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失国籍，禁止结婚，失去选举权，从所有机构的各个显著岗位上解除职务。他也没有参与1938年对犹太人采取的一切措施，摧毁犹太教堂和反犹太人的游行等。他更不是唆使人们参与这种事件或命令他们干这种事的幕后指挥……”
  施季里茨想，当然罗，一个可怜的德国部长竞不知道，所有的犹太人被迫迁出城市，被驱逐到犹太人居住区，并从那里定向奥斯威辛的熔炉去化为灰烬。他要求消灭他们，像消灭思想“力量”一样，但他，“善良的博士”罗森堡不想把他们化为灰烬。当然，他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反犹太主义者，然而这仅是—种观点，每一个人都有权持有一种观点，否则这就侵犯了一个人表现“自我”的自由权利，不应当把反犹太主义的思想和推行种族灭绝政策的人混为一谈，这种政策是希特勒和海德里希等人“背着”他们在党内的最亲近的同事中推行的。
  “……我再来谈谈罗森堡的作战司令部。至少有三个控诉人就罗森堡洗劫西方和东方的科学成果与艺术物品作了系统的诉讼发言。首先我应当仔细分析明显夸大了的，不公正的起诉，认为西方特别司令部的活动没有任何区别地扩大到对社会的和私人的财产的侵占，认为德国掠夺的艺术品，其价值超过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官和特列季亚柯夫美术馆收藏的瑰宝的总和。我也承认罗森堡的以掠夺被占领区几百年来积累的全部艺术珍品和科学成果为目的的‘洗劫纲领’的主张是不正确的。他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而是根据国家的命令行事的……
  “戈林支持作战司令部的工作，并如他表明的，把得到元首同意的某些事‘分出来’用于自己私人的目的……罗森堡没能采取过什么反对戈林的步骤，但是他指派自己的特派员罗伯特·舒尔茨，至少是准确地记录下转到戈林手上的全部事情……”
  施季里茨想，瞧啊，他指派了人“记录”！当然俄国蠢货是不会建立博物馆的，他们有什么值得自豪的？
  不就是有这些托尔斯泰们、普希金们、格林卡们、陀思妥耶夫所基们、柴可夫斯基们……他们的庄园用作兵营十分好，墙厚、炉子暖和，而且彼得宫殿原来是拉斯特雷利建造的，他算个什么样的俄国人，无疑是德国人，俄国人不会成为建筑师的，是野蛮人……我的上帝啊，20世纪，这一切都发生在20世纪，当人们上天，入海，使原子分裂时，在一个给世界培育出令人惊异的思想家、诗人和音乐家的国度里，这种破坏文明的行为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一个狂躁者罗森堡结果会比黑格尔和巴赫强？！保卫国家社会主义——这就是未来的纳粹分子的纲领。这位辩护律师建议他们如何避开“不愉快的细节”，如何去拿握适应国家权力的法规，如何用协定的条款为暴行进行保护……施季里茨心里自问，你能把绞索套在罗森堡的脖子上，看着他的眼睛，然后用脚踢倒踏脚凳？你知道，这一瞬间功夫他的身体就会开始弯曲摆动、软弱无力地抽搐。这就是你对自己亲自说的，是的，我会这样做的。我这样做问心无愧，因为我不认为罗森堡是一个人，他是—个恶棍，一个地地道道的恶棍，他的存在会危及地球上的生命。我会这样坦然地绞死一个污辱毫无自卫能力的少女的暴徒，绞死一个窒杀婴儿的野蛮人，绞死一个把老人折磨致死的畜生，这样做完全符合地球上成百上千万正义的人们遵循的道德规范，有谁该来承担这血腥报复的可怕责任——否则，世界将会毁灭，而开始的是—个恐怖和黑暗笼罩的帝国。
  ……伦敦的转播节目结束了，开始播放音乐；施季里茨在收音机的刻度上寻找另一些国家的节目，然而——是枉然的，世界已进入梦乡，是深夜时分，黎明的前夕了。
  你躺下睡吧，他对自己说。听了纽伦堡的这个狗崽子的谈话后，你要好好振作精神。他使你充满仇恨。特别是当坏面临要越过法西斯分子守卫的国界时，这无疑是—股激励的力量。你应是—名记住仇恨的士兵，否则不会取得胜利。
  施季里茨躺到床上，像父亲从小教他养成的习惯那样，向右翻了一个身，开始从一数到一百，然而仍睡不着。当年他强迫自己听见爸爸的声音，当父亲给他唱温存的摇篮曲时“睡吧，我的欢乐，睡吧，房内已灭灯，小老鼠在炉后已睡去”……他笑了，他想，只有在父母的嘴里，令人厌恶的秽亵的老鼠才会变成善良、愉快的米卡一玛乌斯。他这样思考着，他忆起了父亲的脸庞，灰白头发，突出的前额，像缅希科夫公爵一样的鹰钧鼻子。他闭上眼睛，为了保住这越来越少萦绕着他的梦幻，他感到恰然自得，因为一个父母都还健在的人是比任何人都特别幸福的人，因为任何时刻他都可能依偎着他们，感到心情这样平静和对自己充满信心，别的任何人都不知道这有多么玄妙……
  他带着这种心情睡着了……
  第十九章　通信秘密（二）
  亲爱的波尔：
  请原谅，很久未结你覆信，换一个新地方实在非常忙碌。一开始就应当安置好，谢谢“野蛮的比尔”的明智的教训：“首先弄清，住在隔壁房间打鼾的是谁，然后考虑，是否值得击打破他房间的玻璃”。
  告诉你，这个地方就是好莱坞！关于这里发生的事，请相信我，还会写成书和拍成令人惊讶的影片的。
  那末，就依次来讲，首先我应和受我咨询的人认识，为此至少要读完40部有关战争、侦察、爱情、外交、诈骗（冒险事业）、舍己忘身和变节行为的电影脚本。或者我是一个外行，或者我读完的一切那是十分平常的事件。情节简单，内容贫乏，还是按照三十年代的模式构思创作的人物的性格，公式化，没有典型的艺术形象，像
  结孩子们生产的钟表一样，没有一粒钻石，用上三个月后就可以扔进垃圾箱而无法修理。
  我对电影制片广厂长斯连塞尔谈过这点他注意地听了我的话后答复说：“斯帕克，我理解您，可您也要理解我们，我们是为几千万观众而工作。人们是在工作之余才看电影，他们累了，他们整天在自己的机床旁和建筑工地上劳动，他们在办公室忙碌，神经过度紧张，等待晚报，不知道他们的美元会升值或贬值？因此他们去到电影院不会去想什么东西，而是沉浸在一种习惯了的享受之中。如果我们给观众显示自己的精神优势，那末我们就失去了观众。正如大家都知道的，谁也不喜欢比自己聪明，有独立见解，因而是比较有才干的入。每一个观众都可能成为他们在电影里想要看到的那些人，明白吗？您是一个忠诚的，勇敢的人，但您不要过早地毁掉自己，对于您这不是战略情报局，在电影界，如果有人觉察这个人是仇人，会有人用牙齿咬断他的静脉。
  你如何理解，静脉对我是宝贵的，我怕，有人咬断它，因此，我不随便表露自己，开始左顾右盼，留心听我周围的人说些什么。
  那时，我开初真有点儿毛骨惊然，我从来也没想过，在我们美国，尤其是在首都，有这么一个居心匝测的人员繁多的塔兰托夫黑势力集团正在不断活动和积蓄力量。
  杜勒斯的遗教是万世长存的：“要善于逢场作戏；去融合，去附合，去听，去说，去意味深长地微笑；要记住的不仅是言词，而是停顿，不仅是简单地一句回答，而是对回答的反映，去接触各种各样的意见，去挑起争吵，这只能给你收集接近真实情况的可能性。”
  我开始融合进去并挑起了争论，说实话，最好别这样作。
  已经查明，这里像在各地一样，发生了同样典型的事，一个有才干的人在自己家里写一部真实的，有人准备购买但末上演的本；一个精明的导演正在拍摄一部影片，但没结他签订必要的租赁合同，然而，一些平庸之辈，利用有才干的人对社会的消极态度，顺着行政管理的阶梯间上爬。须知不是卓别林，不是波尔加特，不是特列西，不是特累西成为了演员公会的主席，而是—个无人知晓的里根坐上了这个宝座。他善于用地道的美国人吝啬的眼泪哭一个在和印第安人对抗中遭到枪杀的朋友的尸体。不是海明威，辛克莱，布列赫特或雷马克来确定演出人选，而是一大群平庸之辈在塑造登场人物。总之布列赫特和雷马克在此地难以处下去在这里的演员公会衣人坦率地说，这些人无权为美国观众写作，他们不了解我们的性格，让他们去为犹太人的剧院，或者最坏的，是为德国人编剧；美国人有自己的传统，也不允许外国人来破坏这种传统，这会使民族的文化像铁生绣一样受到腐蚀。
  我忍不住，反驳着：“塞万提斯，歌德和但丁没在好菜坞工作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契诃夫并没诞生在俄亥俄州！左拉，莫泊柔和法朗士也没在布隆克斯贩卖过果汁饮料！”有人回答我，说我歪曲了事实，但讲话并末涉及古典作品，感谢这些作品，我们从小受到启迪。现在是复兴我们传统的时候了，能做到这点的只有美国人，除此而外，没有任何人能做到。我当时问什么人才是真正的“美国人”？可以把阿姆斯特朗、芬哲拉尔德或罗伯逊列为美国人吗？我得到的答复说，我在搞鬼，因为谈话涉及的不是有关爵士音乐，而是有关电影和文学。当时我问．那么雷诺阿和爱森斯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些人呢？争论停正了，我获得了胜利，毕竟可以用知识来制服愚昧无知，所有这一切都不会被遗忘。又过了两天我才得知，和我争论的那些人开始到处打听，我是否是俄国人，犹太人或波多黎各人，我的家族中有无乌克兰或德国血统、总之，我是不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就是这样，的确，如果上帝要惩罚一个人，他是会失去理智的。须知谈话涉及的不是有关一个人，而是整个美国人。
  我给一个崭露头角的明星科埃尔建议，从新闻界转到电影界来，虽然他没在欧洲作过战，但他仇视希特勒主义，——他制作了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如何给德国人“洗脑”，怎样用刨子刨去人类的精英，把最有才干的，有独立见解和鉴别能力的人枪杀和关进集中营的片子。
  “在这里有准来看这个？”科埃尔问。
  “我们相报喜欢看电影的是具有七年级文化水平的人，所以应放映历史题材豹东西，像一个不识字的靴匠女人，一个纯朴的妇女成为一个舞台明星一样。看这种片于的会有二干万人，成就和利润都会有保障！或者说把我们的小伙子派往纳粹或日本人后方去，而他们将会俘虏敌人的一个师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应在背囊里拖来他们在爱娃·布劳恩那儿偷来的十公斤白金，当她在阿尔卑斯山麓顺从他的性要求后向他表取
  “阿道夫，原谅我，我没有想到这点，他用力抱住了我。谁会去看一个国家怎样被别人打败，向匪帮拱手投降的影片呢？何况这种情况暂时也没对我们，对美国人构成威胁，为此，每一个美国人会说谢天谢地的。我曾想留意一下，在德国，人们在说什么，想什么，然而只能见到人们在低声耳语，又不允许他们记录和宣扬对人民群众的思想征服是表面的，而不是相反——当然，在那种场合，善于思索的入会觉察出群众的情绪的。
  我带着这种想法去见布列赫特，他只是耸了耸肩，“你知道，”他对我说“我学会了凭感觉去预测未来，在欧洲有人一辈子部在教我这个，让这种科学见鬼去吧。我就是这样预感到在这里有什么东西即将临近，希特勒完蛋后才过去几个月，不是几年，但你听，这里有人说什么来着？数数看，在当地墨守成规窍的沙龙里，一个晚上会几次听见有人说‘有外人’这个词（这是指埃斯列尔、语卓别林和我），那个最有天才的得米特鲁克，算什么外人。是的，一个老头儿，——句乌克兰话都不懂，他写东西都是用传统英……人们开始说‘红色’，一词是什么语调？人们已开始忘记把‘红色‘当作战胜希特勒的标记，人们正在遗忘，乔治，你别争辩，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在让人们快一点忘掉这个事。而当迫使一个民族忘掉真理，那末等待它的将是艰难困苦的时期，首先这些困难将落在我们头上，落在那些不是纯碎的美国人头上。通向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次歇斯底里的有关真正的阿利安人传说的谈判——希特勒打这以后就起事了。”
  马上我要抄写对话和情况，对一部有关我们派柱冲绳附近一个小岛上的侦察员的影片进行咨询，此刻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