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门要了啤酒；啤酒非常出色，在厚玻璃怀中完全像黑色的一样，散发出冷气和窖藏的气味。人不多，午饭时间已过；人们都回家去了，要一直睡到五点钟才会醒，六点或八点坐到自己的办公室里，结束一天的工作，反正公家只给一点微不足道的小钱，真正的钱得与有关的人联系才能挣到，在这儿或《西里西亚》，或是在德国人聚集的《埃尔餐馆》，或是在美国商人开始光顾的《里茨》酒店，这些人爱吃火烈鸟，看斗牛，捕鳟鱼，在这些场合就可以和他们接触，不能单指望国家能养活你，当然台不得花费功夫是不会有所得的。
  罗门又喝了一口啤酒，随后抽起烟来，在施季里茨面前晃动着火柴、一直到它熄灭，把它扔在大烟灰缸里，说道：“那么，我结您讲讲我的遭遇……他们抓住我的最初两天没有碰我……一个长着顽皮眼睛的高个子黑发男子与我进行了十分文明的谈话……他说，我现在已经毫无痕迹地消失了，在空降时摔死了、沉到湖里去了、或者落到冶金厂冒烟的大烟囱里去了，因此，不要对战俘公约有任何指望。他知道，也许牢房中有人会认出我来，即使如此，也别指望瑞士红十字会的帮助，因为我不是在交战区跳伞，而是跳在平民区，就是说，我是间谍，而间谍是不被作为战俘看待的。‘我本来，’黑发男子补充说，‘是赞成将我们这类职业人员算作士兵的，我突然不得不在佛罗里达的某地跳伞，但是，唉，他们不考虑我的意见。’他最后说，如果我不说，他是不能做任何事情来帮助我的。‘您来的任务是与某个人接头。我们想知道；和谁？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您可以不说您的任务，我们需要知道您的联络人。’我回答说．即使我知道谁是联络人，我也不会说出来，并请处明白无误地了解我的意恩‘如果您处于我的地位，也是什么都不会说的，是吧？’黑发男人说，不应当把他这个忠于某种思想原则的人与一个美国间谍，一个从华尔衔的金融寡头那儿拿钱的人相比较。我回答说，我没有从华尔衔接受任何东西，我是一个忠于誓言的士兵。于是他就给我时间考虑一下，但是他警告说，如果与联络员接头的时间被无可挽回地错过，如果我搞拖延战术，那就只好怪我自己啦。我重复说，我不知道什么联络员，我对他们瞎编说，他们将在《凯撒霍夫》饭店找我。到此，这次审讯就结束了。过了七个小时以后，他们把我带到另一间牢房。那儿没有黑头发的男人，坐着一个矮小的、红头发、流看汗并显然是非常病态的人，他说，联络员已在《凯撒霍夫》抓到了，现在就让我们对质。他们把一个姑娘领进牢房，是个希腊女子，我了解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折磨她时，她用自己的语言叫喊。红头发的男人找来三个年轻的、喝醉酒的小伙子，命令他们坐在墙边整齐的长凳上；就开始审问姑娘，让她承认，是谁派她到《凯撒霍夫》去的，她要和谁在那儿接头。她回答说，谁也没派她到那儿去，她是在街上被抓住的，当时她正从饭店旁边走过。红头发男人几次单调地理复他的问题，然后说，如果她不马上承认一切。那就只能怪她自己了。不幸的姑娘哭了起来，她说不知道应当承认什么，。这个红头发男人就向三个醉鬼转过脸去，朝他们点点头，他们就走到姑娘跟前，扯下她的衣服，开始强奸她。我从未听到哪个人像那个不幸的姑娘那样叫喊，红头发男人看着我并且说，如果我对他说实话，他现任就放了这个姑娘。然而我不能对他说实话，因为要跟我联络的也是一个妇女，不像这个姑娘那样年轻，但也是个女人！如果她落到三个酒鬼手里，那她也什么办法但没有。我捂上眼睛，免得更见这恐怖的景象，但是红头发男人用橡皮棍打我的颈部，我出于突然，咬了自己的舌头，舌头肿了起来，就像肉铺里卖的牛肉。这是新约的默示录，一个半小时，90分钟的恐怖我试图扑过去，扑向这些畜牲，但是他们把我摔倒在地并开始毒打我；我是受过保护自己的训练的，这在那一晚救了我的命。但是第二天早晨他们把我绑到椅子上，事先脱光了衣服，就一面开始拷问。一面把通电的导线挨向四肢。您从来没有过这种体验吧？”
  施季里茨在罗门面前划着了火典，然后将它扔到烟灰缸里，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后回答说：“我经受过类似的拷问。”
  “谁拷问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为什么？”
  “既然我当时什么都没回答，那您凭什么认为我现在会回答呢？”
  “因丸如果您回答我的问题，谈话就转到另一个话题啦。”
  “什么时候转移话题都不晚……实在地说，使我最感兴趣是，您怎么从那个地狱里出来的？”
  “您为什么对这感兴趣？”
  “因为从那儿是出不来的……也许为您组织了一次越狱行动……在您被拷打之后……”
  “您不相信我？”
  “您请我讲一讲，什么是法西斯主义……我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因为谈西斯主义是不信任任何人、任何事，它只相信自已；……所以，请允许我再问一道，您是如何从那儿选出来的？”
  “我回答……只是我应该先强调一个比较重要的细节……在那次拷问之后我成了阳萎患者……或许是—种类似的状况……据说，一切都取决于女人……在床上……后来，女人们，她们躺到我的床上，做了不少次尝试，想使我回到生活中来……这样做的效果并不好……结果我竟然遇到一位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的女人……”
  “她叫什么？”
  罗门挪动了一下烟灰缸，耸了耸肩：“想知道她的名字？”
  “非常想。”
  “那又怎么样呢？好吧，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谈话遵循什么轨道。至于说我是怎么获救的，那我可以告诉您，是我们的飞行员把我搭救出来的……他们轰炸了你们的监狱，我就被转到集中营，它离海湾不远，我下定决心，哪伯是在逃跑中把我打死，也比说出一切要好，何况我无权向你们这些恶棍说。我与一个地下小组建立了联系，这个小组有三个妇女和一个残废。其中一个女人的名字在你们那个可恶的帝国里名头很响，因为她的丈夫是共产党员，在毛比特被斩首，她
  开始向希特勒复仇。说起来她干得非常出色……”
  “如果这个女人姓朱古丽，那么我可以肯定，她的儿子得到了去瑞士的护照。”
  罗门将身子靠在雕花椅的高靠背上，拿起自已的杯子喝了一口，用自己那沉重的目光久久地瞧着施季里茨，然后摇了摇头：“不是，她完全是另一个姓。不过关于这个朱古丽的儿子的遭际我要找到资料。”
  “不必找了，这类事情常常不是用文字、甚至不是用谈话组织的，应当理解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个姿势……小伙子在学校学画画……而我对那些善于用颜色和松节油的准确比例表现世界的人怀有偏爱。”
  “不过您在这之前失策反了他，不是这样吗？”
  “共产党员实际上不会接受策反……当然如果他们是共产党员的话，那么他们参加某种运动就不是为了从中得到某种好处。”
  “您想说，他们同纳粹分子一样是—群狂热的信徒？”
  “我却不愿意比较这两种意识形态。许多国社党的成员为您效劳，他们一般愿意接受招募，尤其1944年以来……”
  罗门冷笑一声：“希特勒也好，斯大林也好，一块招牌——社会主义。”
  “您很不了解历史。希特勒的招牌上标榜的是《国家社会主义》……让我们回到您的问题上吧……我不会逗您乐的，我尽力严肃地回答这个问题。我已经指出，纳粹主义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对人的不信任，让个性服从于高居他们之上的某个人的见解，虽重要的是——盲目崇拜，没有个人观点，对思想的全面不信任。
  ‘国家社会主义’不是别的，正是对社会主义的最大背叛……清算这个过程不应从希特勒开始，而应当从墨索里尼开始，他曾经是社会主义报纸《前进报》的主编，而后他又解散了这家报社的编辑部，而出版人员都放他投入监狱并根据他下达的命令严刑拷打。”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有十分密切的联系。”罗门指出。
  “这是一种误解，有—些人，他们打算这么说的目的是因为有人想听到这种议论。但您搞错了……如果说您愿意的话，我可以继续大讲我的思考……或者，让它见鬼去吧？”
  “不，您接着说，我听得很有昧，况且是我本人开始这场谈话的。”
  “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从回顾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那么墨索里尼这个‘现象’是完全合乎规律的。他从哪里来到罗马？从农村。但他生于小资产害的家庭，父亲有个铁匠铺，母亲当级师。而在受城市大亨压迫的农村中谁最革命呢？是小业主……墨索里尼的父亲，给他起了个非常奇怪的名字：‘本尼托·阿米利埃·安德烈亚。为何起这样怪的名字？因为本尼托．胡亚富斯是墨西哥反美斗争的英雄。阿米利埃．契普里亚尼和安德列亚．科斯塔是两个最无畏的无政府主义者。震撼了意大利的众多城市。
  这个小男孩受到家庭的熏陶，在这里‘社会主义’一词是一种防卫的盾牌，用来反对城市资产者向古风犹存的农柠的入侵。在我们所分析的问题中墨索里尼的性格有没有意义？有。有意义。还在学校时他就称自己为‘杜切’，也就是领袖的意思。还在上学时他就参与打架斗殴、还在学习期间他就自命不凡。正常人对此是难以想象的……您不会自命不凡吧？波尔？您不习惯听人群的欢呼，对您的祝愿吧？您希望自己的画像挂在所有的大街上，所有的住房里，所有的办公室中吗？有没有这种愿望？”
  “您讲吧，讲吧，博士，”罗门说道，仍然用沉重的目光注视着施季里茨。
  “墨索里尼抛弃了母亲给他安排的低年级教师职务，去了国外。当国内没有实现自我的机会的时候，当社会上的贪污腐化扼杀了一切朝气相独立自主的时候，那么为了给自尊心找一条出路就可以干任何事情！以便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是当时的社会环境造成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一类人的野心膨胀，而墨索里尼正是一个朝气蓬勃和独立自主的人，这是社会悲剧的根源……侨居瑞士期间他除了接近那些抨击罗马政府的人之外别无选择，而抨击它的只有—种势力——社会主义者。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正是社会主义考，请注意，是那些先追随马克思，而后又追随伯恩施坦的那些人。1902年墨索里尼20岁的时候就在社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侨民办的《前进报》工作。他夜以继日地写作……在侨居国外期间他写丁46篇文章，他有天生的工作能力…”而且，您知道是谁把他提携上来的？是扎钦托·塞拉苗和安瑞丽卡·巴拉巴诺娃，两个社会主义者……”
  “您这就自相矛盾啦，”罗门说，　“如果法西斯主义的头子是受到社会主义的领导人的支持，那就意味着我说对啦。”
  “他那时还不是法西斯分子的头子，波尔。他是过了12年之后，在战争引起危机的时代才成为那种人的。当他侨居国外时他远不是法西斯分子，他那时只是在考虑，在哪里和依靠谁的帮助他才能成为墨索里尼。正因为如此，他才急于创办一份意大利最左倾的报纸《阶级斗争》，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这份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揭露资产阶级的文章，——对强者和富人骂得越尖锐，在弱者和穷人中获得的权威就越大……而且‘他们人很多，比富人要多得多拉，是吸收后备力量的有利对象；这很少科学的成份；不需要任何证明，也用不着什么逻辑性，最主要的是感情、言辞和造反者头上的光环……您提到‘社会主义’在元首访问意大利前夕，我得以陪同舒伦堡前往罗马与领袖的秘密机构接洽……临行前我研究了保安局的参考档案……我找到了墨索里尼非同寻常的表白：‘我将使自己成为著名人物；剩下的只是显示出我的智慧和意志’；您认为这种见解与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什么真理，什么事情都可以干！这将成为新一代的座右铭！’或者是‘我仇视健全的理性，而以生活及我对冒险不可遏制的兴趣的名义仇视它！’
  ‘群众只喜欢强有力的人。群众就像女人一样！’‘我对社会主义只有粗浅的了解，我把它作为历史记载上最伟大的否定和破环行动来接受！’怎么样？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