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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虎口脱险
  虎口脱险
  1941年12月7日深夜，日寇偷袭珍珠港后几小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宣布对日作战。香港立即受到日军的狂轰滥炸。我居住的九龙尖沙咀，房屋倒塌，血浸尸骨，伤者哭声揪心。后来，进攻和反击的拉锯战就在我家所在地带展开。我只有躲在屋里听天由命。
  当英国驻军撤退到总督府高地时，日军丧心病狂地冲进医院，用机枪扫射病员，轮奸妇女……
  日军的大炮就安置在我们住屋楼下。我们处在双方火力夹击中。
  只有冲出火海，才能有生路。我第二次冒着日寇的炮火死里逃生。当我跑到制片人王鹏翼家时，他们全家都惊傻了，不相信我能活着站在他们面前。战火持续了近20天，香港才沦陷。王鹏翼家储粮不多，又无处补充购买，大家商量每日进食两顿，半饱活命。拖了3个月，最后没米下锅，我很过意不去。
  一天，王鹏翼邀我外出看朋友家怎么度日。我不肯，他只好独出独回。原来，人家早已开始吃救济米了。第二天，他硬拉我陪他去办申请手续。地点在白帝街一幢两层楼房里。主管叫洪仲豪，专门为电影同行办事。他也是一位导演，我与他平日无来往，突然向他开口要粮，心里很不乐意。他在人堆中忙碌，我老远站着。发现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我便问王鹏翼：
  “你不是说全是电影同行办申请吗？怎么没有熟人？”
  王鹏翼笑着回答：
  “可能爱面子，都叫家属来。”
  立刻，我感到羞愧、气愤，暗暗自责：
  “早知今天要用这样的方式还米债，我宁愿饿死……”我仍然站着不动。王鹏翼也停在我身边。
  洪仲豪无意中发现了我们，热情地走过来问：“领粮吧？那边请！”
  办事员是为我的戏写宣传稿的潘培元。他当然格外礼貌。他反复看手上的簿纸，说：
  “怪了，您名下的米怎么早被人领走了呢？”
  我本来就不愿领什么救济米，潘培元的话反而使我高兴。我马上退出领米行列。
  王夫人看见只有自己丈夫背回大米，脸色微显不悦。我故作不知，心里盘算着另找友人家栖身。
  拒绝说日本话
  不知南洋影片公司老板之一的邵邨人怎么打听到我住在王鹏翼家，派人来请我去吃饭。我与邵邨人无论在上海和香港都无个人交往，仅合作过一次。那就是摄制《一个女明星》时，他是编剧。我在香港与南洋公司的合作，都是通过制片人王鹏翼。兵荒马乱时刻请我吃饭，我很纳闷，当场就谢绝。
  王鹏翼拉我到里屋劝说：
  “去看个明白再拒绝也不晚。”
  走进邵家门，看见邵邨人和两个日本军官在喝酒。他见了我急忙站起，出奇地热情。他说，两个日本军官是隔壁兵营的队长，为他家送来了大米。请日本客人吃饭，要我当翻译。
  我平时能讲流利的英语，确实也会说几句日本话。不过这时，我很恶心，截铁斩钉回答：
  “我不能说日本话。”
  邵邨人有点惊诧反问：
  “你不是去日本留过学吗？”
  “你错了，我不是留日学生。我不能说日本话。”
  我两次强调“不能”两字，我觉得用这两个字比用“不会”更恰当，更有分量，更能表达我心中的怒火。
  邵邨人有点尴尬。他请我坐下喝酒。我礼貌地告退。
  不与日寇合作
  1942年夏天，香港日军报道部发请帖邀我去著名的半岛酒店顶楼餐厅赴宴。我思考再三，壮着胆了去观察动静。我有意晚一点到。看见还留在香港的影剧界名人梅兰芳、胡蝶、金焰、高占非、王人美、吴永刚、王元龙、薛觉仙、谢益之等大约30人已先到。
  日寇在香港的头目矾谷廉介和其他几位军官神气活现地介绍他们的“胜利”，表示对香港“施仁政”，希望大家“安心在香港发展中日文化”等等。薛觉仙这位粤剧名人发言答谢。
  日本军官们围着电影皇后胡蝶敬酒，对电影皇帝金焰就没有那么“热情”。
  翻译和久田自称中国通。普通话、广东话都很流利。他端着酒杯走到我们这边，逐一举杯时间我：“过去在哪家公司？”我吱吱唔唔不作答。同座的谢益之插嘴道：“他是最红的粤语片导演。”可能正是这句话，给我日后带来了麻烦。
  过了个把月光景，和久因举行茶会。地点在香港皇后道娱乐电影院对面七层高楼茶厅。应邀出席者只有电影界的演员、导演和制片。我仍然有意晚到。比我先去的有吴楚帆（演员）、莫康时（导演）、王元龙（演员兼导演）、陈皮（导演）、严梦（导演）、王鹏翼（制片）、谢益之（制片）……
  同行三三两两小声交谈。和久田顺势表示以后要多举行茶会联络感情。我心里总有不祥预感，只与邻座的吴楚帆闲扯了几句。
  我的预感是对的。日本侵略军头目计划拍《香港攻略》。编剧陶山铁是日本人。和久田出面邀请我导演。谢益之还从旁劝说。我立即意识到，这个决定是少数人先商量过的。我就说：“编剧写出剧本再说。”和久田与谢益之都以为我已同意，面带喜悦问：
  “有什么具体要求？”
  “等看了本子告诉你们。”这是压住心头烦乱的搪塞回答。
  走为上策
  回到家里，心乱如麻。事情发生得大突然。摆在我面前的是“去和留”的选择。我是一个中国人，两次受日寇战火袭击死里逃生。我的祖国、我的同胞正受着日寇铁蹄践踏，我能昧着良心为敌人歌功颂德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作出了尽快逃出虎口的决定。这个打算，只能悄悄与王鹏翼商量，没有他的帮助，我的计划是很难实现的。
  王鹏翼知道有地方办回乡登记后，我立即用叶圣哲的化名去领了介绍购买船票的条子。
  临行前，我给和田久简单写了几句，说因母病回原籍，恕不参加《香港攻略》摄制。贴上邮票，请王鹏翼等我到了广州湾后再发。我不愿因为我的出走殃及别人。
  码头上查票很严，我混在还乡的难民队伍中，心里一直担心被人发现。船离岸，我才慢慢平静下来。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难民生活
  难民生活
  到广州湾后，才发现地方小，集聚的难民多，生活消费高。最初几天，我住在一家小客栈，后来经友人介绍搬到片商朱少梅的发行所寄宿，用不着付房费，这对我就是最大的帮助。
  那里房间不大，除两张木板床（住着我和冯文伟）外，还堆满了片盒子。每天，我还卖力为他们搬进搬出。冯文伟原是在学青年，香港沦陷后流亡到广州湾学影片发行混饭吃。他的父亲原是香港精益眼镜公司老板。富家少爷能在国难当头自食其力，难能可贵。我和他很谈得来，成了好朋友。
  在广州湾进退维谷，我们决定赴桂林。除我和冯文伟外，还有朱少梅离开广州湾时委托的代理人老陈。几部老片子雇三个人挑着，最初150公里全是坑坑四四，迈脚困难。可能是防止日军进入，政府采取焦土抗战策略，自己炸毁了公路。停停走走，耗时4天。还算幸运，没有碰到敌机。麻烦是过当地机构设的关卡，要排长队。老陈为争取片子通行，还要察言观色，但即便这样，也难以完全避免被敲竹杠。
  沿途，扶老携幼逃难的人太多，吃住难解决，我们只好在小客栈门口坐靠过夜。肚子饿不说，蚊子大得让人吃惊，被叮上一口，就是一个大红包。经过苦熬跋涉，才在玉林朱少梅发行处小屋内的木板上躺了一夜，算是舒舒服服睡了个党。
  从玉林到桂林，还要乘联票长途车。车内人挤人，车顶堆满乱七八糟的行李包，车子严重超载。开车后才发现全是又窄又曲的土公路。来往车辆多，经常堵上一两个钟头。我就闭着眼睛。不见不急。
  所谓联票车，是指途中还要换车。到柳州，换的是火车。大家站着，脚碰脚。7月的太阳，烤得车厢滚烫，每个人都汗流浃背。
  与猪为邻
  桂林的房荒更严重。逃难的，转道的，做生意的，支前的，撤退的，……反正到处是人。朱少梅夫妇是最早到桂林的，也只住一间小屋，还兼营发行业务。我当然只好另寻栖身所。不过第一天晚上还是挤在他们的小屋里。
  桂林马路上有许多字迹歪斜的招租条子。我找到一家最便宜的房子。那是用木板搭的腾空吊脚小木屋，隔成四小间。每间小屋里面放一张单人竹床、一张竹小桌。门很小，侧身才能进出。四户都是独门进出。我很满意，当场预付他们规定的三月房租。过了个把星期，四户都住了人家，才发现上当。
  原来房东在建屋时就异想天开，上面住人，下面养小猪。人猪同宿仅一板之隔。臭气熏得人头晕不说，小猪日夜咕噜不停，更让人心烦。四个逃难青年，原想省钱，结果得不偿失。向房东抗议，他应之以嘻皮笑脸，我们只好自认倒霉。
  归侨补助
  离开广州湾的时候，我还领到一张归侨证明。因为我在香港住了9年，属合法的香港居民。①拿着那张归侨证明到桂林找欧阳予倩签字可以领10元补助。这对逃难者属雪中送炭。那时，欧阳予倩是广西艺术馆馆长，兼职多，社会活动更多，找他不容易。我跑了好几趟，才见到他。
  ①实际上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居民是同胞，而不是侨胞。
  当我把申请补助的证明送上时，他立即从座位上站起，热情与我握手。他关心我在桂林的食宿，还叮嘱我有事可随时找他。他是艺术界的前辈，比我长二十来岁。尽管初相识，但他的平易近人。热情，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临走时，他送我到门口，拉着我的手不放，告诉我夏衍、田汉都在桂林，希望我与他们多来往，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田汉的赞扬
  田汉家离欧阳予倩办公处不远。我去他家时，屋里有许多客人。奇怪的是，我们在上海匆匆相聚已过去十几年了，但他却记得很清楚，第一句话就说：
  “感谢你把自己的写字台让我用。”
  他很关心香港同人的情况，当他知道我是拒绝与日寇合作拍片才逃离的时，大声赞扬：
  “有骨气，有中国人的骨气。”
  他有事要外出，但不让我走。大声对着楼下喊：
  “孟超，快上来帮我接待客人。”
  孟超像待老朋友一样，请我到他家吃中饭。孟夫人很贤惠，教我如何躲警报。
  告辞时，他说要给我戏票。我一时高兴，忘了自己与猪为邻，不让友人进屋的打算，把地址给了他。
  孟超的关照
  孟超捂着鼻子走进我的小屋后连说：
  “这个地方太差了，太差了……我帮你换个地方。”
  我赶忙婉言谢绝，因为我已预付了房租。不住到期，我是不会搬的。
  桂林住了不少艺术团体，不断有剧目上演。不过戏票很紧张。孟超也在艺术馆工作，兼管剧团，所以经常有票子。我有的是时间，这正是熟悉各种艺术的好机会。孟超给我票子，我从不放弃，也从不迟到早退。
  司徒慧敏的友情
  因为住的条件太差，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书摊、书店度过的。没有钱买书，站着翻翻，也是一大乐趣。有天傍晚，我刚从书店出来，迎面碰上司徒慧敏。
  “正在找你。”他边说边拉我去他家。
  他的妻子邓雪琼很能干，先他到桂林，在热闹的中山北路开了家儿童服装店，靠它维持全家生活，接济过往难友。司徒慧敏要给我钱，我没有收。我告诉他：
  “我替新华电影院绘幻灯广告，微薄收入够糊口。需要时再来向你要。”
  司徒慧敏很了解我，器重我。他安慰我说：“打倒日本鬼子后，我们会好起来。”
  在他家吃过晚饭，我们又去了蔡楚生家。他住的是土瓦房。见了我，仔细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