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洲的埃塞俄比亚。
  第四章　他们中的一员第11节　病痛
  1967年在纽约
  由于从小接受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教育，母亲并不喜欢向人家抱怨自己的病痛，也不愿意让孩子们知道自己不舒服，因此我和卢卡对母亲的病都一无所知，不过罗伯特一直陪在母亲身边，他对此非常了解。他们曾经在瑞士请很多专家检查过，但是每一次的结果都不相同。1992年10月，母亲受邀将前往洛杉矶参加一个纪录片的拍摄。母亲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在美国接受一次彻底的检查。　　当我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看到母亲的时候，她显得非常疲惫，神情也相当紧张。多少年来，母亲一直只乘坐经济舱，有一段时间，她和罗伯特会互相为对方购买商务舱机票作为礼物互赠，一起去旅游度假或者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这次是她第一次乘坐头等舱，那还是因为身体的不适和罗伯特的强烈要求。　　母亲认为，在一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在忍饥挨饿的年代乘坐头等舱简直就是一种犯罪。同样，母亲认为汽车也只是一种交通工具，只要安全、快捷就行了。因此我们家并不像很多明星家一样拥有诸如法拉利一类的豪华跑车，车库里只有沃尔沃和奥迪，母亲信赖它们。　　母亲几乎不自己开车，这一点让我很奇怪，虽然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罗马，并不是每个女人都会开车，但是我还是忍不住问了她这个问题。在我记忆中，母亲刚刚拿到驾驶执照，我父亲就送给她一辆雷鸟跑车。但有一天母亲拍完戏后自己开车从摄影棚回家，一个女人开车从后面撞上了她，虽然很显然那个女人应该负全部责任，但是她却相当的蛮不讲理，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母亲头上。　　母亲回家之后将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父亲相当愤怒。然而事情并未就此平息。那个女人在得知母亲的身份之后决定起诉母亲，她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通过与名人打官司让自己也变成名人。这件事以后，母亲决定卖掉那辆跑车。对车祸的恐惧、人性的卑劣导致的失望和愤怒，让母亲从此不再自己开车。后来再谈到这件事时，母亲说：一个好司机的性格中需要有一些具有侵略性的特质，但是她不具备，并且也从来没打算具备，所以她不能成为一个好司机，也就放弃了开车的想法。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母亲也许有些偏激，但是在那个年代的罗马或者巴黎，开车确实是这样的，一次出行就是一场小规模的战争。　　1992年，母亲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进入了第五个年头，工作量增加了不少，日程表也安排得越来越紧凑。由于所有的机票都由基金会提供，而且去往的目的地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没有直达航班，所以母亲和罗伯特不得不在航程中多次转机。虽然罗伯特乐观地认为这种将长途飞行分割成若干个短途飞行的方式能够缓解疲劳，并且减少时差的困扰，但是这种方式却将整个飞行路程拉长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的消耗都很大。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刚从发展中国家回来，马上又要到一些发达国家做宣传报道。在那里母亲会接受一些采访，向人们讲述她在那些战乱或者饥荒横行的地区看到的悲惨景象，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些募捐活动。他们两个人一年的生活几乎都由这两种活动组成，中间会有几个星期的间隔时间让他们习惯时差的变化，然后重新上路开始下一段旅程。　　这样的疲劳工作对母亲的身体危害很大，然而她仍然乐此不疲。每次回来她都会向我们讲述她所见到的那些孩子的不幸遭遇。在她的眼中，我们看到的是失望和悲悯，她对那些国家的政府对待儿童的行为感到不解。有人曾经问她，很多不幸事实上都是由当地的政府与反对派武装之间的常年征战造成的，而这些政治层面上的问题依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不可能解决的，既然如此为何还要不遗余力地为此奔走呢？母亲面对类似的问题总是只有一个答案：“这好比你坐在自家的客厅里，突然听见街上传来一声恐怖的尖叫，随后是汽车猛烈的撞击声，你的心脏仿佛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你从椅子上跳起来，跑到街上，发现一个孩子被车撞了，倒在血泊中。这时候你不会停下来去考虑到底是谁错了，是司机的车开得太快，还是孩子突然冲上马路追逐他的皮球。这时候你应该做的就是抱起孩子，赶紧送他去医院。”　　母亲从索马里回来之后，我们每个星期都会通电话，每次都要聊很长时间。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平生第一次从她的声音中感受到沉重。她对我说，她刚从地狱回来。我想要她说得更详细些，但是母亲不愿意在电话里说太多，她说到了洛杉矶之后会告诉我更多的事情。　　在洛杉矶，母亲告诉了我她心中的忧郁。她在上百万索马里儿童的脸上看不到任何对未来的憧憬和幻想，只能看到他们对食物的渴望。索马里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任何的基础建设。其他一些国家也有不幸的儿童，比如越南，但是至少他们还有能力去梦想明天，因为在那里有医院、有学校、也有公路，只要加以修缮就可以发挥作用，但是索马里的首都摩加迪沙，没有医院，没有学校，也没有公路，那里几乎什么都没有。　　母亲总是说，和平也应该成为我们好好学习的一门学科。“我们经常研究战争，甚至在大学里还有专门教授战争知识的学科，如果也有一个地方可以教我们如何去创造、保持和平，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一所教授和平的大学。”　　每年圣诞节，当我们一家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母亲都会讲述她的那些故事，关于她的旅行，关于那些孩子，关于那些访谈，还有关于当她在美国国会作演讲时的紧张。　　“那些议员都是很好的人。”母亲说，“想要解决埃塞俄比亚的问题并不容易，因为这涉及到很多政治因素，并不仅仅是咖啡或者椰子那么简单，不过让我感到满意的是，在我前往国会演讲之后，美国政府增加了对埃塞俄比亚的经济援助。”　　母亲从不会将这些事情的功劳自包自揽，通常都是罗伯特在母亲说完之后忍不住又补充，丰富整个的画面。“她只往国会议员面前一站，说了自己的看法。然后美国政府就追加了6000万美元的援助。”每次听他们说起这些事情，我们都感觉很骄傲。然而当餐后的谈话结束，大家开始总结过去的一年时，我们会发现母亲又将整整一年时间都投入到了这份额外的工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她的疲劳和憔悴，总会试探着问她：“你什么时候会和罗伯特去度假？”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无法说服她停下来，我们只是希望她能够在紧张的工作间隙，抽空享受一下生活的乐趣。然而即便是这么微小的愿望都没有得到满足。　　洛杉矶的医生对母亲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查，但是他们也无法得出确切的结果，医生建议，这个时候需要使用腹腔镜检查。1992年11月1日，母亲在西奈山医院接受了腹腔镜检查，两个小时之后，医生来到候诊室告诉我们，他们在母亲的腹腔内发现了癌细胞，并且癌细胞已经开始扩散，据他们推测，癌细胞最先可能是在阑尾附近生成的。没有人能够断定这一点，因为腹腔镜无法直接看到阑尾的位置，它躲在腹腔的角落里，我们对这个人体内已经退化的无用的器官所知甚少，但是它却杀死了我的母亲。在阑尾这个小小的器官里，是积攒了我们的肉体无法消化的食物，还是堆积了我们的灵魂无法弥补的创伤？　　医生估计大约五年前母亲就已经患上了癌症，不过癌细胞在母亲的体内繁殖得很慢，在发现的时候肿瘤并不大，然而坏消息是癌细胞在母亲体内已经开始扩散。导致母亲经常感到腹部疼痛的原因是癌肿瘤压迫了她的回肠，使得这个起到吸收营养物质作用的器官受到太大的压力而无法正常工作，不能够让食物通过从而导致痉挛。医生切除了母亲的一部分回肠，希望这能够减轻她的痛苦。　　这些太过专业的医学术语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手术后我们一起去特别病房探望她。我们并没有告诉她病情的真相，但是敏感的母亲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她知道这一次她病得很严重，甚至比在索马里被一种不知名的小虫咬伤那次更危险。那一次母亲被怀疑染上了当地一种非常可怕的传染病，医生对她使用了一种药效非常猛烈的抗生素才帮助她脱离危险，即便如此母亲还是受了很大的罪，回来之后她曾经对我说，让我保证无论如何都不会在任何人的劝说下服用那种抗生素。　　在为成千上万个饱受饥饿折磨的孩子奔走多年之后，母亲却发现她自己不能吃饭了。为了治愈她的癌症，医生要求她必须完全不经过消化道吸收营养，这就是说，母亲将通过静脉注射一种黄色的营养液来维持每天所需的能量。　　母亲曾经向我们描述过那些在难民营中等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援助的孩子们，在他们眼中，一碗玉米粥都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也曾经看过母亲从非洲带回来的照片，那些徘徊在死亡边缘的孩子甚至因为严重脱水，不能够直接进食，只能暂时通过静脉点滴维持生命。现在母亲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我们必须等待母亲开刀后的伤口愈合，然后才可以安排她接受化学治疗。我们全家人安排了时间表，轮流去医院陪她。我经常是在早晨去看望她，然后回到我的办公室，先把最急的事情处理好，接着就开始浏览各种关于癌症治疗的信息，给每一个癌症康复中心打电话，了解最新的研究信息和最科学的治疗方法，一忙就是几小时。不幸的是，很快我就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事实，现在在癌症治疗中最普遍使用的化疗法从60年代开始基本就没有任何的改变，也就是说整整30年人类在与癌症的斗争中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步。60年代，听起来几乎和中世纪一样遥远。
  第四章　他们中的一员第12节　远离家的家
  星期天与母亲及安德烈在罗马的市场
  一星期之后，我们把母亲接回了“家”—她最好的朋友康妮·沃尔德的家，母亲每次来洛杉矶都会住在那里。　　母亲第一次来洛杉矶的时候就认识了康妮，那时候母亲刚刚拍完了《罗马假日》。后来康妮嫁给了杰瑞·沃尔德，一名高产的很有创造力的电影制作人。康妮和母亲是一辈子的朋友，我们经常去康妮家吃饭，就好像一家人，饭后她们总是互相抢着去洗碗。康妮管母亲叫“卢比”，这是当时热播的一部电视剧《楼上楼下》中一个女仆的名字，这个角色相当专制粗暴。母亲对此辩解说，作为客人，她至少应该有权利去洗碗。她们总是一起做饭，大声取笑对方，也像亲人一样深深地爱着对方，对母亲来说，这里就是除了自己家之外的另一个家。这一次，回家对母亲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在死亡阴影笼罩下的日子里，能喝到朋友亲手为你熬制的鸡汤，不仅是身体得到了最好的照顾，心灵上也得到了难得的放松和平静，这里就是一个避风港。　　接下来母亲开始接受第一次化学治疗，一切似乎都很顺利，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我们都觉得母亲可以顺利地在一周之后接受第二次化疗，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几天之后她的回肠又发生了梗阻，这一次疼痛是如此剧烈，即便她服用了止疼药仍然于事无补。白天我们陪着母亲在游泳池旁小心翼翼地散步，晚上我们则围坐在她的床边，陪她一起看电视，有时候是轻松幽默的肥皂剧，有时候是科学探索频道的纪录片。母亲说她最喜欢这两类电视节目，因为纪录片让她相信自然界确实存在奇迹，而肥皂剧则提醒她不管发生什么，生活总是充满快乐的。　　化疗之后，医生通知我们，他们希望母亲能够尽快回到医院里去。　　1992年12月1日，这一天是我生命中最沉重的一天。我们准备把母亲送回医院，以便更好地接受治疗。每个人都很忙碌，准备自己能做的，这让我和母亲有时间单独在她的房间里相处一会儿。我帮她穿好衣服，她当时已经非常消瘦，衣服几乎将她完全包裹住了。母亲转过身来看着我，眼眶里充满了眼泪，她非常用力地拥抱我，我能听见她的啜泣。母亲在我耳边轻轻地说：“肖恩，我非常害怕。”我就那么站着，用我全部的力气把她抱在怀里，但是心里却一阵阵的无力。　　我安慰她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会一直陪着她走过这些困难的，而且我还保证，如果事情真的走到了尽头，我会在第一时间告诉她。我并没有绝望，只是想帮助她鼓起勇气。在我记忆中，这是母亲惟一一次在我面前那么真实地表现出她的恐惧。我还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