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莫测地变幻着，中午还是晴空万里，烈日炎炎，少顷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夜间气温达零度以下，冻得人们瑟瑟发抖，彻夜难眠。黑色的泥沼，被深草覆盖着，一不小心，人和牲口陷进里面，生命就会终结。水塘不少，但大都含有毒汁，喝下去又吐又泻。田野茫茫，渺无人烟，找不到粮食。野芹菜、草根、马鞍、皮带成了指战员充饥的食物。
  再向前走，困难就更多了。最严重的是全军普遍断粮了。
  由于许世友所领导的四军是殿后部队，能吃的草根野菜早被先行部队采光了，连飞禽走兽的踪迹也被大雪掩盖得严严实实。饥饿使病号不断增加，断粮使行军速度大大减慢。在当时情况下，粮食就是生命，就是战斗力啊！
  在这危难之际，许世友想起了心爱的战马。在当时的红军里，为了便于工作，团以上的干部都配有马匹。出鄂豫皖后，每逢行军，许军长的“白旋风”一直驮着年幼体弱的同志。现在，他不得不掏出那只崭新的驳壳枪，把墨色的枪口对准了这匹在战斗中立过功劳、在行军中作出贡献的战马。
  经过七天的艰苦行军，部队终于穿过草地，进入了半农半牧的巴西、班佑地区。
  距离巴西、班佑一百多公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由胡宗南部扼守。上下包座相距数十里，有包座河纵贯其问，山高路险，森林密布。守敌利用山险隘路，修筑许多碉堡，并备有大批粮食，构成了可以长期坚守的防御阵地。胡宗南得悉我军行进消息后，急调其驻漳腊的伍诚仁第四十九师，星夜向包座增援，妄图扼住红军北进的通路。
  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赶来之前，强占包座，出师甘南，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紧急任务。丧失战机，我军就有被迫退回草地的危险。
  8月26日，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立即派人侦察地形、敌情，进行攻打包座的战斗部署。鉴于三军尚未通过草地，一军在长征途中减员太多，徐向前和陈昌浩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承担。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
  8月29日，右路军二六四团向大戒寺一营守敌发起攻击，打响第一枪。在此同时，许世友率领红四军一部也向求吉寺之两营守敌发起猛攻，歼敌一个多营，残敌继续凭险固守。打得最激烈的时候，许世友在求吉寺前沿指挥。那间寺庙的院墙又高又厚，敌在庙后山上筑了坚固工事，控制着制高点，很不好攻。部队前仆后继，伤亡不小。
  “停止攻击，围住残敌，待机歼灭！”许世友挥手命令道。
  后来，四军在三十军的紧密配合下，一举全歼守敌。战斗中四军十师师长王友钧打红了眼，端起机枪，架在警卫员肩膀上，向敌猛烈扫射，掩护部队攻击，一颗子弹射来，他不幸中弹牺牲。战后，部队将他与其他烈士的遗体，一起掩埋在求吉寺附近的山下。
  三军易得，良将难求。对于王友钧的牺牲，作为一军之长的许世友心情十分悲恸。
  王友钧是湖北广济县人，原红十五军的战士。在红四方面军历任班长、特务队长、营长、团长，屡建战功，是全军著名的“夜摸将军”。他所带领的二七一团，善长夜摸、夜袭，神出鬼没，经常出敌不意，出奇制胜。在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时，他带着三十名手枪队员，夜间从西线偷渡小通江，攀越几丈高的悬崖，摸入敌后方牛角嵌团部阵地，砍死敌团长，摧毁敌团部，带着缴获的武器、文件、俘虏，安全返回，受到了方面军总部的通报表扬。他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令人十分难过。许世友在第二次北上路过那里时，曾去王友钧和其他烈士的坟前，献上一束野花，以示哀悼和缅怀之忱。
  包座战斗，四军立了大功。是役共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四千余人，俘敌八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一千五百余支、轻机枪五十余挺，电台一部，粮食、牦牛、马匹甚多。我军指战员经过草地的艰难行军，不顾疲劳，不怕牺牲，坚决完成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赋予的打开北通道的任务，取得了全歼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一个师的重大战果。
  右路军出了草地，占领包座，已是八月底。然而左路军那边却不见动静，毛泽东急得团团转。他先找到徐向前、陈昌浩，研究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迎上来。徐向前献计道：“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主席一拳砸到大腿上：“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了！”接着，即以毛泽东、徐向前和陈昌浩三人的名义，发出电报。许世友又令四军三十一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
  可是，张国焘带领部队离开阿坝，刚进入草地就变了卦。
  9月3日，他来电说：“（葛曲河）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路全部赶回阿坝”。可见，这时张国焘连北进的方针也不同意了，实际上是要南下。他的“理由”并不能成立：一是所谓葛曲河涨水，无法徒涉和架桥。其实，四方面军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就在左路军，就地取材，营造简便渡河工具，不成问题。二是所谓粮食缺乏，其实，阿坝那带，粮食较毛儿盖地区要多，张国焘以前来电也说过。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稞，还不是通过了草地？他们的粮食，绝不会比右路军少，过草地有什么不行？更何况右路军还要派部队带粮去接应他们呢！所以，张国焘这是找借口，与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
  再说张国焘那边，他接到毛、徐、陈三人签名、催他北上的电报，在左路军，他又耍起了在四方面军搞过的一手遮天的家长作风，背着朱德、刘伯承，向右路军的徐向前、陈昌浩发了电，命令二人率右路军迅速南下。这样，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终于发展到针锋相对的明朗化地步，成为牵动全局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
  这份电报是陈昌浩先看到的，他感到为难，尔后拿来与徐向前商量。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徐向前感到棘手，考虑了一番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
  “好吧，我去一趟。”陈昌浩立时带上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他们。
  晚上，陈昌浩来电报通知徐向前去周恩来驻地开会。周副主席当时患病未愈，身体很虚弱，起不了床。徐向前到那里时，毛主席、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都在。周恩来在床上摆摆手道：“就等你来了。”会前，毛主席他们已经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征求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接着，周副主席念了全文。张闻天、博古、王稼祥表示没有什么意见。陈昌浩道：“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徐向前也同意中央的意见。
  接着，中央即以7人的名义致电左路军。电文如下：
  朱、张、刘（伯承）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慰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定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慰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已远胜西康地区。
  （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　　九月八日十二时九日，张国焘电复并转中央，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进，　　坚持南下。电文如下：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不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曰，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卢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注：引自《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这时，陈昌浩见电一反常态，同意南下。徐向前也不愿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只好表示南下。陈昌浩去中央驻地反映四方面军的意见，回来时很不高兴，说是挨了一顿批评。当天，中央致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晚上，毛主席亲自来到徐向前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道：“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徐是这种态度，便没有再说别的，催徐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
  毛主席和党中央当机立断，单独带一、三军团北上，速出甘南。他们干10日夜间开拔，第二天凌晨，徐、陈二人方才知道。那天早晨，徐向前刚刚起床，还没洗漱，就有人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徐向前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四军军长许世友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徐向前刚放下电话，铃声又响，原来在红军大学的何畏也来电询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急眼了，连忙对着话筒道：“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注：引自《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徐向前也愣了神，呆呆地坐在床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里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通知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此时他只觉得很受刺激，心里闷得很，脑袋麻木得很。“铃－－”电话铃又响。
  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
  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徐向前怎么办？徐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