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鞘里的两只毒药瓶扔到海里去了，我报告海德里希说，施特拉塞始终没露面，显然他收到的情报是错误的。我建议在里斯本继续监视，但是我用不着呆在此地，如果查到施特拉塞的下落，我再返回葡萄牙执行判决。过了两天海德里希回话说，他同意我的建议……我回到柏林，担心元首会发怒，然而幸运的是就在此时赫斯飞到了英国，况且离对俄国的战争也只剩下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啦……
  问：“您曾被吸收参与制订这次战争的计划吗？您在战争前夕是如何工作的？
  答：在此之前俄国秘密机关在德国和各占领区展开了十分认真、积极的活动。确切地说，他们从未减少这种主动性。我曾经负责组织对俄国的侦察和反侦察工作，不仅运用了我们的情报部门，还运用了白匪军，宣布为格鲁吉亚沙皇的巴格拉古昂公园周围的人，及乌克兰反叛者梅尔尼克和班吉尔。但是这项工作十分困难。当我飞往挪威与特伯文专员讨论协调我们的人与谍报局的合作者的工作期间，我策反了一个挪威女人，她是一个抵抗运动成员，她在见了我两次面之后承认说，她本来奉命要干掉我。她害怕地下工作者的报复，所以我为了感谢她的坦白并投向我方，我给她新的证件并把她派到葡萄牙。后来听说她转移到法国。她不时发来惊人的情报，我甚至经常把这些情报向元首汇报。然而法国解放后我收到我在法国和驻中立国使馆的情报员的报告说，这个姑娘得到了新的护照并且经常出现在英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举办的招待会上。
  问：您的情报员叫什么名字？
  答：我得回忆一下……我记不得了，好像是西班牙大使馆的一些人。
  问：这个姑娘的名和姓？
  答：据我所知，她叫玛丽安娜·克里丝。
  问：您用什么化名把她派到葡萄牙？
  答：好像是克丽丝蒂娜·里维丝。
  问：这是在什么时候？
  答：准确时间记不得了……
  问：描述一下她的外貌。
  答：是个高个儿淡黄头发的女子，有一双非常大的蔚蓝色的眼睛，左颊上有一个小小的酒窝。鞋子尺寸是“六号半”。
  问：说下去。
  答：从1942年夏天我与希姆莱在日托米尔他的司令部谈过话之后，我就竭尽全力去实现我的理想，即与西方列强达成体面的和平这项事业之中。
  问：这是另一码事。您是否认为自己在准备恐怖活动、劫持和暗杀等方面负有罪责？
  答：不，我是在执行命令。
  问：您是否认为，纽伦堡法国会同意这种立场？
  答：我不知道。
  问：您清楚您现在的处境吗？
  答：完全清楚。
  问：您同意出证戈林、卡尔登布龙纳、里宾特洛甫及其他主要战犯有罪吗？
  答：是的。
  问：您准备与我们合作吗？
  答：绝对保证。
  问：您准备在与我们的机构合作的保证书上签字？
  答：我说的还不够吗？
  问：您是否准备在这种保证书上签字？
  答：是的。
  问：您准备提供您在全部联系中得到的情报
  答：是的，我签了保证书嘛。
  问：我们现在向您列举一些人名，您必须写下他们的详细情况鲍曼，杜·桑图什，奥尔哈斯伯爵，希拉克牧师，党卫队旗队长比斯特、党卫队突击队长利赫捷尔，党卫队旗队长施季里茨、党卫队突击大队长巴比，党卫队分队长缪勒，外交部秘书留捷尔；医学博士凯尔斯坦，盖伦中将。所有这些人您都记得吗？
  答：或多或少记得一些。
  问：您需要多长时间做这项工作？
  答：不少于两个月。
  第三十四章　施季里茨（十四）
  （1946年10月）
  这个文件夹放在那儿，为的是让人一开柜内就注意到它。
  正因为如此施季里茨没有动它，而去着手查阅其它文件。当肯普出人意料地走进来，询问事情进展如何的时候，他更确信这样做是正确的，并且这个文件夹就是塞给他的。肯普请安赫尔煮一杯神奇的咖啡，“脑袋简直要裂开了，医学不仅应当为心理变态者，而且也应当为‘水土不服者’找到病因，这种人对即将来临的气候有病态反应，会变得完全失去自制，”在这之后他才没不经心地向敞开的柜子望一眼，目光正停留在那个标有“秘密”印记的文件夹上，它仍旧放在原处，没有动过。
  午休前施季里获走进安赫尔的那间大厅．他今天穿丁一件鲜黄色的上衣，紫色的裤子和一件领子精美的深蓝色衬衫；鞋子例还是原先那双，带金扣的中跟鞋；他端坐在自己的桌子后面，确是美不可言。
  “您能让我再看一边美国关于纽伦堡审讯的新闻报导吗？”施季里茨问，“为此我可以不吃午饭。”
  “嗯……按说，我只有权向美国公民提供这些材料，”安赫尔说，“您别误会，这只是我们西班牙当局的指示，而不是公司领导的指示。已经有人在搞小动作，说您在看这批材料，当然倒投出什么乱子，不过毕毕竟……好罢，好罢……”他发现施季里获脸色不好看，就急忙收住话头。
  “我给您材料，不过，如果有谁到这儿来，我请您一定理把东西藏到桌子里。说定啦。”
  “我会把它藏得魔鬼都找不着。”
  “魔鬼能找到一切，”安赫尔叹口气说，“所以它才是魔鬼……。”
  ……这一天施季里茨还在看安赫尔给他挑来的纽伦堡文件，今天他读到汉斯．吉泽维乌斯的供词。他认识这个人，当他还是第三帝国驻瑞典领事时他们见过面。他寡言少语、躲避社交，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刻扳的官僚，目光短浅，胆小怕事。他的供词使施季里茨大为惊讶，夏天时他就听说过这些证词，但没读过，而西班牙报刊登载的报导都把主要纳粹分子说成是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思想斗士，对第三帝国内部破坏宪法准则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
  安赫尔保存了吉泽维乌斯供词的速记全文。
  问：您是1944年7月20日事件的参加者，对吗？
  答：是的。
  问，您是如何进入警察局工作的？
  答：1933年7月我通过了全国法学考试。作为一个世宦家庭的后代，我表示自己愿意在普鲁士的行政部门供职。我当时是德国国家人民党和“铜蛮”组织的成员，这按当时的观念看在政治上是很可靠的。这样，我成为官员的第一个职务是在政治警察局工作。这就是说，当时我参加了重新建立起来的秘密国家警察（盖世太保）。对新手来说。最引人注目，最可伯的是新秩序对自由的剥夺，真是骇人听闻，只有在想象中才有可能；新国家警察局大楼装不下被捕的人。为了关押被盖世太保抓来的人，建造了专门的集中营。这些集中营的名称将永远成为历史的污点。它们是奥兰宁堡及盖世大保在巴贝尔施特拉斯的独家监狱一哥伦比亚一豪斯，或者像粗俗的叫法，“哥伦布的洞窟”。
  当然，这与我们后来经历的相比仅仅是个开始，但确是这样开始的，我想用几句话来表达一下我个人的印象。我问我的一个同行：“请问，我到底是在警察机关里还是简直是强盗窝里？”过了两天之后，我得到了回答“您是在强盗窝里并要准备干任何事，您要经受的事情还多着呢。”
  问：您刚才所说的是在个人感受的基础上认识到的吗？
  答：我不仅仅是以个人感受为依据的，我从一个当时也在秘密国家警察工作的人那里听说很多事情，他提供的情况在我的证词中将起重要作用。这样，当时秘密国家警察召来一位最著名的刑事调查专家，某个叫阿图尔·奈比的刑事警察总监，他也许是旧普鲁士警察中最出色的一位刑事调查专家。他是旧普鲁士督察的反对派，并加入了纳粹党。结果是，我亲眼看到这个人在目睹了警察局发生的事情之后内心经历的转变。我想，在此说明奈比成为一个坚定的反对派的原因是很重要的，他一直坚持反对派的立场，直到7月20日事件发生后接受绞刑。
  1933年8月奈比从现在的被告戈林那里接受了杀死格利戈里·施持拉塞的任务，要求造成一起车祸或者速捕他。这次委派使奈比震动很大，他不想执行这个委派并要求帝国办公室解释委派的理由。帝国办公室回答他说，元首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个任务。此后，奈比被请到戈林那里，他们严厉地询问他并责难他，最终戈林认为经过所有这些申斥之后还是提升他为好，以便让他保持沉默。
  问：1934年6月30日发生了称为罗姆叛乱的事件。您朗简要地描述一下这次叛乱发生前的情况吗？
  答：我应当说，从来就没有什么罗姆叛乱。6月30日只不过是戈林和希姆莱的叛乱。我能说明这阴暗的一章，因为我在内务部警务司研究了这一事件，希姆莱和戈林用无线电下达的命令都到了我的手里。最后一个命令的报文是“根据戈林指示，应立即销毁与6月30日有关的所有文件。”我当时擅自将这些文件放到我的保险柜里。我不知道文件保存下来多少，这取决于被告卡尔登布龙纳的本事。我还是相信能找到它们。我根据这些文件可以声称，6月30日冲锋队没有开一枪。冲锋队没有参与这次叛乱，然而我并不想以此来为冲锋队的领导人开脱罪责。6月30日不该死的冲锋队领导人一个也没有死。但是6月30日的局势是一方是以罗姆为首的冲锋队，而另一方则是以戈林和希姆莱为首的冲锋队。他们关心的是6月30日前几天冲锋队的领导人都放弃了休假。希特勒正是于6月30日邀请冲锋队领导人到维西小城开会。他们一下车就发现他们完全没有意料到的事件已经发生了，就去了事件的现场。
  所谓慕尼黑叛乱的过程是这样，慕尼黑的冲锋队基本没有参加叛乱，当他们从慕尼黑出发时．所谓叛国者们都已长眠不醒，不可能像希特勒和戈林说的那样，前一天晚上在慕尼黑似乎发生了一场叛乱……
  午休时间一过，施李里茨就把这些报导还给安赫尔，并征得他的同意，明天或者下周读完吉泽维乌斯的供词．就回去干自己的工作。
  一小时后有人给安赫尔打了个电话，他忙乱了一阵，说要出去两个钟头，然而这时施季里茨也没有去动文件夹，只是等到安赫尔回到档案空，他看完了最下一层搁板，并转而看第二格时，他才把这个文件夹放到桌上，因为现在他还对文件夹无动于衷就会对他不利。
  翻开第一页，他既完全确信，文件夹是塞给他的，因为附纸上写着“文件是在搜查阿根廷公民奥古斯托。卡尼利亚时得到的，他涉嫌为俄国秘密机关工作。不得泄露。”
  且慢，施季里茨对自己说，那么说，他们怀疑我是和怀疑缪勒出于同样的原因啦？
  抑或我掉到怀疑的迷魂阵里啦7他们是应该全面考察我，这是他们的权力。我何必惊慌。我在此前所做的一切都体现了美国人的利益，难道不是吗？是的．毫无疑问，但是美国人掌握所有这些文件，这是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何必大惊小怪呢？
  可在这儿，那些对这份文件感兴趣的人直接提醒注意，又是为了什么？是要我搞一个副本？然后交给联络员？
  他翻过附页，聚精会神地读起这份关子纳粹在阿根廷的据点的文件。
  这材料当然是有力的一击，施季里茨想，但是为什么—定是俄国情报机关对之感兴趣？难道说美国机构对拉丁美洲的纳粹分子的命运不感兴趣？为什么这份材料这样不经意地，但又是明显地塞给我呢？
  他把文件夹往柜里一扔，以使安赫尔能看见，然后看了看表，请安赫尔允许他早走一会儿；肯普说得对，天要变，我的后脑勺也快裂开啦。
  他叫出租车停在公司大楼旁，后面没有任何人跟踪，尽管从他接触阿根廷文件来看，应当有人跟踪。他叫司机拉他去普拉多博物馆，每当他需要彻底考虑什么的时侯，他就到这里来，没有什么能比大师的作品中蕴合的沸腾感情更能激发逻辑分析能力，这就像热与冷的对立，促使你感到自己蓄足了劲儿，准备着行动……
  ……施季里茨觉得，他是独自一人在博物馆里，参观者非常少；绘画旁很少有人；宁静；自己的迈步声好像是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的，啪哒作响。
  施季里茨从埃尔·格雷柯的展厅走出来，在门框站住，转回身去端详。他想，埃尔·格雷柯总是用暗绿色的调子，把人画成低首垂眉的样子，并且你得承认这种姿态是十分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