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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遗失的爱第1节　出生（1）
  1938年5月8日，奥黛丽与洋娃娃在一起。
  有一次母亲对我说：“如果将来我要写自传，开头会是这样：1929年5月4日，我出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六周后，我告别人世。”　　奥黛丽出生后六周患上了严重的百日咳，她的母亲，艾拉·凡·赫姆斯特拉，是个虔诚的基督教精神疗治者。她相信上帝比医生更仁慈更万能。因此她没有带奥黛丽去看医生，而是在家中虔诚地祈祷。不幸的是，上帝似乎没有听到她的祷告，奥黛丽的状况越来越糟糕。在几次剧烈的咳喘后，小奥黛丽柔弱的身子终于禁受不住折磨，没有了呼吸。　　“后来呢？”每次小奥黛丽听母亲讲到这儿都忍不住会问。虽然关于那个婴儿的命运，她已经听过无数遍。艾拉会有些厌烦，但是禁不住奥黛丽的百般恳求，又会把那个故事的结局重复一遍：奥黛丽的小身子逐渐发紫，艾拉拼命地拍打她的屁股，奇迹发生了，小奥黛丽醒了过来，没过多久，呼吸也顺畅了。　　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没有依靠任何药物，没有医生的救助，小奥黛丽活了下来。艾拉坚信是她的虔诚感动了上帝。　　除了这件事，母亲觉得自己生活平淡，不值得一写。母亲不善言辞，讲话也尽量简洁，她还保留着维多利亚时代的说话方式：谨慎、严肃、简洁、直白，让人觉得枯燥无味。祖母艾拉就经常批评母亲：“你呀，可真是个无趣的人！”　　母亲并不是真正的无趣，只是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她把全部的精力都给了她所热爱的事业—她是一个好演员、好母亲，还是一个伟大的亲善大使。　　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些人找上门来，鼓动母亲写自传，开出诱人的条件，允诺可以写她想写的任何话题。大多时候是经纪人艾文·拉纳，但是他们每次都被母亲拒绝了。　　作为一名公众人物，母亲经常会受邀参加一些电视访谈节目，在节目中被问及有关她的电影或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话题。在这些节目里，她可以畅谈自己的生活、工作和感受。那些关于童年和加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动机的问题总会让她回想起二战时期她的家庭和朋友所遭受的苦难生活。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些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东西—和平、自由和民主，对当时的他们来说都是奢侈品。她告诉我们她的哥哥是如何吃下狗粮的，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可吃。其他人吃郁金香的鳞茎，因为没有蔬菜。当时的面包都是绿色的，因为没有可以磨成面粉的小麦，只能用豌豆粉来制作面包。有时候我的母亲需要一整天都躺在床上，通过看书来忘记阵阵袭来的饥饿。　　她一直清楚地记得德国军队占领荷兰小城阿纳姆的情景，那种恐惧成为了笼罩她整个童年时代的阴影，因为二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是在那里度过。直到这座城市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吃的东西，他们才搬到了位于郊区的外祖父家。　　她的外祖父曾经是阿纳姆市的市长，不过在那个年代，市长只是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获得更多的财富。当大轰炸开始后，他们发现这儿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周围的农民非常热情，愿意拿家里的农作物、家禽家畜和这些来自城市的难民一起分享。她还记得那时候一些商人利用战争的机会肆意抬高物价，家里的钱很快就用得差不多了，毕竟珍珠项链没办法填饱肚子。　　　那个时候我母亲还不认识罗伯特·沃尔德斯，这个荷兰人后来陪伴她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2年。二战后期，沃尔德斯也在阿纳姆郊区的某个村庄中生活。后来我母亲和他总是谈起那时候的奇闻轶事：那时候有个农民总是用自己农场里的食物去交换很多值钱的艺术品，为了避免被德国人抢走，他修建了一个地下室，把那些油画和雕塑都放了进去。战争结束后，他兴奋地跑进地下室去整理他的财富，这才发现那些油画和雕塑全都被水浸泡得面目全非了。　　对我母亲来说，欧洲解放也是她第一次接触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二战期间我一直在荷兰，在德国军队的统治下生活，根本没有吃的。”她回忆说，“最后那年的冬天是最糟糕的，城市里的食物已经所剩无几，还要优先供给德军。虽然我们还不至于饿死，但是由于总是吃不饱，我患上了严重的营养不良。幸好战争结束后不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和红十字会一起进驻了我们的城市，向居民提供食物、药品和服装。当时所有的学校都成为了援助中心，我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我一生都将铭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我的帮助。”　　荷兰是所有欧洲国家中被德军占领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它是最先被德军侵略的国家之一，也是最后被盟军解放的国家之一。盟军在阿纳姆附近打赢了解放全荷兰的最后一战，这次战役后来被拍成了电影《遥远的桥》。若干年之后，我母亲在我父亲担任制片人的电影《盲女惊魂记》中担任主角，扮演一名被一个精神病强盗折磨的盲女，而该片的导演是指导了前几部007电影的泰伦斯·杨。这名英国导演在二战期间是一支英国坦克部队的指挥官，在拍摄影片时他惊奇地发现原来我母亲在二战期间都住在阿纳姆，而正是他指挥的部队在20年前肩负了炮轰德军工事的任务，当时阿纳姆城和周围很多村庄都被炮弹打成了一片废墟，其中包括我母亲当时的邻居家。　　我母亲和杨之间这种特殊的关联使得他们的友谊延续了一生，并且衍生出了很多趣事，杨总是说：“如果当时我下令再向左瞄准一点，我现在就失去最好的工作搭档了。”事实上在我母亲的内心里，她非常支持那次炮击，即使自己也是被炸的目标之一，因为这的确给她带来了自由。在之前的无数个日日夜夜里，她都要提心吊胆地看着纳粹军队在街上走过，炮击过后，德国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关于那段战争岁月，母亲经常被问及同一个问题：你是否真的帮助过反德的抵抗组织？你的父亲真的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吗？母亲总是用她一贯谦逊而又直接的方式回答第一个问题：是的。和其他每个人一样，她尽了一个孩子能尽的最大努力来帮助那些抵抗组织。她曾经把秘密消息放在鞋子里传递给游击队员，因为孩子不容易被怀疑，纳粹士兵很少拦住他们仔细盘查。我记得她曾经告诉我们，她亲眼看到成群结队的犹太人被押上了火车送往集中营，她永远不会忘记一个穿着红大衣的小女孩被纳粹军队塞进一辆牛车中带走。很多年以后，当她看到《辛德勒名单》时，斯皮尔伯格用他的想象让她重新回忆起那个残酷的现实世界。（《辛德勒名单》是一部黑白影片，但是全片有一个穿着一件红色大衣的小女孩，这也是整部电影惟一的彩色。）对第二个问题，她同样会回答：是的。不仅她的父亲是一名法西斯主义者，她的母亲也同样如此，不过那都是在战争开始之前。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攀上权力顶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作为一种新诞生的政府形式，骗取了大量社会精英的信任。当时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强势政治主张，比当时软弱无能的魏玛政府更加能激励民心。同时一战后德国经济衰退，人民渴望变革的呼声高涨，法西斯主义借此机会赢得了支持。不过战争刚刚打响，我的外祖父就前往英国，然后他被软禁在一栋房子里，获准自由行动之后他去了爱尔兰，而不是回到法西斯横行的德国。他从来没有支持过希特勒推行的战争政策和种族大屠杀，我的外祖母也一样。也许他们只是支持法西斯的政治主张，因此加入了相关的政党，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伤害任何人。　　不过这些政治上的差别足以成为我母亲对她的父母产生愤恨的理由，她放弃了那个家庭所拥有的全部尊贵头衔，搬到她的外祖父家居住。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外曾祖父，在我出生前三年他就去世了。我母亲很少提起她以前的生活，不过她总是说，外祖父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父亲的角色，因为父亲很早就离开了她，在她的童年生活中对父亲的印象很淡。20年后当她与父亲重逢时，两人之间也没有流露出父女间那种深厚的感情。　　我的父亲梅尔·费雷一直通过红十字组织寻找我的外祖父。我的父母经常谈起我的外祖父。尽管她并没有流露出很明显的想念之情，但是我父亲明白，对我母亲而言，这是一桩巨大的未了心愿。最后红十字组织通知我父亲说我的外祖父在爱尔兰。我父亲立刻给他打了电话，父亲很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当我外祖父接到电话时，他很快就感觉到我父亲是谁。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通过报纸来了解他女儿的生活和演艺生涯。我父亲说也许父女俩应该见一次面，把多年来的一些问题彻底解决。约瑟夫·维克多·安东尼·赫本·鲁斯顿，我的外祖父，欣然应允，他说“他很高兴可以再次见到奥黛丽”（在英文表达中，这是一句极没有感情的礼貌用语）。于是他和我父亲在电话中约定了会面的时间和地点：都柏林谢尔伯恩酒店的大堂。我的父母从瑞士飞赴爱尔兰，驱车前往谢尔伯恩酒店，两人入住后不久屋里的电话就响了，和约定的一样，时间恰好在午餐前。　　在此之前，我母亲最后一次见到她的父亲还是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　她在英格兰的一个农场里度过了一个夏天。当英国正式对德国宣战后，他把我的母亲送上一架飞机，那是最后一批从英国起飞前往欧洲大陆的民用飞机。我母亲记得那架飞机是橙色的，荷兰的民族颜色。飞机超低空飞越英吉利海峡，而在幼小的奥黛丽心中，父亲也变得越来越疏远。当时的荷兰是中立国，大家都觉得这里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但不幸的是，在奥黛丽抵达荷兰后的第三天，德国军队未经宣战就直接开进了荷兰。　　接到电话之后，我的父亲母亲就下楼了，我的外祖父就站在大堂里，他穿着一身破旧的粗花呢大衣，显得有些苍老，不过老头儿仍然气宇轩昂一脸的骄傲。我母亲等待了几秒钟，但是外祖父没有任何反应，他就像座雕像一样站在那里，没有走上前来，也没有张开双臂，他根本没有拥抱我母亲的打算。这并不是因为他太过激动而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