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卡丽问：“什么意思？”
  穆德说：“我看到那个让大家害怕的东西了。我收回以前的话，这的确是X档案。”
  格拉克先生的住宅里
  希罗德先生说：“我们做错了什么？是因为不喜欢我家门口的地垫？还是因为我是顺时针方向收水管，而不是逆时针？”
  格拉克先生说：“稍安毋躁，你是说我与此事有关？”
  希罗德先生说：“还能是谁，这和你要我对付麦克的方式一样。”
  格拉克先生说：“孩子，想清楚，是你的邻居，他是个扫帚星。你我都知道，一颗老鼠屎会坏了一锅粥！”
  穆德的前院
  穆德在花园里的地面上找到了许多的土堆，翻开草皮发现了坑洞。他认为这是那个大怪物行动模式。
  史卡丽说：“听着穆德，除了大怪物，你愿意听我的想法吗？”
  穆德说：“洗耳恭听。”
  史卡丽说：“这是圣地亚哥警局化验室出来的结果。首先是我们在风扇叶片找到的东西，我们以为是干掉的血迹和头发，结果都不是。血迹其实是番茄酱和刹车油，头发其实是刷子的刷毛。我们从狗嘴里
  取出的样品也一样，那是咖啡渣、蛋壳和机油。还有其他５０种成分和红药水。换句话说，穆德，全是垃圾，这并不稀奇，因为这个社区就是建在过去的垃圾场上的。我们发现这里到处都是垃圾，是因为本来就全是垃圾。前院的突起部分可能是沼气外溢造成的，但是，穆德，我看不出这些……和我们调查的失踪案有多大的关联。”
  穆德说：“当然有，就和克林夫妇一样，如果他们还在这儿呢？”
  史卡丽说：“你是怀疑他们被埋在院子里？但是，一旦开始挖掘，我们的身份就会曝光了。”
  第二天穆德的前院
  穆德指挥着挖掘机在他的前院挖掘。埃兰德太太说他疯了，穆德说他在建造一个反射池，并不违反规定。
  希罗德和格拉克先生在远处观望，格拉克先生说：“让他挖掘自己的坟墓吧。”
  晚上，穆德在坑里继续挖掘，却没有发现克林夫妇的尸体。史卡丽叫穆德回去休息，因为穆德干了一天活非常累了。突然，他在挖掘机上发现了克林夫妇的那个风车。在风车上，他看到了“９号码头马来西亚”的字样。穆德吩咐史卡丽去叫挖掘组来挖得更深一些。他则要去找格拉克先生谈一谈藤制家具的价钱。
  史卡丽回到屋子里给挖掘队打电话，她听到奇怪的声音，于是她打开抽屉寻找她的手枪，却发现手枪不见了。突然，有人从后面抓住了史卡丽。是麦克，血肉模糊的麦克。
  麦克低声警告说：“它是来找你的，劳拉。别发出声音，你必须离开这里。”
  史卡丽问：“你在说什么？谁在楼下？”
  麦克说：“这是我们的错，是我们自找的，我们已经阻止不了。”
  史卡丽问：“阻止什么，麦克？”
  麦克说：“我曾试着报复希罗德，所谓以牙还牙，就像他对我做的。它要的是你们，你丈夫违反了太多的规定。我一直躲在排水沟中试图警告他。”
  麦克把史卡丽藏进柜子里，然后拿起枪对着怪物射击，最终把它杀死了。
  格拉克先生的住宅
  穆德抓住了格拉克先生。
  格拉克先生问：“联邦调查局？我干了什么？”
  穆德说：“从克林夫妇说起吧，你得对他们埋藏尸体的事负责，是你给了他们那个风车，这违反了规定，足以置克林夫妇于死地。”
  格拉克先生有恃无恐地说：“推测可不管用，你没有证据。法官问你，是什么杀死了克林夫妇，你怎么回答？”
  穆德说：“陶巴，一种思想形式，它会在某些情况下获得生命。我想是你在远东地区出差时，学到了这种能力。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是说，每家都要拥有同样颜色的邮箱真的那么重要？遵守规定是很重要，但你不了解你这么做会造成什么后果，是不是？你可以召唤它出现，你可以给它生命但却控制不了它。”
  格拉克先生说：“孩子，我的律师会让你百口莫辩的。我不但不会进监狱，而且你还得付我一大笔赔偿金。”
  穆德的前院
  穆德把格拉克先生铐住，进屋寻找史卡丽。希罗德先生想去解救格拉克先生，却被希罗德太太阻止：“他罪有应得！”
  穆德发现屋子里到处是血迹，史卡丽被困在柜子里，穆德试图把她救出来。这时前院传来一声惨叫，穆德和史卡丽赶到时只见一个怪物杀死了格拉克先生。怪物向他们步步逼近，当格拉克先生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这个怪物也消失了，成为了一堆垃圾。
  结束语
  “瀑布社区的住户开始把邻居的死亡，归罪到屋主委员会主席格拉克先生身上。这些居民否认穆德的指称，他们宣称，他是因为自己的无知而死的。”
  《打烊时间》作者：尼尔·盖曼
  鯉　译
  伦敦依然还有俱乐部。有旧时的和仿旧时的俱乐部，陈设着老式的沙发和毕剥作响的壁炉，供有报纸，拥有各自热闹的或是沉默的传统；也有新建的俱乐部，譬如古郎科和它的众多仿效者，许多演员和新闻记者经常光顾它们，去提升自己的人气，喝酒，享受难得的独处，甚至是去聊天。我在这两种俱乐部里都有朋友，但我自己却不是伦敦任何一个俱乐部的成员，也再不会是。
  多年前，半生以前，当我还是一个年轻新闻记者的时候，我也参加过一个俱乐部。它的存在不过是要利用当时发布的酒类专卖法赚点钱，这个法令规定所有的酒吧在晚上十一点，也就是打烊的时间，必须停止酒类买卖。这个俱乐部，戴奥真尼斯，是一个单间铺面，位于托特纳姆法院路支侧一条狭窄小巷的唱片店楼上。它的主人是一个愉快的、胖胖的、喜欢喝酒的女人，名叫诺拉，不论别人有没有问，她都总是要对每个来客说这个俱乐部叫做戴奥真尼斯，亲爱的，因为她一直都还在寻找诚实的男人。通向俱乐部的门设在一段狭窄的楼梯之上，它是否开着取决于诺拉当时的兴致，也不遵循固定的时间。
  人们总是等到酒吧关了门才去那里，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尽管诺拉总是试图要经营餐饭，甚至乐于给她俱乐部的所有成员发送每月的时事通讯，提醒大家俱乐部现在经营饮食了，也依然还是这样。几年前我听说诺拉去世的消息时颇为忧伤，没有料到的是，上个月当我在游览英格兰的时候，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一阵凄凉，当我走进那条小巷，试图找出戴奥真尼斯俱乐部曾经所在位置的时候，先是走错了地方，然后看见一个手机店的楼上开着西班牙小吃店，褪色的绿布雨篷在它的窗户上投下阴影，上面绘着一幅风格鲜明的画，桶子里的男人，令我甚为震惊。这看起来非常不体面，也勾起了我的回忆。
  戴奥真尼斯俱乐部里没有壁炉，也没有扶手椅，但故事依然还在流传。
  在那里喝酒的大部分都是男人，虽然不时有女人穿梭来去。最近有一个颇富魅力的助手将常年在诺拉这里工作，做诺拉的代理，是一个金发碧眼的波兰移民，管每个人都叫“亲爱滴”，而且一旦到吧台后面就擅自大肆喝酒。等到她喝醉了，她就会告诉我们她在波兰的时候是一个真格的伯爵夫人，并且让我们每人都发誓保守这个秘密。
  当然，去那里的有演员和作家，电影导演，广播员，派出所所长，还有酒鬼，都是些生活不规律的人，在外头呆得很晚，或是根本不想回家。有些晚上那里可能会有十多个人，有时候会更多，而有的晚上当我漫无目的地走进去，却发现自己是那里唯一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只为自己买一杯酒，喝光，然后离开。
  那天晚上下着雨，午夜过后俱乐部还剩下我们四个人。
  诺拉和她的代理正坐在吧台奋斗一部连续剧。这片子讲的是一个肥胖的却总是高高兴兴的女人，开着一间饮酒俱乐部，而她那个低能的代理，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贵族，老是在说英语的时候犯错误，令人忍俊不禁。诺拉经常跟别人说，他们那里就跟《欢乐酒店》差不多。她还用我的名字来指称那个滑稽的犹太人房东；有时候他们还会让我来上一两句台词。
  我们当中的其他人都坐在窗边：一个叫保罗的演员（大家都称他作演员保罗，以免把他和派出所所长保罗还有被开除的整形医生保罗搞混，他们都是俱乐部的常客），电脑游戏杂志编辑马丁，还有我。互相都不太熟，所以我们三个都只是坐在窗边的桌旁，欣赏雨滴的飘落，令小巷的灯光笼上薄雾而模糊不清。
  那儿还有另外一个人，比我们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年纪都要大许多。他苍白得不像活人，头发花白，瘦骨嶙峋，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细细地品着一杯威士忌。他斜纹软呢的夹克手肘部分有一块棕色的皮革补丁，到现在我都还能清晰地记起。他没有和我们说话，也没有看书，也没有做其他的任何事。他只是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雨和下面的巷道，然后，时不时地，啜一口威士忌，却看不出一点满足。
  几乎是半夜了，保罗、马丁和我开始讲鬼故事。我刚刚向他们讲了一个在念书的时候听来的鬼故事，并发誓绝对是真的：一只绿手的故事。在我念小学的时候，大家都相信，有时候一些倒霉的学生会看到一只没有实体的，发光的手。如果你看到了那只绿手你很快就会死翘翘。但幸运的是，我们当中谁也没那么倒霉，谁都没看到过它，可是有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讲我们进校之前，有一群十三岁的男孩见过那只绿手之后，一夜之间头发都全白了。据校园里流传的说法，他们后来被带到了疗养院，在那里几乎一周的时间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然后就断了气。
  “等一下，”演员保罗说，“如果他们再也说不出一句话，其他人又怎么会得知他们见过绿手呢？我是说，他们也可能是看到了别的东西。”
  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要问这些，现在他向我指出来这一点，的确有些问题。
  “也许他们写了点什么吧，”我试探着说，不太自信。
  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一阵，然后一致同意绿手这个鬼故事实在是无法自圆其说。保罗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他朋友的真实故事，他遇到一个搭便车的旅行者，送她到了她说是自己家的地方，第二天他又去那儿的时候，发现那实际上是片墓地。我说我有个朋友也发生过几乎一模一样的事。马丁说他有个朋友不只是遇到过一样的事，而且，因为那个搭便车的女孩子看起来冷得要命，他朋友便把自己的外套借给了她，第二天早晨，在墓地里，他在她坟前找到了自己的外套，叠得整整齐齐。
  马丁又去要了另外一杯酒。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这些女鬼都整晚在郊外四处飘荡，然后搭便车回家，马蒂说没准这些年搭便车的往往是些鬼，活人反倒成了例外。
  于是我们当中有一个说，“如果你们想听，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从没告诉过任何人。它确是真事——不是朋友遇到的，发生在我自己身上——但我不知道它算不算是鬼故事。也许算不上。”
  这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已经遗忘了太多的事，唯独忘不掉那一晚，也忘不掉那晚结束的情景。
  这就是那晚在戴奥真尼斯俱乐部讲的故事。
  当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九岁吧，反正差不离，在一所离我家不远的私立学校念书。我进那所学校还不到一年——不过已经足以让我讨厌学校的拥有者，她买下那所学校的目的无非是要把它关掉，再把它所占的黄金地段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就在我离校后不久她就这么干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年多吧——学校关门之后直到它被拆掉重建成写字楼之前，那栋建筑物都空着。我当时还是个孩子，也喜欢窜到那种地方去偷点东西，在它就要被拆掉的前一天，出于好奇心，我又回去了一次。我费尽周折从一扇半开的窗户爬了进去，穿过空荡荡的教室，空气中还飘荡着粉笔灰的味道。那次去我只拿走了一样东西，一幅我在美术课上完成的画，画着一座小房子，门上有一个红色的门环，那铺首看起来就像恶魔或是鬼一样的东西。画挂在墙上，上头有我的签名。我把它带回了家。
  学校还开办着的时候，我每天都走着回家，穿过城镇，走过一条阴暗的横切过砂岩地质的小山的道路，路边的林木枝繁叶茂，再经过一座废弃的门房。然后阳光又会透出来，路又蜿蜒过片片田野，最后我就到家了。
  那个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