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她只有几步远了，她把枪僵硬地握在手中，但手抖得厉害。“求你别再走近，本森，”她说，“求求你。”
  他笑了，又踏上一步。
  她下意识地扣动了扳机，枪在她手里啪地一跳，胳膊震得朝上举起，身体猛地退靠到墙壁。
  本森站在烟雾中眨着眼睛，然后他笑了。“它可不像看上去那么容易使用。”
  她的手抖得更加厉害了，忙用另一只手稳住枪。
  本森继续靠近。
  “不要再走近，本森。我是当真的。”
  她脑中掠过无数的影像。她看到她第一次见到性情温驯的本森，他是个好人，一个诚实而受到惊吓的人。发生的这一切绝不是他的错，而是她的错，埃利斯的错，麦弗森的错，莫里斯的错……
  然后她想到了莫里斯——脸部被捣成红色的糊状，脸变形得如同肉贩子卖的肉的那个莫里斯。
  “珍妮医生，”本森说，“你是我的医生。你不会做任何伤害我的事。”
  现在他已经很近了。他伸过手来取枪，手愈移愈近，离枪只有几英寸了，他的整个身体都在摇晃。
  “砰！”她作了一次近距离射击。
  本森以不可思议的敏捷速度跳起来，在空中打转，似在躲避子弹，然后重重地摔在打印机上，将它撞翻。本森躺在地上，大量的血从他的胸部喷涌而出，他的白色制服成了深红色。
  “本森！”她喊着。
  他一动不动。
  “本森！本森！”
  这以后发生的事她已不太记得清楚。安德斯回来取走了她手中的枪，把她移到房间的一侧，随后三个身穿灰色衣服的人赶到，带着一个担架，上面有长长的密封塑胶袋。开始搬动尸体，清理现场……
  “你最好离开这个地方。”安德斯说，伸手揽住她的肩膀。她哭了起来。
  《冬季的“市场”》作者：＇加＇　威廉·吉布森
  龚勋　译
  （本文获１９８７年雨果奖、星云奖中短篇双料提名）
  这里常常下雨。冬天的日子，有时天空一点儿也不澄澈，只有一片明亮而模糊的灰色。但有时上帝会在天幕旁边猛抽上几鞭子，接着阴霾便会乖乖地退去，露出三分钟阳光，还有悬在半空中的山峰——这看上去就像是上帝自己制作的电影的开场标识。她的经纪人给我打电话那天的大气就是这样，那时他正在贝佛利大道上镜子镶成的金字塔的深处。他对我说，她已经融入了网络，并将永远待在里面；还说《沉睡之王》已经第三次荣登销量排行榜首位了。《沉睡之王》的大部分都是由我剪辑的，我还作了脑图，并用快扫模块①进行了润色。所以到时候提成少不了我那一份。
  “不行，”我说，“不行。”然后又说，“好的，好的。”我挂掉了电话，拿起夹克，两步并作一步地奔下了楼，径直走到最近的一家酒吧里。我神志不清了八个小时，然后猛然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两米高的混凝土台阶上，下面是黑夜里黑色的水。福溪②的水。天空还是那个一模一样的灰碗，不过现在小多了，被氖和汞蒸汽的弧光灯点亮。天下着雪，雪花大片大片的，但是不多，一碰到黑色的水，就化了，什么也没有留下。我向下看去，看到我的脚趾就在台阶的边上，清清楚楚的；还从趾缝间看见流淌的黑水。我穿着日本产的鞋，新的，很贵，在银座③买的，是一双鞣皮的猴靴④。我在那里站了好一会儿，然后我迈出了回去的第一步。
  【①　快扫模块：作者虚构的一种用于编辑的设备。】
  【②　福溪：流经温哥华市中心的一条河，其流域是该市的工业中心。】
  【③　银座：东京最繁华的商业区。】
  【④　猴靴：一种结实的皮靴，由其外表而得名。】
  因为她死了，而我决定不再想她。因为现在她已经不朽，而正是我帮助她达到了这一点的。还因为我知道她早上会打电话给我。
  我的父亲是一名音频工程师，一名母带工程师。他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就连数码技术都没有。他参与的过程是半机械化的，充满了二十世纪技术中经常可见的沉闷的准维多利亚式风格。他基本上是一个机床操作员。人们把录音带给他，他就把录音刻到一张漆盘的凹槽里面。然后那张漆盘就被电镀，最后被压成一种叫唱片的玩意儿，就是你在古董店里看到的那种黑黑的东西。我记得他在死之前几个月曾告诉我，某些特定的频率——我想他把那个叫电涌——非常容易烧掉一台机床上的切割头。这种“头”贵得难以置信，所以你必须用一种叫过载传感器的东西防止把“头”烧掉。这就是我正在想的。我站在这里，脚趾伸出去，停在水面上方。我想：那个“头”，正在被烧掉。
  因为这就是他们对她做的。
  而这也正是她想要的。
  丽丝，你没有过载传感器。
  我在上床睡觉前拔掉了电话。我把电话摔在工作室的一张西德产三脚桌上，我要花一个星期的薪水才能把这张桌子修好。
  后来我在一个陌生的时段醒了，接着坐出租车去了格兰湖岛①，鲁宾那里。
  从某些方面来说，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鲁宾。他是一个大师，一个老师，日本人叫作“先生”。他是垃圾的大师，真的。垃圾，废品，废物，被丢弃的东西的海洋，我们的世界漂浮其上。“ゴミの先生”。垃圾的大师。
  这次我看到他蹲坐在两个我没见过的很丑陋的打鼓机之间。生锈的蜘蛛手臂折叠在从列治文②的垃圾桶里捡来的一堆凹陷的钢罐子里。他从来不把这里叫工作室，也从来不把自己叫艺术家。“随便玩玩而已”，他这样解释他在这里做的事，好像还把它看作是后花园里的小男孩在特别无聊的下午做的事的自然延伸。他在他堆满垃圾的空间里走来走去。这地方是“市场”附近靠湖一侧的一间小型修理厂，但他还亲自动手增加了一些聪明而精妙的设计品③，这些设计品看上去就像是长得有些面善的撤旦，正向他创造的“垃圾地狱”鞠躬。我见过鲁宾给他的一个设计品编程，让它能认出穿着某个季度最流行的服装设计师的作品的行人，并用言语污辱他们。其他的设计品要完成的任务更加难以捉摸，还有几件设计品就像只是为了用尽可能大的嗓音毁灭它们自己而做的。鲁宾，他就像一个孩童。他的设计品在东京和巴黎的展览厅里值很大一笔钱。
  【①　格兰湖岛：温哥华市内的一个半岛。】
  【②　列治文：温哥华南部一城市。】
  【③　即后文所说的“推我拉你”之类的东西。】
  我告诉了他丽丝的事情。他让我说完，然后点了点头。“我知道，”他说，“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某个讨厌的家伙给我打了八次电话。”他从一个凹瘪的杯子里面喝了点儿什么，“你要不要‘野火鸡’酸鸡尾酒？”
  “他给你打电话干什么？”
  “因为我的名字在《沉睡之王》的背面儿。特别鸣谢那一段。”
  “我没有看到过。”
  “她给你打过电话吗？”
  “没有。”
  “她会的。”
  “鲁宾，她死了。他们把她火化了。”
  “我知道，”他说，“但她会给你打电话的。”
  垃圾。
  垃圾于何处结束？世界于何处开始？一个世纪以前，日本人在东京城外就没有地方堆垃圾了，所以1969年的时候，他们在东京湾用垃圾修了一个小岛，命名为“梦之岛”。但东京城每天还是会倒出九千吨垃圾，所以他们就继续修建了“新梦之岛”。今天，他们加速了工程的进度，新的日本列岛已经从太平洋中升起。鲁宾在新闻中看到了，但他什么也没说。
  关于垃圾，他什么也没说。垃圾是他的媒介，他呼吸的空气，他一生都在其中游泳。他驾驶着一辆由老梅塞德斯地勤车改装而成的卡车似的东西走遍了温哥华地区，车子的顶盖上是一个装有一半天然气的摇摇摆摆的橡胶袋。他寻找的东西总是符合他脑子里面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的启发下冒出的想法。他带了更多的垃圾回家。有些还能用。有些和丽丝一样，是人。
  我在鲁宾的一个派对上见到了丽丝。鲁宾常常组织派对，尽管他自己不是特别喜欢。不过，这些派对还是不错的。我都记不清我有多少次在一层泡沫塑料上被鲁宾的老式咖啡机吵醒。那个机器是个失去了光泽的大家伙，上面刻着一只铬制老鹰。从褶皱的钢壁里发出的声音虽然刺耳，却也非常令人舒服：咖啡好了，生活又可以继续了。
  我第一次看见她，是在厨房。你不会把那个叫厨房的。准确地说，那里面只有三台冰箱，一个电烤盘，还有一个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坏了的烤箱。我第一次看见她时，她把只有啤酒的冰箱打开，灯光倾泻而出，这样我就看到了她的颧骨，还有她流露出固执表情的嘴唇。我还看到了她闪闪发光的黑色聚碳义腕，还有义腕上闪亮的光滑的伤口，那是外骨架在那里摩擦造成的。我喝得太多了，什么都不知道，但我知道现在还不是派对时间，所以我对丽丝做了正常人该做的事情，然后为自己换了部电影，并弄了点儿葡萄酒，在烤箱旁边的柜台上喝了起来。我一直没回头看。
  但她还是找到了我。在两个小时以后，她又跟着我来了，用编进外骨架中的令人惊讶的优雅迂回前进着。我知道当时的状况，可我还是看着她进来了。太尴尬了，我甚至都不能藏起来，或者跑掉，或者支吾点儿理由然后出去，我的手臂粘在了那里，环绕着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孩的腰。这时，丽丝上了前——被推上了前——带着嘲弄般的优雅，面对面地看着我，眼睛中燃烧着威兹①。那个女孩踌躇着走了，很安静，带着社交恐慌。丽丝站在那里，在我面前，用她铅笔一般粗细的聚碳假肢支撑着。如果你朝她的眼中望去，你似乎就能听到她的神经触突在哀鸣，用难以置信的声调尖叫着。威兹打开了她神经中的每一条线路。
  “带我回家。”她说，这话像抽在我身上的鞭子。我大概是摇了摇头。“带我回家！”这话里有一些疼痛，有一点儿微妙，还有令人惊异的残忍。我知道我从来没有被如此深切而彻底地仇恨过，如同这个小姑娘现在对我的仇恨一样。她仇恨我看她的方式，仇恨我转过去的头，还有落在鲁宾装满啤酒的冰箱旁的目光。
  所以——如果我用词准确的话——我做了一件那种你做了却永远不知道为什么那样做的事，我当时只有一种模糊的感觉：除此以外，我别无选择。
  我把她带回了家。
  我在一栋老公寓里有两个房间，就在四号楼十层的一个角落里。电梯一般都会动，而且如果你坐在阳台栏杆上，身子向外倾，并紧紧抓住隔壁建筑物的角，你可以看到一点儿海与山之间的垂直裂缝。
  从鲁宾那里回来的路上，她什么也没说．我镇定地打开了门，让她进去，同时又感到很不舒服。
  她看到的第一个东西是昨天晚上我从“自治领航”那里常过来的便携式快扫模块。她被外骨架拖着，和刚才一样，用模特走台的方式，穿过了布满灰尘的地毯。因为她在派对上被撞了一下，我可以听到外骨架在搬动她的时候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响声。她站在那里，注视着快扫模块。她那样站着时，我可以透过磨损的黑色皮夹克，隐隐约约地看到外骨架上的肋骨。她得了某种病。不是那些谁都不知道是什么病的老病，就是那些明显由环境问题导致的新出现的病，这些病还没有定名字。如果没有外面那层骨架，她动都动不了。那层骨架连接到她的大脑里面，形成一个肌电界面。看起来很脆弱的聚碳支柱用来移动她的手臂和腿。一个更精妙的系统驱动着她瘦瘦的手，那是某种内置电极。这时，我不禁联想到高中实验室录像里青蛙那抽搐着的腿，然后我突然开始讨厌自己。
  “这是快扫模块。”她用一种我从来没听过的遥远的声音说，我感觉威兹的药力可能在减退，“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剪辑师。”我回答道，关上我后面的门。
  “这很好，”她笑道，“你搞剪辑。在哪儿？”
  “在一个小岛上。叫作‘自治领航’。”
  她转过身来，把手放在翘起的臀上。她摇摆着——被摇摆着——威兹、仇恨和对强烈性欲的笨拙模仿从她被泪洗过的灰色眼睛里射出，刺痛了我。“你想跟我做么，剪辑师？”
  我感觉又被鞭打了一下，不过我不想承受它，一点儿也不想。所以我从我用来走路、说话、动来动去的身子里被啤酒毒害的最深处抛给她一个冷眼，然后吐出一句话：“就算我做了，你能感觉到么？”
  又一下鞭打。她大概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