车上时间不长的人，他们肩头被纤绳勒出的疤痕还没褪尽，就开始染上这种幻觉，生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来。这就难怪乎那些祖祖辈辈居于高位的人们对两种等级的划分深信不疑了。很明显，这种理论将他们发自本性的同情心推到了一种哲学的高度，退到可望不可及的距离。于是，这也成为唯一的理由，为我自己在那个年代的无动于衷，冷漠自私作解释。
  １８８７年，我正当三十岁，还没有结婚，不过已经与一位可爱的小姐有了婚姻之约。我的未婚妻，艾迪丝·巴特雷与我一样出身富有家庭，属于“乘车人”的阶层。在那个年代，金钱决定一切，一位年青姑娘只要出身富家，就不会缺少追求者。但我的艾迪丝除了富有，她本人长得十分美丽，而且气质高雅。
  女读者们也许对我的评价有些不以为然。你们会说，“她可能长得俊俏，但高雅大方未必就是她本人具有的气质。想一想，那些富家小姐穿的都是式样合时，做工精美的裙子，长长的裙裾拖在后面，佩带的首饰都是平常人家的姑娘所没有的。有了这样的装扮，任凭哪个姑娘都会显得优雅美丽的。”
  这一说法当然有道理。但我想解释一点，二十一世纪的姑娘懂得如何利用服饰将自己打扮得恰到好处，然而，她们的祖母和曾祖母辈当年也并不全是靠穿戴才显得美丽可爱的。没有一种服饰能够彻底掩盖一个人自身的缺点，塑造出一个与她本人气质毫不相干的形貌。
  我与艾迪丝的婚事当时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等我们的新房落成就举行婚礼，新家建在波士顿市内一个富有阶层聚居区。那个时候，人们选择一块合适的居住地不是考虑地理位置，而是要看周围居住的人。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聚居区。如果一个富人住在穷人聚居的地方，或者一个受教育的上等人与一群无知的穷人混居在一起，情况就好比陷于一群陌生人满怀嫉妒的目光包围之中，孤立无援。
  新房子在１８８５年开始施工，原计划可以在１８８６年的冬天交付使用。但工程一直拖到１８８７年春天尚未完成。我的结婚计划只有往后推迟。我们这对热恋的情人因此饱受相思煎熬之苦。造成施工拖延的原因是j场大规模的建筑行业工人罢工。泥瓦匠、木匠、油漆工、管道工以及其他与建筑有关的工人投入了这次统一的罢工运动。至于罢工的起因和导火线，我记不清了。我只知道在那个年代，各种各样的罢工几乎是家常便饭，人们都顾不上弄清每一场罢工的具体原因。自１８７３年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商业危机以来，罢工事件接连发生，最后遍及各个行业。然而，那些罢工大多有始无终，能坚持数月以上的便算是不同寻常了。
  读者朋友也许已经注意到j’那个罢工斗争风起云涌的年代正是产业革命之后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这场运动动摇直至最终推翻了旧制度，缔造了现代工业体系的模型。回顾这段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似乎是一目了然的，就是孩子也能够理解。然而生活在当时的人们毕竟当局者迷，看不到事态的发展会将社会引向何方。工人与资本家，雇员与雇主之间的矛盾激化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弥漫了整个劳工阶层。局势急剧恶化，工人们希望找到某种途径改变贫困现状的要求十分强烈。他们共同的愿望归结为一条，就是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居住条件以及增加受教育机会。然而，要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使全社会平均地享有较高的文明程度的愿望是无法买现的。绝大多数人对如何实现目标心中无数。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人站到众人的前头，表示能为大家指路，他很快便能赢得成群的追随者。可实际上，许多所谓的工人领袖胸中并无多少见识，也不可能为众人指明斗争的方向。
  虽然工人阶级的愿望都带有空想性质，但他们为此目标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并且付出了血的代价；工人阶级在斗争中表现出的团结精神足以表明他们的决心不可动摇，他们向往美好社会制度的心愿热切而真诚。
  至于这场“劳工动乱”的成果——“劳工动乱”是我所属的有产阶级对这场运动的称谓——有产者的看法分为两种：一种持乐观态度的人认为，工人们的愿望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因为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具备条件实现这些愿望。从整体来说，这个世界还太穷，所以工人的斗争是得不到报偿的。他们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要斗争的对象其实不是资产阶级，而是这个顽固不化的社会环境。工人们如果认识到既然不能改变现状，那就只有接受现实，继续忍受贫困的生活，就当命该如此。
  另一种较为消极的意见认为，工人阶级的愿望最终是不能实现的，这已成定论了。但他们担心的是，工人阶级在认识到这个事实之前，早已将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因为人人都有选举权，所以工人们就有可能也有能力将事情搞成一团糟，特别要命的是工人领袖l们都是铁了心要干到底的。更有甚者，一些灰心丧气的社会观察家预测即将有一场大灾难。他们说，人类社会已爬到了文明阶梯的顶端，不再前进，便是到了从顶峰一头栽下的时候了，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动荡混乱之后，社会又会重新迈步，继续往上爬升。从史前时期到有史记载的人类历史阶段，社会文明经历了许多这样的循环往复。人类历史就像所有的运动一样，具有循环性，在巅峰与低谷间重复着同样的轨迹。有人提出的人类社会永恒地在一条右翼的道路上运行的社会理论是一种空想，因为这样的社会形式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蓝本的。以彗星的运动规律作比喻，也许可以更形象地说明问题：人类社会从野蛮阶段向文明的顶峰靠近的过程就好像彗星离开远日点朝太阳的方向靠近的过程；人类社会达到了一个阶段的顶峰，就好比彗星经过近日点即开始走向远日点——也就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低谷点。
  当然，我所阐述的是一种极端的观点。不过，当时我认识的许多有识之士所持的观点也同样的尖锐，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个看法就是，社会已接近一个将要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转折时期。当时的严肃出版物上用大量的篇幅报道有关“劳工动乱”的消息，主要版面都用来刊登那些分析动乱起因，报道动乱消息以及探讨解决办法等等的文章。
  在局势动荡、人心惶惶的时候，一小簇自称“无政府主义者”散发的言论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他们主张以暴力手段强迫美国人民接受他们的社会体系。一个原本强大的国家在刚刚经历了一场全国有半数人参加的大动乱之后，为了维护其原来的政治制度，马上就接纳一种的社会体系，难道就不会引起民众的恐慌和怀疑吗？
  作为有产阶级的一员，我自然有着属于本阶级的好恶倾向。除此原因以外，我个人对工人罢工运动另有一份仇恨，因为建筑工人的罢工害苦了我与艾_迪丝，使我们这对情侣迟迟享受不到结婚的幸福。
  二
  １８８７年的５月３０日正好是星期一。生活在十九世纪后期的美国人民都知道，５月３０日是“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一天全国放假，人们穿上素服去陵园祭扫那些在南北战争中捐躯的北方邦战士。当天，由军队和市民共同参加的游行队伍在乐队的伴奏下，一路行进到烈士陵园。人们在碑前献上鲜花做成的花环，一齐默哀追悼，场面庄严肃穆，催人泪下。艾迪丝的长兄也在阵亡者之列。按照惯例，那一天，她的全家要到奥伯恩山扫墓。
  那天，我也跟艾迪丝一家去扫墓了，那是我自己要求的。天擦黑的时候，我们一行才回到城里。
  一起用过晚餐后，我们就聚在客厅里聊天看报。我拿起当天的晚报，在上头看到一条消息说建筑行业的工人又举行新的一轮罢工了；这就是说，我们那不运气的新房可能还要被耽搁更长时间。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的愤怒形于言色，因为有女士在场，我不得不将怒火控制在礼貌允许的范围内发泄了一通。大家对我的处境表示充分的同情纷纷安慰我。后来，话题便由此扯开，谈及闹事工人的种种不法行为时，在场的绅士们群情激愤，谈话的气氛变得热烈。我们得出一致的看法，认为当前的事态正在急剧恶化，而前景则难以预料。
  巴赫特莱特夫人说：“最糟的是好像全世界的工人都被卷进这场狂潮了。欧洲的情况最可怕，’我敢说这里不能再住了，前些日子，我问过我丈夫，‘如果真的发生了那些社会主义都所恫吓的事情，我们该到哪里去避难？’他回答说，‘现在除了格林兰岛、巴塔哥尼亚和中国清皇朝以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安定的地方。’”
  “可见，中国清皇朝拒绝西方文明进入国门，是极有远见的。”有人插嘴补充。
  我还记得，后来我将艾迪丝拉到一边，试图劝说她先结婚，然后出去作新婚旅游不必等新房落成才办事。
  那天晚上，艾迪丝显得特别的美丽动人，她身上那件为悼念亡灵而穿上的素服衬托得她格外清纯婉丽。她的样子至今还铭刻在我的记忆中。告别时，艾迪丝送我走到大厅，像往常一样我们互相亲吻道别。没有任何的迹象兆示这一次道别与往常有什么不同。我敢肯定，艾迪丝与我一样没有觉察到有什么异样。而那一次告别竟成了永别。
  哎！就这样，我离开了未婚妻，——对于情侣来说，这个时间还早得很。但这并不表明我对她的情意不深。艾迪丝知道我患有严重的失眠症，而且前两夜都没怎么睡过，所以她坚持要我赶在九点钟之前回家，这样可以按照医嘱上床睡觉。
  我住在一幢祖辈传下的大房子里，这里曾住过三代人。我是现在这一代的唯一继承人。房子很大，是古代式样的木结构建筑。它坐落的地方当时已不是人们理想的居住区了，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