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止屠杀等行为。这些场面就是我在电影《超越边界》中看到的那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尽管母亲在索马里的工作非常出色，但是在她的心中，经过索马里之旅以后，她对于社会不公正的愤恨以及对那些挣扎在死亡边缘的孩子们的感情却达到了顶点。她在一次采访中说：“我心中充满了对于人类自己的仇恨。”她经历过战争，也听到了世界上忏悔的声音；“这一切不会再发生了”，可是她为什么还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事实上这种惨剧还是在不停地重复上演，这是非常不幸的。同时，她感觉到自己有能力在她的任期内做出最有意义的贡献：因为媒体对她依然有兴趣，所以也会对索马里关注。　　我们曾经发誓不让大屠杀重演。她想告诉我们，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是：在非洲，这样的屠杀每天都在发生。大量的人因为饥饿而死亡。难民们并不是被强行纳入收容营，而是他们因为自己不能养活自己和养活家庭而感到非常的绝望和极度的疲乏，心理上感到非常的耻辱，只能把这里当成最后的归宿。　　我在想，我们中间的一些人会不会用鄙视的心理偷偷地想，过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他们还过着这样差的生活？可是他们无法摆脱这种境况。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那里的情况是一种矛盾。一方面他们的战争在升级；另一方面他们又几乎一无所有。离开首都，你就会发现几乎没有道路、学校和医院这些基础设施，更谈不上什么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在母亲逝世之后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美国建立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奥黛丽·赫本纪念基金”的原因。她相信要改变这一情况只有通过教育，而我们的“奥黛丽·赫本纪念基金”正是致力于此的。我们的基金会在母亲认为最需要基础设施的四个非洲国家开展教育计划，这四个国家是：索马里、苏丹、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在基金会成立四年后，我们又加上了卢旺达。今天，我们承担的任务正在增加，我们正在参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让所有孩子上学”计划，我们的基金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十年计划。“让所有孩子上学”计划的目的是让全球一亿两千万孩子能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　　有人认为，这些国家发展缓慢是因为殖民统治的退出。这种说法是绝对错误的。母亲说：“首先获得自由，然后再发展自己。”非洲国家获得了自由，但不幸的是，所有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设施都是临时性质的，更为悲惨的是这里的人几乎都没有得到教育。“像越南、古巴这样的国家，受教育人口的比率甚至超过美国，也有基础设施。他们自己可以拯救自己。”而非洲不可以，这就是殖民地时期的后遗症。　　母亲在接受采访或者发表演说时的开场白，通常是这样一句：“还有什么比孩子更重要？”她并不是设问或仅作一个姿态，她相信这句话的核心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有什么，还有什么比人类的生存更重要的？在人的一生中，有什么比童年时的爱、温暖、关怀、食品、教育更重要的呢？　　某种程度上，“全球”这个词只在与“经济”相联系时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当巴西和日本的经济开始下滑的时候，当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我们投资在股市上的珍贵财产出现缩水的时候，我们烦恼，我们焦急，我们忧虑，我们束手无策。我们能够做的，只有等待和观察。但是，当我们的儿童们正在死于贫穷、饥饿、缺乏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母亲常常提醒大家，获得这种生活资料的花费仅仅是每天每人一美元—时，我们可以做的不止是“等待”和“观察”。　　她还提醒大家说，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居住的56亿人口中，30亿人每天花销不到2美元，2亿人花销不到1美元，15亿人连水也喝不上。这意味着，9亿人生活在一个世界，47亿人则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两者之比约是5：1。她常常深思，我们能做些什么改变这种状况？“他们的孩子死于饥饿，我们的孩子忙着减肥，这就是我们的世界吗？”　　母亲在1988年3月说：“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但是世界只有一个，它正变得越来越小，人们之间的接触也不得不越来越频繁。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那些富有的人就有义务、有责任去帮助那些一无所有的人。”　　她经常提醒人们，只要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总和的百分之一点五就可以消灭这个噩梦。当我们的孩子们发现我们曾错过了这个如此重要的机会，他们会怎么想我们？
  第五章　寂静的灵魂第15节　世界是一个村落
  星期天，在罗马的市场与母亲及安德烈。
  在我阅读大量的资料、文章和几百份报道时，我发现了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先生的一篇演说，母亲把下面的部分特地划了出来。　　　　47亿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给了400万美国人工作机会。第三世界的需求和经济增长正在以我们两倍的速度发展。目前，这47亿人占有着世界生产总值的18％。25年后，这个数字会达到30％。但是在他们取得经济发展的同时，他们也在污染着我们的空气、水和环境。谁将为这一切付出代价？是我们，还有我们的孩子们。环境的恶化必将在人类准备采取措施对付它之前开始影响我们的生活。实际上，这种影响已经开始了。臭氧层的空洞就是最好的例子。为什么美国要承受环境问题的冲击呢？因为美国占有世界经济总量的55％，就像日本占有远东经济总量的75％一样。如果你把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加起来，就能占到全世界经济总量的约90％。　　　　她问过：“你痛过吗？如果有，你一定记得如何用止痛药去消除疼痛。而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47亿人，正在经历着另外一种痛苦：失去亲人、饥饿、病痛、干旱、战争、卖淫、享受不到人权、酷刑等。但是同时，他们也在尽力地维持自己的尊严。”　　　　当我看到那么多人类的灾难时，禁不住开始咒骂起平时的自己。但是我确信，无论是沃尔芬森先生还是我母亲，在提出这些重大问题时，都没有任何的讽刺挖苦。相反的，他们是以从那些穷人身上发现的单纯和高贵的心态来讲话的。　　意大利有一句谚语：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村落。母亲非常喜欢这句话。无论你到任何地方，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也是沃尔芬森先生在成为世界银行行长之后，在过去三年半的时间内走遍了世界上的85个国家后得出的结论。　　　　我了解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全世界的人们都是一样的。无论是中部非洲贫穷的村落，还是巴西的贫民区，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有一个好的未来。我了解到的第二件事情是，那里的人们都不希望得到施舍。他们希望得到的是机会。　　我觉得，居住在贫民区和贫穷村落里的人们是世界上最高贵的人。我一半的时间都花在了和贫民区以及农村的人们打交道上。实际上他们从来都不是一个需要你怜悯的群体。你也许会因为他们所生活的环境而怜悯他们，但是他们拥有巨大的内在力量。这是以前我所不了解的。　　我以前也常常旅行，但是只是出没在宾馆饭店或者游乐场或者其他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一个农村。我从信件中从来无法得知，一个位列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竟然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历史上，他们的帝国统治的地域竟然远达埃及。我从来不知道，中美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如果我们给这些人民机会的话，他们会交出令人惊异的答卷。我感到悲观的是，在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之中，蕴含着改变命运的能力，但是却没有人去支持他们。我对人民有着超出以往的乐观。我相信人民，但是却对世界各国的国会中的争论有着非常明显的失望。我们的国会，将事关未来的话题抛开，只关心眼前的选举话题。这不是美国一个国家的问题，整个世界都缺乏能够放眼中长期的领导力。大部分人也不关心，因为他们看不到。　　我这些话也许就像旷野中微弱而无力的嘶喊，我的银行中的10000名同事也是，但是，根据我超过60年人生的经历，我还是要说，我们现在正在从事的事业，将使得我们子子孙孙的生活变得不同。我绝对不怀疑这一点。　　　　有趣的是，尽管母亲深深被这些话打动，但她从来不会把话讲到那种程度。她对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非常尊敬，她相信这些人是解决问题的领导者和舵手。母亲对自己的能力和责任有着正确的评估。她知道有些事自己办不到，但是她知道她能做什么。人道主义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对她来说是个全新的领域，一门和做演员完全不同的学科。她努力地阅读相关书籍，勤于思考和请教，直到弄清楚每一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她在做演员过程中养成的职业习惯的延续。　　我可以大胆地说，相对于那些只是把“人道主义”当作工作的人来说，她已经把人道主义当成了毕生的追求和理想。　　然而即使如此，母亲在索马里看到的一切还是令她异常震惊，她从情感上几乎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又有谁能接受呢？即便是一名接受过职业训练的护士，也不可能在面对如此多的人间惨剧时保持无动于衷。　　尽管已经出奇愤怒，但是母亲内心深处的优雅气质还是令她保持克制：“我相信这并不是由于整个社会的集体犯罪，但是我相信整个社会都应该为这里的一切负担起自己的责任。”母亲的意思再明白不过，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都应该为非洲那些濒临死亡的儿童负责呢？　　前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曾经在她的一本书中引用过一句非洲的谚语：养育一个孩子，需要整个村落的力量。母亲也经常使用这句谚语，她是如此理解的：仅仅依靠父母是不够的，老师也是不够的，医生、朋友等等任何人的个体力量都是不足够的，只有所有人结合在一起，才能给孩子们一个成长的健康空间。母亲的意思是说，照顾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孩子们成长，并不是某个个体的责任。她认为，当孩子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消除国家之间政治或者经济的壁垒，帮助他们健康成长。　　当今世界，合作趋势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强烈。欧洲成为了一个同盟，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有预言家浪漫地估计，未来我们的星球会成为一个大联邦。我们梦想在未来的世界里，人类不会再受到疾病的困扰，不会再有战争的威胁。互联网的发展使我们可以自由联络到电话线另一头的任何一个人，但是别忘了，世界上还有50％的人还从来没有打过电话。　　　　母亲希望我们能够为了这个目标一直坚持下去，不应该为了一时的成就而感到满足，直到我们改变了历史的发展方向才可以停下来休息，也许终我们一生也看不到这一天，但是我们的儿子、孙子会继承我们的事业。否则，我们都会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受到沉重的惩罚，整整一代的孩子可能都会迷失他们的方向。　　所有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总和的0。5％就足以帮助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走上正确道路，从此以后他们就可以自我发展走向富裕的生活。相反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做，那么10年、20年、甚至是30年的动荡生活会让人类付出什么代价？当一个孩子在到处都是毁灭的环境中长大，我们怎么可能指望他会信任我们；和我们一起共同创造未来？　　母亲说过：“如果让我把所有想说的话用一句话来概括，在我还有呼吸之前我都会说，那些埃塞俄比亚的人民，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帮助他们走出困境，这是他们惟一的渴望。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仿佛给了他们一把铁锹，让他们有可能挖出一眼井水，灌溉他们的未来，而不是为他们的孩子挖掘坟墓。”　　母亲说，她在非洲从来没有看见过乞求施舍的双手，她只看见这些不幸的人的高贵举止，虽然他们生活在一个发展极度不平衡的世界里，无法与来自发达国家的人竞争，但是他们并不怨天尤人，也没有憎恨生活。　　罗比和约翰·埃萨克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摄影师，他们都向我描述了一件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事情。当时在索马里的难民营里没有人知道母亲是谁，他们只是知道，每一次标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标志的飞机降落之后，都会从机舱中走出一名女子，她几乎和他们一样消瘦，她文雅而平和，眼里饱含着纯真和善良。在一次访问的最后，这位女子在离开前走进了一座简陋的建筑物里，那儿有许多饥饿的孩子，他们排成长长的一队，领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给他们准备的食物，当时索马里的情况极端恶劣，只能用麦片粥充饥。她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