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啦，艾斯季里茨？”
  “没甚么，”他答道，　“突然很想吃点东西。你是聪明人，你会比我自己觉得我好多了。你有什么，绿美人？　你能请我吃什么？”
  “你，当然，想得到玉米饼？或者变变口味？”
  “口味，像性格一样，不会改变的。”
  “我还有一块很精美的，深红色的风干肉，是唐·安东尼奥捎来的．你记得他？”
  “是长枪党总负责入？在大广场附近他有一间小肉铺？”
  “是的，一个可爱的入，善良的人，他很富于感情。”
  “所有的人心肠都是同样的。大概，他开始给你捎风干肉是在他妻子死了以后……”
  “你从哪儿知道的？”
  “我不知道，我只不过是头脑中假设的逻想推理，得出他送给你风干肉的缘由，可能是通过这个悄悄走近你的卧室，除此之外，大概没有别的。”
  “他是—个不进卧室，而进教室的人。拜访神父，和在手指上戴戒指，女人的卧室门可以用左脚踢开……我该问大夫，你可以喝葡萄酒吗……”
  “可以。如果他建议服草药，那末葡萄酒尤其合适。”
  “那突然你又开始不好了呢？”
  “那你就安排一个隆重的葬礼，邀请乐队和请罗伯特·哈里斯在我的墓前讲话。”
  “你该掉舌头！”
  “没有这部分器官我就很困难了。”施季里茨叹息道，“这对我来说，像一个好的细木工的那双手一样重要。”
  他坐近桌子；克拉乌嘉吻了一下他的头，然后就到客厅去了。电台仍旧在播放歌曲，下一次新闻报道还要等45分钟；应当调另外的台，可能，已经就莫斯科和阿根廷之间交换外交使团发表了评论，这是现今政治势力的分配中一个重要的事件。显然，庇隆是在故作姿态，希望这给他在工人和左翼知识分子中拉选票。或者让我们卷入他的政治斗争？找美国人寻衅？为了贸易？使北方的对手达到怒不可遏的程度，而以后签一个有利的条约？这就合乎逻辑，在这种贸易中总是必须经常保持储备、均衡。俄国有什么不均衡？我不相信，庇隆去建立关系仅是因为现今没有我们，世界性的政治就不可能建立。这是无法忽视的一一是笨蛋们命中注定的事，而他们在总统府是呆不了多久的。恶人和刽子手有可能统治得很久，而推翻这些笨蛋的人就是那些站在他们身旁的人，事实上，在政治的自我调节和频繁的变幻之中如此需要这样迟钝的和失去应交能力的入，最终他们确信，只有借助他们帮助的入才可能独推上领袖地位。应当公开地和波尔谈。只要明白了他的真正立场才好。他们和埃尔的分歧在哪里？　谁为谁工作？
  这个问题不可能这么尖锐地提出来。是的，提出问题的方式可能缺乏应有的考虑，不过，应当直截了当，为了明白真情。简化任务，研究细节，使最主要的人懂得。必须暂时让任务绝对的单纯。诚然，这“不可能不陷入异端邪说，陷于闻所未闻的愚笨之中。”在赫涅拉里西莫林荫道上波尔的那些小伙子们把车开到我跟前，显然，他们不喜欢纳粹．值得回忆的是那块伤痕的事，在他的眼中露出对我毫不掩饰的仇恨；这是值得注意的。应当造成一个要求他们帮助我的局面；他们喜欢行善，也好，我们就去迎合他们？
  应该当心美国人的密探。谢谢佛朗哥，他允许影剧院业主放这些影片，最近时期我需要这类教学参考书。以便他们了解我，我也应当了解他们。或者哪怕是接近也算是了解。
  施季里茨去掏烟；烟被揉皱了，不知因为什么他忆起了肯普；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感受着一种稚气的喜悦之请；的确，禁果甜，这不只是和亚当、夏娃的罪孽有关，假如大夫不毫无例外地禁止一切，我会感到痛苦的。但此刻我的确类似一个孩子，急切而笨拙地去偷吸了一口烟，好像自己是英雄；可怜的孩子，为什么他们要扮成成年人？
  然而他们不扮成成年人又该扮成谁呢？是扮成绿林好汉或是土匪。他们是成年人，而成年人在做什么？打仗。小姑娘们——则扮成妈妈和女人，不会扮成小儿子，扮演的那些角色，对他们不能这么随意地摆布、喂食、洗理、走路、治病．接吻，像小女孩那样把他们放到角落里，尽管儿子长大成人后对母亲更加善良，对上了年纪的人更加宽容，较多地关心自己的妈妈，而女儿回到自己的家，占第一位的是他们的孩子，母亲已退到第二或第三位，顺便说说，母亲也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法律也是无法更改的。
  施季里茨对自己说，为了不让人听到那种你很难摆脱的想法，你是逻辑学家，你要让自己服从于这个方案；这是一个近几个月来第一次你想像中的方案；这个方案极重要的一点就是你避开克拉乌嘉；不要欺骗自己，虽然你明白，这对于一个女人是残酷的和不忠实的，反正你不能强制自己把她从拟定的方案中引出，因为没有它一切打算都可能破灭。
  是的，他回答自己，这是真的，她走进了我的计划。在我们来到这里以后，我看见了她那美丽的绿眼睛，我看出了她不想隐瞒任何人，我的头脑中产生了脱险方案，回家的良机在这个计划中，我无意中使她成了头号焦点，因为正是她才能向法国请求签证和在那里把我的信转到大使馆和给我带来自己人的回信——其实，为什么要把回信托付她呢？为什么要相信她？
  把一个处于欲心受怕的环境中的同志的生命托付给第三者之前，我要久久地思索好。不仅是在这种方案中你指望着她，施李里茨对白已说，你会立即明白，他们可能不相信她，你想娶她为妻，以取得国籍和有正常来往的权利。但要知道这是不诚实地利用一个女人的爱情。你无权去干这事，因为以后，如果一切都顺利结束之后，你要回到祖国，你对着镜子照照自己不能不战栗。不能把自己的安宁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一个背叛道德准则的人即使为了神圣的事业，也等于堕落到陷入了您意妄为的泥坑中去，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法西斯主义。
  ……克拉乌嘉端来了一盘玉米饼，她曾记得施季里茨不喜欢这道用橄榄油制作的农家风味的极好吃的菜往盘子上摆得太多，以免显示不出一种用土豆、鸡蛋、几小块风干肉和青菜配制成的一份全新的菜。
  “你喝什么葡萄酒，艾斯季里茨？”
  “白葡萄酒。”
  “我没有白葡萄酒——只有红葡萄酒。有一瓶去年的“洛萨多”，来自圣费尔明的播普洛纳……”
  “你去年参加了费埃斯特节吗？”
  “我每年都参加，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变成老太婆，我还沿着埃斯塔费塔大街跑步。”
  “我愿为永远年轻的绿美人喝干“洛萨多’。
  “可我要为你回到家而干杯……”
  “我还没回家，绿美人。我只不过是来看望你，以后我还得离开。”
  “你会邀请我到你那儿去的，不是吗？”
  “作客。”施季里茨说，“我带你参观谁也没去参观过的马德里。”
  “要知道，我不希望得到什么，艾斯季里茨，能看见你，我真是幸福……有时……我去你那儿作客时……你要给我留下这个权利。”
  “别生气。”
  “我高兴，我一直很高兴，为什么我要生气？”
  “别瞒着我。”
  “一个女人应当经常瞒着男人，她应当是他想看见的她，她应隐藏自己的情绪，只要他们幸福，不成为相互的累赘就行。”
  “我没想到过，你这样明智。”
  “我甚至完全不明智。只不过能和你一起我才是这样的；从前我不是这样。只是随着岁月的近去，我才明白了，你是谁，你在我的生活中意味着什么，—从前我是一个笨蛋，下不了决心说我想说的事。我总是很想说需要的事。学校真不应该教会我们成为像大家一样的人，似乎是一根刨光的木头……怎么可以去爱一根光滑的毫无鲜明形象的木头？　诗人歌颂的是小树和花，不是木头。在你开始明白，倒霉的是自己，真正的自己时，已经迟了，生命已逝去，一切都已结束了……”
  施季里茨举起斟有轻度玫瑰色葡萄酒的高脚标，探过身去和克拉乌嘉碰了怀，一饮而尽，又掏出一支姻。
  “我有布洛烟，”克拉乌嘉说，　“喝了咖啡后我给你。”
  “老实说，那种烟的劲大，我忍受不了。还是请那些喜欢抽的人抽吧。”
  “为什么你要让我难受？”
  “我？　不，我并不想使你难受，我也很想成为那种人。因此我才说，像我想的那样，而不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有教养的贵族应该回答的。”
  “你以后还来我这儿？”
  “一定。“
  “常常来吗？”
  “不知道。”
  “你从前从来也没肯定地答复过，艾斯季里茨。”
  “这不好？”
  “当然，很不好。要知道当时我才30岁，因此我认为自己年轻，而所有的人年轻时都希望表明一定要去教堂，而以后在家里有孩子，有很多孩子，可以后，再以后……问题就在于此……最崇高的表白正好包含在不表白的意义之中，始终不渝的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很合适。什么时候你得出这个结论？”
  “收到一大堆明确提出的求婚书……况且就是这个罗伯特•；哈里斯……这样的表白比孤寂更糟，那时即使无论幻想什么都办不到……悲观失望，希望破灭，过早衰老，而且是在按法律禁止离婚的国度里……”
  “会允许的。”
  “从来也不会允许的，无论在什么地方，除非不在西班牙。”
  “会允许的，”施季里茨重复道，　“所以如果有适当的求婚者——你就同意吧！”
  女人喝干了自己的葡萄酒，小心地放下高脚杯，好像怕打破它似的，问：“我能帮助你做些什么？”
  施季里茨沉默良久，这个问题使他措不及防，他不乐意地回答：“也许……大约两周后我回来，或者你来我那儿，好吗？”
  “好。”
  “该给车站接个电话，打听一下，去马德里的末班车是什么时间发车。“
  “不用挂电话了，我已经打发何塞伐去那里了。她马上就回来。末班车在黎明时发车。
  走吧，我来安顿你，要不你会倒在桌下去的，看你的眼神完全是一副病态。”
  “走吧，”施季里茨说，“只是要叫醒我，好吗？否则，我醒不来。我该回马德里去，明白吗？应该回去。虽然我不想回到那里，你知道，我多么不愿这样……”
  ……过了一周，布尔戈斯来了一位巴西历史学家杜·巴拉斯杰伊鲁什。他下榻在“普林西佩·比奥”饭店，在这之前，他在警察分局声明，他是应邀而来的，于是给了他45天的居留时间，里约热内卢大学给他选定的工作课题为《十九世纪初叶以前布尔戈斯的房屋建筑史》。
  这种解释当然会使外国人登记局感到满意，巴拉斯杰伊鲁什满腔热情地埋头于自己的事业，开始从古老的设计方案中摘录，复制图纸，拍摄最招人喜欢的建筑物的正面图，翻阅有关住房的书籍，其中也包括了克拉乌嘉的住宅在内。
  回到马德里后（飞机只有从那里出发飞越大洋），他转交给波尔·罗门一些材料，其内容是关于从1936年8月到1938年1月期间在克拉乌嘉·维里亚．比杨基夫人的那套公寓住宅里住过一个“日尔曼民族大罗马帝国”的臣民，获得过毕业证书的工程师马克斯·冯·施季里茨，他生于1900年10月8日，护照编号为SA一956887，是设在柏林威廉街2号的帝国外交部于1936年5月2日签发的。
  借助波尔在马德里的联络员的帮助，证实美国从军事情报机关收买的间谍那里所获得的情报是准确的。
  就30年代末，在布尔戈斯的总司令部特别处从事的活动向华盛顿发出函询的答复是明确的，毫不含糊地在从事反间谍工作的外国人中有佛朗哥将军的属下。
  第二十九章　罗门（一）
  雷基洛公园往下向西别列斯去时，必须紧靠喷泉，如果你打算转向去阿托切，而他恰好到了那里，因为罗伯特•；哈里斯昨晚喝得酩酊大醉，他要求波尔顺便去“菲利佩．克瓦特伊饭店接他，并一起进午餐，——“我有醉后不适的综合症，心绪不宁，你就救救我吧，马克斯仍然不在国际电报电话公司，我要死了。”
  罗门立即挂电话去国际电报电话公司：他被告知，布鲁恩博士巳在档案室工作，他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