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1945年4月。有一份景察局的记录，上有你的指印，博尔津博士在贝巴尔斯贝格的地址，我拿给你看。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决定信任你了吧？你无路可走。你要离开我，我把你送交纽伦堡法庭。目前还无人寻找你。无论如何，还不象找鲍曼，缪勒，艾希曼，施坦格利，门格列、巴尔比那或瓦尔特•；劳夫那样找你。如果你敢欺骗我，如果我最终还是认错了你，我就暴露你，把责任推给你。”
  那太好了，施季里茨想。如果他把我送交纽伦堡法庭，这是最好的办法。那里有自己人，这就等于送我回家，可怜的罗门。他还有什么没讲完。看得出，他进入纵横交错的纳粹网就害怕了。我还是从家里帮助他好。只有在那里我才能公开讲出我所知道的一切。只有在那里才能总结所占有的资料特别是现在，冈萨雷斯给了我情报，我又在国际电报电话公司搜集了一些，他们真不借，垃圾堆里可以找到金蛋蛋。肯普和杰克博斯这些人认为，最重要的东西保存在他们的特别保险柜里。他们会想，从旧报纸，康采恩的公文、专家们的从一般通信中获得的有关国际贸易行情的报告笔记中能找到什么？敌人的无知万岁！但愿他们长此无知！但愿他们永远逃避科学，但愿他们认为自己的看法或他们已习惯的东西唯一正确，否定这些东西，对他们无异于自己所效忠的理想的毁灭。我应该无条件地同意罗门的建议，施季里茨坚定地对自己说，我不喜欢连小事也搞下流勾当。但我必须欺骗他。他们美国人是真好，像我们一样动作迟缓，身体笨重，所以我才这样喜欢他们。但他们的思想方式很特别，应该在他们中间生活许多许多年来了解他们。而我没有这个精力，我想回家。
  “第一”，施季里茨终于说道，“我倒根想出现在法庭前，因为只有在那里我才能证明自己的无辜。但是，第二，我准备接受你的建议。只是我们要说妥：你告诉我为什么你决定寻找纳粹骨干分子和研究希特勒主义渗透到民主社会的可能性，反过来，我也说明为什么我同意参加你的事。”
  “一言为定。按照惯例，我们到一个地方，吃喝一顿，同时相互间彻底说明我们的立场。”
  “这件事我们最好晚点办，西班牙人在汽车里能偷听到，而且他们也可能在饭店的邻桌安插自已的人；因此最好在野外。”
  “我们去‘耶罗’俱乐部”，罗门微笑说，“也就是你和冈萨雷斯将军以及韦拉斯克斯去过的那个地方。我说过，这里的秘密管察不可能进入贵族俱乐部，他们没有这笔钱。”
  ‘他们故意用谎话蒙骗你，波尔，”施季里茨回答说：“在这些俱乐部里也有间谍，只是你的朋友埃罗尼莫不知道罢了。那里的食堂服务员和餐厅主任都被收买，那里的一切也都受到监视。”
  “你从哪里知道的？”
  “早在1937年，当我住在布尔戈斯时，就和佛朗哥的秘密部门交流过经验。海德里希，你听说过他的‘基提’沙龙吗？他在柏林给自己人建了一个贵族俱乐部。你说说，你想要什么。这些人聚会两小时后，他就读到最坦率的谈话记录。
  罗门前仰后合，哈哈大笑。他受过良好训练，施季旦茨想。这种动作只有训练有素的体操家才能作到，必须站着，不得走动，而坐着完成，绝非易事。
  罗门笑完说：“博士，德国就是德国。你们本来就是一个特殊的国家。贵族们雇佣了这里的食堂服务员，给他们的钱是大学教授的两倍。”
  “直接的原因是，”施季里茨答道：
  “这里的秘密警察局特别处，对他们来说，如果他们不完成提出的全部条件就把他们关起来，在这里关人是不需要法庭决定的。谁愿意丢掉两倍于教授的薪金？”
  罗门又点混一支烟，痛苦地摇了摇头。“真的，有这种事！？哼，该死的褐蓝色妓院！真是肮脏的泔水池。你们的逻辑有点特别，正常人不能马上理解，它是那样曲折。国家怎能与这种蛇一样的逻辑并存，它怎能不完蛋？！”
  “这个我们下次再谈，”施季里茨微微一笑，“现在你告诉我，只是不必激动，与你同居的女人和肯普全面使你很伤心？！”
  罗门短促而深沉地吸了两口烟，答道：“我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博士。不知是再次反驳你，还是承认她在反对我。”
  “那你就从他们把她带给你的时候开始想一想，波尔，你将很容易明白，在监视你的人面前，你可能在哪些地方出纰漏。”’
  “如果很好地给肯普偿清欠款，他又完成了要他干的事情，你会怎样想？”
  “他什么也不会完成。也不必给他付款，他不是卖淫的妓女。你是正确的，他是里斯本的驻办公使，出身名门。他不会卖身投靠。不能请求这种人。他们不太懂得这个词的意义。这个词有一些童年的色调。他善于完成命令，如果命令他，他能作到想作的任何事情。”
  “应该用谁的命令？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这个公司为我服务，没有我的同意那里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你真的这样想？还是耍滑头？”
  “你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我？”
  “有。不是国际电报电话公司为你服务，而是你为它服务。”
  “关于这一点，我读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的东西太多了，博士，不要……”
  “这是我从档案室里的文件中找出来的，可以证明。”
  “那就证明吧。”
  “好。明天请到国际电报电话公司，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但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马上回答。我们有时间。为防万一，请记住地址。这是乔治·斯帕克，他现在好莱坞，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比沃利438号，如果你找不到我，而你又急需向我提供某种紧急情况时就可以找他，记住了吗？”
  “记住了。”
  “至于促使我和隐藏的纳粹进行冒险的原因，有一些事涉及我的工作领域，我无权向你透露。我叫你什么名，这是我自己的事。我在工作之余攻读博士。你也听广播吗？”
  “我的老哥，广播钟点已经告诉你了。你已经被当作与赤色分子有联系的被告人。还不是一般的被告，而是在国务院情报部工作，所以能接近绝密材料的被告。谁对这种材料感兴趣？赤色分子！所有这些人都是布列赫特和艾斯列尔。你明白吗？你是生活在断头台底下。”
  “美国不是德国，博士。”
  施季里茨生硬地微笑一声：“那你究竟为什么对纳粹式的极权主义向民主社会毛孔渗透的可能性感兴趣？”
  “我将公布由于你的帮助而取得的材料，博士。看来，这是非常可怕的材料。我已经知道一些。关于我被迫吸收进入我们部门的纳粹，我无权讲这些人。但是，如果事情走得太远，如果他们把斧子架在艾斯列尔和布列赫特的脖子上，我就不得不讲。这两个德国人教我反对希特勒，他们不单是伟大的艺术家，他们和我曾是一个营的士兵。”
  “你要对谁讲这件事？”
  “对许多人。”
  “召集群众集会？”
  “有报纸和广播。”
  “一份好报纸值多少钱，波尔？你有那么多钱买报纸或者支付CBS电台一小时的费用？不要太唯心主义了，实话实说吧。”
  “你要我成个什么人？难道是唯物主义者？”
  “这叫做实用主义，我不和你争论。”
  “你很早就知道艾斯列尔的名字？她告诉你什么来着？”
  “伦敦电台提到她的名字时你的反应告诉我的东西最多。我看到，当你看过关于反美活动委员会的电传时，你有什么变化。”
  罗门坚决地重复说：
  “在此之前艾斯列尔的名字你熟悉吗？”
  “答案早已知道，为什么还要再问？”
  “我就是要听听这个我早已知道的答案。”
  “不管你想怎样，我只按自己的方式回答。我的回答是，从国家把最有才能的人物称作敌人的时候起，现实法西斯主义就开始了。”
  罗门又斜了施季里茨一眼，满意地点点头，
  “我也想过这一点。我还想过，和我同居的女人在艾斯列尔事件开始前不久出现。我给斯拍克写信说我怎样爱汉斯•；艾斯列尔和她的朋友贝托尔德。布列赫特，怎样感激他们在我空投到纳粹后方前帮助我，已有7个月之久。”
  “完全合乎逻辑”，施季里茨微笑说：“在德国，谁胆敢不热爱希特勒，评论枪毙他们时就用这种擦亮言词。你个人的事打算继续多久？”
  “直到结束。”
  “你想说，形势进退两难。”
  “那该怎么办呢？”
  “应该寻找第二种力量，在你们美国力量范围内，你们的情报要对它有利。它出于自私的目的也会帮助。我不懂总统竞选战，竞选斗争，你自己去想吧，你生活在那里，而不是我。”
  “你听着，你说说，你啥时候变成这个样子？”
  “我一直是这个样子。”
  “不，我指的是别的。请你说说，反对希特勒的人是什么样？”
  “如果我就反对希特勒呢？”
  “这里，”罗门拍拍自己上衣口袋，“我有这样一些文件，为它们你得忙乎半辈子。所以我再次问你：为什么他们不绞死你。”
  “那是侥幸。”
  “谁能证明这一点？”
  “什拉格牧师可以证明，”施季里茨想了想，“只要他还活着。但是，证明这点时，他必然要说，我曾为俄国人工作。”
  第四十二章　里克特（二）
  （1946年）
  大街上遇到古季耶雷斯上校（他是胡安。庇窿的公务职员）后的头几周充满令人难以忍耐的等待。
  不知有多少次里克特记起和古季耶雷斯的谈话，试图回忆整个建议，从中寻找某种特别的、隐蔽的含义。有些词他反复查找辞典，看自己对上校理解得是否正确。他像真正的德国人一样学会了语法，弄懂所有规则。但是，有时候，当谈话人使用民间特殊语言，吞掉词尾或说话用标准的西班牙速度，就像打机关枪，他则显得无所适从。
  他觉得，谈话非常开该布公。古季耶雷斯对他听得很认真，提的问题很具体，在科学，矿物学和工业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显得很内行。没有发生里克特最害伯的情形。如果古季耶雷斯从一开始就用冷峻的长宫声调问他的过去，要求他写个声明，问他在哪里以及怎样取得居留证，是否难备到法庭受审，不管他怎样准备坚决反抗，他也会被击溃并白白交出原子计划的全部文件，尽管这些文件保了险并藏在可靠的地方。纳粹主义的可怕还在于，个人在国家面前完全是软弱无力的，被国家压制，无人负责并失去任何自卫的权利。如果法学家不以侦察员，鉴定人，法官和检察官的资格为政局服务，他的职业就纯粹是虚设。律师拒绝在政治诉讼案中作辩护，他们非常明白，在法庭士说得越是雄辩有理，自己作为“纳粹的敌人”坐上被告席就越快。国社党任何官员的指示对他们那是终审的真理。在希特勒13年统治期间，德国人习惯地想，应该沉默地生活。落入纳粹制度的飞轮，你注定灭亡。就是真地反对最高领导人，也绝对不能得逞。因为其一，你接近不了他；其二，即使发生奇迹，你到了纳粹德国伟大的元首面前，也吓得不敢吭声，由于撕心裂胆的恐惧，你一句违逆的话也说不出来，说的不是批评，而是赞扬刚才你还仇恨的，践踏你和贬低你的那个制度。
  有这么一个里克特，他不知道自己是老几，是老大、老二还是老三，经常暗中怂恿“你还想干什么大事？？要知道自己的地位！你把这些可恶的文件卖两万五千，好好开一个德国啤酒馆；顾客们多多的。娶个老婆，生几个娃娃。死不可怕，而在老死之前幻想一阵将来，时间还来得及！”真是任何地方都没有宗教裁判所和国家集权主义条件下那么多幻想主义者。没有行动的权利，思想受到限制，没有说话的自由——为自己幻想吧，建立一个天地，成为一名斗士，自封为新的耶稣——当然，只是心里默想。
  但是，当古季耶雷斯沉着而又十分善意地和他打招呼，感谢他的假说这封信使他很感兴趣，原子计划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东西，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尽管舌头仍很租糙，喉咙咽不下一块东西，声音也哑了。
  古季耶雷斯已不是第一次和向庇隆提建议的德国人会晤。
  早在1945年，当第一批流亡者到来时，古季耶雷斯就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