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
  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徐向前怎么办？徐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陈昌浩表现不错，当时完全同意徐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像是开了锅，师长、军长们，包括许世友都来了，人来人往，乱哄哄的。许世友，这个直言快口的军长，还是战场上的脾气，开始就跳脚骂起了娘：“娘的，住店的临走还要告诉一下房东，他们走也不通知我们一声，搞什么突然袭击！”［注：引自《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其他几位师长也附和着，你一言我一语，数叨个没完。
  徐向前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作为总指挥，自己的情绪会感染部队的，使部队思想工作无法收拾。陈昌浩可不管那一套，心情十分激动，尽说难听话，并且还给张国焘打了小报告。
  男儿有泪不轻弹。徐向前头蒙被子，让泪水汩汩流出，他心里堵得慌。
  一方面几年来他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心里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
  两军会合后，他曾向陈透过风，想去中央做点具体事情，这的确是心里话。另一方面，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说实在的，四方面军是他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他对这支队伍格外有感情，真要是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他都难以接受。眼下，陈昌浩的态度很坚决，决心南下。到底是跟谁走？师长、军长们都在等着他发话。那时，陈昌浩的威信决不低于徐向前，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党领导一切，他不点头，徐向前一个人是带不动部队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想来想去，不如决定与部队一起走，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这样，也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后来，徐向前在认识这个问题上曾讲：“党的北进方针，不是随心所欲的决定，而是基于一定的历史环境和党所面临的任务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
  当时，作为军长的许世友，他只能服从命令听指挥，南下就南下，真正痛苦的在上不在下。
  9月中旬，四方面军以及左路军的五军团和三十二军，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执行张国焘的南下命令，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地区南返，再次穿越自然环境极为恶劣的草地。那苦那累甭提啦！
  ◎张国焘另立“中央”来得这么突然。朱德说：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啊　　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蔓蔓，寒气凛冽，弥漫着深秋的肃杀气氛。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露在外面的水呈淤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息。这里没有石头，没有树木，更没有人烟，有的只是一丛丛长得密密麻麻足有几尺高的青草。在这广阔无边的泽国里，简直找不到一条路，脚下是一片草茎和长年累月腐草结成的“泥潭”，踩到上面，软绵绵的，若是用力过猛，就会越陷越深，甚至把整个身子都埋进去，再也休想从里面爬出来。
  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还很清楚。有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尸体。衣衫单薄的红军指战员，顶风雨，履泥沼，熬饥寒，再次同草地的恶劣自然条件搏斗，又有一批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回顾几个月来一、四方面军合而后分的情景，展望未来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许世友军长走在大队后边，一路无语。
  部队抵毛儿盖稍作休息后，旋即沿着黑水、芦花以西的羊肠山路，向阿坝、松冈开进。月底，右路军在大金川北端的党坝同左路军会合。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王树声等，已来到这里。朱总司令面目黧黑，目光炯炯，步履稳健，见到右路军的指战员，有说有笑，一如往常，似乎天塌下来，也没有放在心上一样。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余天云、许世友等军以上干部大约四五十人。会址在一座喇嘛寺庙里。就在这个会上，张国焘公然宣布另立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的发言蛊惑人心，欺骗性很大。大意是：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不单是军事路线问题。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南下是终止退却的战略反攻，是进攻路线，而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继续其北上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直至发展到“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他攻击中央领导人是什么“吹牛皮的大家”、“‘左’倾空谈主义的代表”，还说他们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才来参加革命，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逃跑”等等。他宣布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提倡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要大家表态。
  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怪话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第一“炮”。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接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张国焘得意洋洋，要朱德同志表态。此时他知道朱德的地位重要。朱德的发言心平气和，语重心长。他抽了一口烟道：“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可不能叫老蒋看我们的热闹！”
  继而，张国焘又叫刘伯承表态。刘讲了一通革命形势相当困难的话，弦外之音是要讲团结，不能搞分裂。张国焘为此怀恨在心。不久，便将刘的参谋长职务免去，调他去红军大学工作。
  张国焘见朱德、刘伯承都不支持他，脸色阴沉，但又不便发作。接着，就宣布了“临时中央”的名单，以多数通过的名义，形成了“决议”。还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临时中央”主席，自然由他担任。这样，张国焘的反党行为，就发展到了高峰。
  这次会议，明显带有突然袭击的性质。所谓“决议”，并未经郑重讨论，不过是一哄而起罢了。
  许世友，战场上的一员虎将。他从会议下来后，回到军部，当夜就失眠了。分裂不得人心。大敌当前，党的团结和红军的团结，是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一、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迫切要求所在。张国焘愈是公开制造分裂，煽动分裂，广大指战员就愈加渴望团结，珍惜团结。张国焘这样做对吗？符合党章要求吗？有利于一致对敌吗？。一个个斗大的问号在质问着他。他虽然不敢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但对张国焘的盲目崇拜心理，却开始动摇。
  第三十三章：巧计立功
  ◎张国焘挤出几滴眼泪的一哭，倒把许世友哭愣了　　张国焘另立中央，遭到了朱德总司令的有力抵制，便恼羞成怒。思前想后，他又是一夜没有合眼。野心勃勃的张国焘依仗在红四方面军的地位和势力，根本没把朱德总司令放在眼里，但是他又知道朱德总司令的干群关系和举足轻重的影响，是他实现个人野心的一大障碍。他恨啊恨，决心拔掉总司令这颗眼中钉。一个阴谋的计划，随着他扔出的烟头，在他的胸中已孕育成形。接着他长长地吐了一口烟雾，恶狠狠地道：“有你无我！”随之，大脚踩灭了地上的烟蒂。
  夜很深很深了。
  天黑得像锅底。青藏高原和西北草地刮来的冷风摇撼着大地。红四方面军的三万多名红军战士分住在喇嘛庙的四周，多日的行军劳累，他们在寒夜里已经发出了疲惫的鼾声。
  喇嘛庙里，张国焘的卧室还亮着灯光。此刻，他的脸色阴沉得像窗外的乌云。他反剪双手在快速地踱步，宽阔的眉心凝起的疙瘩，仿佛一只爬在肉皮上的大蜘蛛。
  “一阵风声，门”吱“地一声开了。张国焘神经质地拿起桌子上的”勃朗宁“手枪，对准来人，惊恐地问道：”谁？“
  来人对张国焘平时装腔作势，而一遇情况就胆小如鼠的举动感到好笑。
  ”张政委，你找我有事？“来人立正，双脚一磕，向眼前的这位红军总政委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张国焘干笑了一下，将”勃朗宁“手枪放在桌子上，拉过一把椅子，表现出从未有过的谦恭，道：”噢！我当是谁呢？是世友啊！请坐。“说着从一个精制的香烟盒里抽出一支”克罗蒂“牌雪茄香烟，递给许世友军长。那是今年3月在北川战役中从邓锡侯司令部缴来的战利品，足够他抽一年的。许世友将雪茄扔在桌子上，抽起了自带的毛烟：”洋货没我这玩艺儿解瘾。“
  张国焘欠一欠身子道：”世友啊，记得我到大别山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大概还是个连长吧？在短短的五年里，你已成为军长，进步很快嘛！“
  锣鼓听声，说话听音，许世友心里明白，张国焘是要他报答他的知遇之恩。
  ”光知道英勇善战是不行的，还要有人赏识嘛！“张国焘说到这里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嘿！方面军的徐向前、陈昌浩，以及你们大别山土生土长的王树声、李先念、王宏坤，哪一个不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嘿！可是你们有些人竟然同朱德、刘伯承串通一起，要求北上。你们还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嘛，你们对得起谁？“他说着说着，竟感情冲动，挤出几滴眼泪来。
  ”张政委，你。“他这么一哭把许世友军长给哭愣了。
  ”世友，“张国焘擦着泪说：”无怪叫人伤心。唉，四方面军这些干部都是我一手提拔的，他们当面叫我张主席长张主席短，背地里却要把我的部队拉给毛泽东，实在可恶！“张国焘的大肉掌重重拍在桌子上，谁知夹在指缝间的雪茄震落在手背上，烫得他不住地叫唤。好在他马上意识到这是在下级军官面前的失态，干笑了一下，用那只被烫的手轻轻地拍了拍许世友的肩，说：”我很信得过你，喏，方面军的陈昌浩就是个好同志嘛。驻在红原的先头部队如果不是他，恐怕早就被他们拉到北边去了！“
  许世友军长是个急性子，不知张国焘深更半夜叫他来是什么用意，便问：”张政委，你。“
  ”不要急嘛，我想听听你对北上的意见。“
  ”我？“许世友军长说：”我觉得北上的方针。“
  ”什么方针？“张国焘的脸一下子拉得老长老长：”那是彻头彻尾的逃跑主义路线！世友哇，你应该学会在斗争中识别真假，他们总司令、总参谋长算是哪一道上的人，哼！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时八万多人，现在只剩下两万多；而我们四方面军呢，从大别山出发时不足三万，现在已发展到十万雄师，谁的路线正确，谁是英雄豪杰，谁伟大还要让人明说吗？实践已作了证明。如今他们借着中央的名义，打着吞并我们四方面军的算盘，不说我，你能愿意吗？“
  许世友知道，张国焘正是利用这一点在红四方面军将领中大肆吹嘘，很是迷惑了一些人，而自己也深信不疑，支持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几天以前，在阿坝会议上，他已经看出了张国焘的狭窄气度和出尔反尔的险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表示同意北上，会后就变卦，而且居然当着团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