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异常关心全党全军的团结，早在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三方面军会师前，他便派在党内极有威信的任弼时同志亲临甘孜，即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四方面军的军、师干部交谈，了解张国焘与中央发生分裂的经过，了解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思想状况，以便找出圆满的解决方案，进一步消除隔阂，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
  那是一个雨夜，四方面军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胜利到达包座的当晚，任粥时同志连夜找到了徐向前同志，询问这方面的情况，征求徐总指挥的意见。二人开诚布公，促膝相谈，直到翌日雄鸡高唱。
  任弼时同志说：”我已向中央建议，适当时候，召开六中全会，请共产国际派出代表参加，从原则上解决以往的分歧。“
  ”君之见与我略同。请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是好主意。“徐向前接着又道，”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自己当时没跟中央走，是不想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很不应该，党内有分歧，可以慢慢地谈嘛！但是我说话他不听，朱老总的话他也听不进。现在取消了‘中央’，对团结有利。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他思想包袱很重，免得引起新的争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很高兴。但中央有的同志说四方面军是军阀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后呀，太过分了，伤害了四方面军的感情。我和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都想不通。我们从参加革命起，就表态拥护第三国际，臂章上也是那样写着的。由共产国际出面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成。“
  ”你讲得很重要，有些情况我也是不大了解。“任弼时同志道，”原则问题要分清，但枝节问题不必纠缠，双方都要作自我批评。根据目前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的基础，重新估计过去中央的领导。六中全会应本着在目前形势与战斗任务上的讨论，对粉碎五次‘围剿’斗争经验只须在主要问题上提出原则的讨论，而应避免一些不甚重要而且争论也无好效果的小问题。“弼时同志做的这些工作，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有重要作用。
  另外，徐向前又谈了张国焘的思想包袱。接着又谈到了陈昌浩，说：”陈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后见共产国际不承认张国焘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包袱不亚于张国焘，不易解脱。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惟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陈昌浩同志愿意改正错误，紧跟中央，无可非议，但是，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决不允许夹杂某种个人得失或山头主义的情绪。党内斗争嘛，谁能一贯正确！犯了错误，该检讨就检讨，该工作就工作，没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弼时工作很细，后来他又找了不少同志座谈，包括许世友，也都谈了诸如徐总指挥所谈的思想情况。弼时同志抽了口烟，心想：看来四方面军指战员思想包袱都很沉重。有的虽然没有直接反映，但从谈话的语气上已经表露出来。说坦率一些，他们渴望三军会师又怕三军会师。他们对中央还不十分了解，怕日后难处。想到这里，弼时同志决心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如实汇报：如何把张国焘的错误与下层执行者的问题区分开来，以及如何把党中央的正确方针与教条主义者的过激言行区分开来。这倒是一个颇令人头痛的大问题，真正处理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
  会师后的第七天，接到离职到红军大学学习命令的许世友，作为一名军人，雷厉风行，背包一打，挎包一拎，步行来到了保安城。
  这地方一向地瘠人稀，物产不丰富，交通不发达，人民文化是很低的。工农民主政府虽刚成立，但已呈现出一派新气象。今年天旱，近日幸而下了一些毛毛细雨，庄稼不那么黄了；快干涸的小河，也开始流动起来。
  城廓原来是很大的，由于历年来不断的战争，特别是汉回民族间的战争，城市受到了很大的破坏，房子已不过百间，少得可怜；加上近年来国民党军的反复烧毁，现在所留下的只有几栋木房和几座石砌窑洞而已。全城人口不到四百人。
  好在城外山边还遗留下来许多依着天然石壁凿开的石洞，这是敌人不容易毁坏的。学校就选了这些石洞作校舍。这就是抗日根据地的最高学府－－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第二科的所在地。
  这些石洞好似蜂窠一样，不知是哪个朝代开凿的。大的高宽各约一丈，深约一丈四尺；小的不过高宽各约六尺，深五尺而已。很简单，红大的校舍除了石洞而外，什么也没有。
  一切都是学员们自己动手建设起来的。用许多小洞作为卧室，两个人、三个人或者四个人一间，睡的都是石炕；一个较大的洞作讲堂，以石壁作黑板，用石头砌成桌子和凳子。总之，绝大部分的用具是石头做的，就好像人们还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
  许世友住在这里的第二科（第一科离这里四五里路、第三科远在甘肃庆阳县）的学员大多数是军、师两级的军政干部，只有几个是团级的。这些人都是经过多年斗争锻炼的，差不多每人都负过多次伤，大多数是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上下的人。
  许世友报到的第二天，集训动员就开始了。作为红军大学名誉校长的毛泽东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开场白，主要讲了这次集训的指导思想、全国战场的形势以及我军所面临战略任务的转变，要求全党团结一致，共同对外，在组织上建立统一的最高集体领导，彻底清算张国焘分裂红军的罪行，为迎接新任务而做好理论、思想、组织准备。毛主席的讲话不时地激起了大家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开始理论学习、掌握武器阶段，大家都还很认真、自觉、积极。因为这个机会实在难得啊！尽管讲义是用过的废纸背面印的，有的还是红绿纸，又印得不清楚，但每天晚上，坐在石凳上，俯首石桌，在蜡烛光下啃得津津有味。可是在后来的联系实际检查思想，检查工作，研究历史，分清是非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尤其是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包括许世友在内，开始对这场斗争认识不够，对张国焘的认识也有个去其伪装、见其实质的过程。这时，有些人借”帮助爬坡“为名，在那里咬文嚼字、背诵词句，举起了”棍子“，严重伤害了一些同志的情绪。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清算不够，而把此棒打在那些下层执行者的身上，双方感情一度对立，达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许世友见下面干部非常宗派，瞧不起四方面军的同志，心里非常生气，可是他强压怒火，采取超然态度　　在双方情绪对立的时候，时间已跨入了1937年。3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一声哨响，红大学员被紧急召集到操场，大家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只见校长林彪已走上讲台，此时他面目严肃，声音低沉，开始传达西路军失败的情况。面对着这个残酷的事实，大家心里怎么也接受不了。文件没传达完，会场已被哭声淹没。尤其是许世友和红四方面军的学员们，个个哭得泪人儿一般。林彪敲着桌子要求”安静安静“，可是会场还是安静不下来，会议不得不在哭声中结束。
  要知道西路军的失败太惨了，几乎是全军覆没。这些死难者大多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先前他们曾南征北战，进军川北，解放南通，转战川康，三次穿越荒无人烟的雪山草地。艰辛的岁月，使他们有苦同受，挤身而眠，一块糯粑分着吃，一壶清水让着喝，如今昔日的手足战友，长眠黄沙，悲壮牺牲，怎不令人痛心疾首，一个个都哭得像个孩子似的。会散后，许世友被搀扶到宿舍，和衣上床，以被蒙头，又是大哭。炊事员小阚把饭菜几次热了端来，许世友视而不见。王建安、陈赓同志红着眼睛来劝说许世友，他还是绝食了一天。殊不知在那个环境下，红大的一些人已开始把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捆在一起批。尤其是西路军的失败，无疑又被认为是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一大罪状，给一些人提供又一枚重型炮弹。暴风雨要来了，他们将被连带批斗，有口难辩，人人自危。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的心底，不光流泪，还在暗暗流血，有的人甚至说，活着的还不如死了的强。
  果不出他们所料，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达后第二天，一些人有计划有组织的借全面揭发张国焘而整治四方面军干部的行动开始了。其速度之快，超过人们的预想。
  在那些风云变幻、蒙冤受屈的日子里，风言风语很多，像雪花纷纷飘舞，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使他们躲也躲不开。低人一等的四方面军的学员被整得灰溜溜的，一个个抬不起头来，不敢在一起聚会，不敢在人前高声说话。他们认为，在张国焘手下当差，是错投了娘胎。
  这时的许世友，见”下面干部非常宗派，瞧不起四方面军的同志“心里非常生气，可是他强压怒火，采取了超然态度，他坚持”只要你不点到我头上，我就不管不问。“他每天晚饭后，不是去河边散步，就是去女友雷明珍那里谈天说地，以解除心中的苦闷。然而我们的许世友，这员战场上的虎将，把这场斗争看得过于简单化了，不几天，他便不由自主地卷入了这场漩涡，使他不能自拔。
  ◎有人呼喊：许世友，你这是与中央唱反调！许世友道：呸！你有什么资格说我？老子当年参加敢死队的时候，你还没生下来呢！
  事情接下来，那是三月底的一天，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是值得书写的一天。
  这一天，阴转晴，早晨下过一场濛濛细雨，城隍庙前的广场上，萋萋青草挂着晶莹夺目的露珠儿。吃过早饭，雨停了，红大师生便列队进入广场，席地而坐，学员队之间拉起了歌，歌声嘹亮。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歌儿一支接着一支。同志们心里都十分明白，今天的”鬼子“不是别人，而是犯路线错误的张国焘。”张国焘斗争会“就这样地开始了。作为批斗对象的张国焘坐在前排，面向大家，耷拉着脑袋，一扫昔日威风。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委员也都来了，并在前排就座。延安地区的不少群众组织也列席旁听。会议八点开始，毛泽东同志首先做了指示。会议遵照毛主席关于要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分清是非、划清界限的教导，开始后的一个小时秩序井然，有问有答，弄清问题，找出症结，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很文明。可是后来，一些人出来干扰，尽提些枝节问题，一下子把会议方向弄偏了。许世友正想举手发言，纠正会议方向，还没容他站起来，只见有两个人突然闯入主席台，不由分说将张国焘的双臂向后一扭，按住其头便进行认罪批斗。主席及时站出来制止，那两个人弄了个无趣，走下了台。会议恢复了平静。
  这时，许世友的”师弟“钱钧站起来要求发言，主席允许后，钱钧润了润嗓子，接着揭发了张国焘的一件鲜为人知的”桃色新闻“。
  钱钧说：”我们军部有一个女宣传员，才16岁，是四川人。张国焘身为党的重要干部，竟和她乱搞。“接着便有血有肉他讲了事情的经过。末了说，”她在军部当科长，擦屁股的事尽让我处理；她生病，我把她及时送到医院，她对我很感激，把事情全告诉了我，说她和张国焘共搞了十几次腐化。“
  这时，许世友的心情难以平静。他了解钱钧，就像了解自己一样，他相信钱钧绝不会扯谎。作为共产党员，为穷苦人打天下，最忌讳的有两条：一是爱财，二是贪色。没想到张国焘这位高级干部生活如此糜烂透顶，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一个人的政治腐败首先从生活腐败开始，张国焘算是应了这条规律。接着他又想到了张国焘在大别山”肃反“中的严重政治错误，想到了被迫害致死的弟弟许仕胜和许许多多被害的同志。这些错误不可原谅。
  大会结束后，开始分小会批判。
  第二天上午，在红大一队的批斗会上，有些人又把张国焘的问题与红四方面军扯在一起，上批张国焘，下连干部战士，尽讲不利于团结的难听话。许世友听着听着，再也坐不住了，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报告队长，我讲几句！“许世友红着脸呼地站了起来。
  ”世友同志，不要急嘛，想好了再讲吧？！“作为在鄂豫皖曾当过许世友所在师的师长的陈赓队长，熟知许世友的秉性，他见许要放炮，含而不露地劝道。
  可是直言快语的许世友并没有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