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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的学业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事情，要不惜一切取得英语奖学金。这是妈妈和我所愿意看到的事。
  生活中会有这样的时刻：人们忘记了他们作为人的可贵天赋，忘记了使他们在所到之处和任何困境中都闪耀着光辉的高尚情操。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时刻：永远充满自信的人开始犹豫不决，潜在的天才看上去还不及平庸之辈。本来强悍有力的男子汉在危难降临时瘫软得像那蜷缩在壳壁之中毫无生气的水母。当人们说生活并不是玫瑰花圃时，说的就是这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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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　3142
  Title　：日本的“教育妈妈”
  Author　：陶人
  Issue　：　总第　79期
  Provenance　：
  Date　：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在每一个成绩优异的日本学生背后，大都有一个专心致力于子女教育的母亲。她们排几个小时的队为孩子报名参加考试，而到孩子应考时，又要再等候几个小时。她们穿梭般地把孩子从体操班送到音乐班，再送到书法班或钢琴班。每天要帮助孩子做家庭作业，替孩子请补习教师，甚至打零工赚钱供孩子进补习学校，在日本，由于扮演这种角色的母亲是那么的多，因此产生了“教育妈妈”这个名称。
  对日本妇女来说，做母亲是一种要求严格和地位崇高的职业，教育孩子则是她们的首要职责。战后的日本由于竞争激烈，已使她们的工作比过去更加艰难。有人说，日本能够创造经济奇迹，这与日本母亲们的功劳是分不开的。
  最近美国教育部发表的报告“日本教育现状”中指出：“一位母亲的个人成就感，有很大部分是和孩子的学业成就分不开的。社会评价一位妇女的成就时，也主要是看她的孩子在学校读书的成绩。”
  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密切联系只是这种使日本家庭成员互相依赖和相互负责地结合起来的强大社会关系中的一小部分。这种关系扩大到学校、公司以及全国，乃是当今日本的基本要素。
  如果自己的孩子在学校的成绩不佳，大多数日本母亲都会感到羞耻。一个学生单凭在公立学校学到的知识是很难考取重点中学和名牌大学的。因此，每天傍晚和周末，地铁的站台上总是挤满了各种年龄准备到补习学校去上课的学生。这种补习学校数以千计，遍布于每个角落。在日本，大约有16％的小学学生和45％的初中学生在上这种补习学校。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竞争肯定是有好处的。在正式的国际数学竞赛中，日本学生的成绩经常名列前茅。他们学习外语的年数比较多，也比较早地开设化学课，历史和地理知识丰富得使许多美国人惊讶，觉得那简直是百科全书。日本的少年有94％进入高中，这个比率高得惊人。进入高中的少年约有90％能够毕业（美国的比率为75％），有足够的能力胜任本职工作。日本的高中生有79％直接升入大学（美国则是58％），只在最高等教育上逊于美国。
  然而在今天，越来越多的日本教育家和父母对这种“四当五落”（一天睡4小时，及格；睡5小时，不及格）的高压制度提出了疑问。赞成改革的人批评这种制度令孩子失去了童年，永远没有玩耍的机会，为了应付考试及格而“生吞活剥”，这种制度造就出来的学生只会复述答案，缺乏创造力。同时，使学生们变得残忍冷酷，看见别人不及格反而沾沾自喜，而少年犯罪也与日俱增，学校里欺侮同学的事情屡有所闻。
  有些日本母亲也大力反对，这大概是因为她们曾亲眼目睹自己的孩子在压力下饱受摧残的缘故吧。“我的儿子常常头痛，不愿上学。”一个母亲这样说。
  最近，日本政府已在寻求新的方法，希望能改变现行的教育制度以减轻学生的压力。
  可是，虽然有些日本人非常渴望一种较有弹性的教育制度，但国家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取得的成功，至今仍然压得使人透不过气来。也许，要等到日本人满足于他们的繁荣，开始选择新的方向的时候，他们才能将加在母亲和孩子身上的压力减轻。不过，日本守旧派到时候一定会坚持下去，而“教育妈妈”也不会很快就能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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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　3143
  Title　：莫斯科紧张的一夜
  Author　：杜德尔
  Issue　：　总第　79期
  Provenance　：世界之窗
  Date　：1987。5
  Nation　：美国
  Translator　：黎亚
  几个星期以来，莫斯科的天气一直寒冷刺骨。笼罩着城市上空的阴霾和潮气令人呼吸不畅。每年的2月份是苏联冬季最冷的季节，下班时间，莫斯科人踏着街上铺盖着的冰雪，默默地向拥挤的地铁车站走去。下午4点钟的时候，天色就黑下来了。那一天正是2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四，临近黄昏的时候，宽敞的大街和广场上已经行人稀疏。人们都匆匆地回家观看正在南斯拉夫萨拉热窝市举行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电视实况转播了。
  莫斯科好几天都流传着尤里·安德罗波夫健康状况不佳的谣言，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他接任苏共总书记已经15个月，1983年秋天他曾住过医院，现在已经有173天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了。有谣传说他的健康情况更为恶化。这天，莫斯科的生活宁静如常，我怀疑在这个城市里，在政治核心之外有任何人会知道斯时斯地发生了什么事。
  出于偶然，我发现了这个首都城市里有些不同寻常的迹象。迹象一个接着一个，到了午夜时分，我深信在我从事新闻工作以来，破天荒第一遭碰到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大新闻——苏联领导人的逝世。我不仅抢在我的同行之前，也先于白宫、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得到了这条大新闻。
  一个单枪匹马的美国记者怎么会比美国政府庞大的政治机构更快地获知事实的真情呢？答案并不是因为我有多大的采访新闻的本领，主要还是机遇。一个外国记者是一个个体户，他事必躬亲，有时候必须为报道一件新闻而殚思极虑。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工作是各自为政、互不通气的，这就影响它搜集和分析情报的能力。很少有几个外交官会自动地找新闻记者聊天，那些做记者的又没有固定的办公时间，一直被竞争的职业本能驱使着到处跑，不像外交官僚那样地奉行例行公务。
  我决定在晚上观看苏联电视，算我运气，这个国家正在进行国会选举。就在这个星期四夜晚，苏联领导中的新成员耶戈尔·里加乔夫第一次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我不期望他在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发表的演讲会有什么新的内容，只是想在电视上打量他的性格为人。但是在我看电视的时候，里加乔夫讲话中把苏联高级官员讲演中习惯有的一句陈词老调省略掉了：他没有向托木斯克人民转达安德罗波夫的问候。
  “也许安德罗波夫去世了。”我对我妻子说。我的话是没有多大根据的，只是牵强的猜想。然而里加乔夫的这一省略还是值得重视的。有没有可能是技术人员漫不经心地删去了？这种可能性很小。会不会是被有意删掉？可是为什么要删呢？谁授权删的呢？
  在电视讲话之后出现的情况加深了我的怀疑。电视台未作说明就把原来安排好的节目换掉了，原先安排的节目是瑞典“阿巴”流行音乐小组的表演，现在却换上了严肃的古典音乐。15个月之前勃列日涅夫逝世的那一天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公报宣布之前广播电视也都撤换了节目。
  我把收音机打开，广播节目中听不出什么名堂。我同我妻子一边吃晚饭，一边观看电视台晚上9点播送的晚间新闻节目“时代”，这档节目的内容也特别单薄，只是简单地提到一下里加乔夫的讲话。苏联电视台新闻节目内容单调是司空见惯的事，并不说明任何问题。电视新闻之后，荧屏画面就转到紧张欢乐、色彩音乐丰富的萨拉热窝冬季奥运会的现场。一切如常。
  晚上10时，我的心头浮起一种受到挫折的情绪和想做什么事的欲望。我只有一个现实的选择：给我熟悉的一位苏联朋友打电话，这位朋友虽然不是高级官员，但是他的职业很好，可以间接地得到一些敏感的信息。我和他在一些大型的招待会上经常见面，可以自在地交谈。两天前我去参加一次聚会时期待能遇见他，果然他也在场。当时他告诉我，安德罗波夫的健康情况急转直下。“我所知道的就这些。”他说。
  虽然我的这位朋友不要我单独去找他，但是我们约定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给他打一个电话，而且必须要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如果他觉得可以同我见面，他就会在20分钟以后给我的办公室打电话。
  我经常到列宁图书底层去打公用电话。当我驱车前往列宁图书馆地铁车站，我感到这个城市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沉默。在这样的夜晚，去那里只需10分钟的路程。当我经过总参谋部大楼时，我注意到整幢大楼的电灯全部亮着。在列宁图书馆地铁车站外边，我又看到一支由两名士兵和一名军士组成的巡逻队。
  看到这些不寻常的迹象，我打完电话之后就立即赶到办公室去等回电。但是电话久等不来。在这样的夜晚我是无法找到可以与之联系的官员的。我的那位朋友也许是不在家，也许是存心不给我回电。于是我想去找一位信得过的同行去商量。我心里想，很可能是我的神志已经进入一个幻觉的世界。重大新闻在莫斯科总是在夜晚发生的，而这种时候我总感到我和这个世界是分离隔绝的。我给南斯拉夫通讯社记者斯坦尼克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将在午夜以后到他的办公处去。
  在去克里姆林宫方向的路上，我听到苏联体育转播员激动的声音。总参谋部的白色大理石大厦灯光依然通明。经过大厦我往右转弯，向莫斯科河开去，国防部所在的巨大的斯大林式建筑矗立在河岸。我清晰地记得这幢大楼的接待室的位置；在正常的情况下，像这样的夜晚接待室只有4个窗户会有灯光。河岸几乎空无人影。高尔基公园里的转盘游戏机隐约地矗立在结冰的河边上。雪花纷纷飘落。当我的汽车接近国防部大楼时，看到大楼的几百扇窗户都亮着灯光。这说明夜晚11点之后，国防部的人都还在办公，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非同寻常的事。如果不是领导人去世的话，那会是什么事呢？
  我沿着河岸向市中心驶去，我听到收音机里转播冬季奥运会实况已经结束，紧接着是一段简短的新闻广播。我屏住呼吸，时间是午夜11点35分。原来这个时间是播送爵士音乐节目的时间，可是今晚的爵士音乐节目撤换了，广播电台也未作任何说明，收音机传出了古典音乐柔和的乐曲声。
  我心里想，好哇，这些现象只有一种解释：安德罗波夫肯定是去世了。苏联领导层挑选安德罗波夫的继任人选必定是在夜晚的早些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他们一定是派了飞机到分布在8个时区的不同地方把中央委员们都接到莫斯科来。至此，我第一次感到兴奋，我知道我获得了一条非常重大的新闻。克里姆林宫屋顶的尖塔林立，塔顶上闪着红色宝石般的光芒，在茫茫的雪夜中映现出一副神话般的迷人景色。说实话，我感到一种得意，在这个不可思议的神秘的国家里，我发现了极为机密的秘密。
  古比雪夫大街飘着雪花，在每一个通往克里姆林宫的路口，我都看见有两名身穿呢大衣、头戴毛皮帽的年轻人，我知道他们是保安人员。15个月前勃列日涅夫逝世时，夜晚的街道上我也看到过相同的景象。如果不是执行任务，谁会有闲情逸致在这样严寒刺骨的夜晚在街上逛荡呢？
  我到达南斯拉夫通讯社的时候，斯坦尼克正襟危坐地在听着收音机，我想他一定跟我一样，也感觉到这个城市有某些异常的情况。“很可能是头头。”他说。我们一起分析所有异常的情况，找出各种各样的解释。我说，30分钟之后，广播电台对在西伯利亚建造铁路的青年广播节目就要开始播音，因为那个地方离莫斯科有6个或8个时区。如果这次广播把固定的5分钟幽默滑稽内容撤换，改播古典音乐的话，事情就会更明朗了。斯坦尼克同意我的看法。
  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打开收音机，静待对西伯利亚建造铁路的青年的节目开始。当我听到广播开始播放的是古典吉他音乐时，我感到可以给华盛顿的报馆打电传电报了。处理电传的是报馆的外事编辑部副主任利克，我用暗语通过电传告诉他，我想发一则重要新闻，这条新闻同我在1982年11月10日发的新闻同样重要。
  利克明白我指的是勃列日涅夫去世的日期。
  无线电广播的音乐越来越抑郁了。我开始坐下来写新闻。当然，我的用辞还是留有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