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暗瞎说，“阿斯曼·赫道夫，豪尔可能投靠了美国人。这些人和我一起干过，他们没有对我不和的证据。但他们对我的言谈举止有印象，不同的三个人足以描绘出我的心理状况……为什么只有三个人呢？那么和凯特一起在密点工作的人呢7要是认识她和我的那个特洛尔呢？希拉克呢？我们像朋友一样分手，他知道我到底是个什么人。也许，还是要冒险，而且要直接了当地说：‘行啦，伙计，我们到底是盟友，请通知你们的大使转告克里姆林官，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伊萨耶夫还活着。正等着回家。’不，去年夏天可以这样做，当时我无法行动，而现在，尤其是他们想打弗莱塔格事件的主意之后，这就不可能了……同意吧。一切都同意，只有一个条件要求调查弗莱塔格谋杀案，证实这是缪勒干的，他为了在我逃往中立国后保全他的性命。他的目的十分清楚，他可能不相信弗莱塔格，可能害伯我把她变为自己人，但重要的是我离开帝国这件事吓坏了他。他做过保的。他们用无辜者的鲜血来保险，把罪名强加在他们认为必要的人头上。如果这个美国人拒绝这个条件，那就让一切见鬼去吧，他们未必会在寄宿旅馆收拾我，声音大大。还有两个小时可以来取行动。应当坐上地铁，摆脱监视，要用各种方式来摆脱监视。逃入法国，随便去什么地方，只要是法国就行。时而搭过路车，时而乘共汽车。要走路，远离开公路。重要的是要走，唯一可以摆脱失望感的是采取行动。总之，这是出路。不能成为罪犯，否则他们可以任意向我泼脏水，永远也无法洗清。不过也不能用罗耀拉①来宽慰自己。他的话只是证明目的正确的手段……是的，但是你；正是你本人如何证实自己没有参与谋杀弗莱塔格呢？档案中不可能有谋杀者的报告。这种事未必会记录下来。但档案中可能有司机汉斯的报告，后来缪勒的人干掉了他，为了用这不幸的年轻人的血来陷害我。档案中应当有汉斯报告我和他去送弗莱塔格去瑞典。弗莱塔格站在甲板上向我挥手，很久很久，有些纤弱，又十分柔情。要死的人总是有预感……对，这是一条途径。第二条证实我与此案无关的途径是那个渡轮上的船员。船是瑞典的，在一年半之前在这条船上工作的入现在应当像以前一样出入德国。让美国入去问那些见到我在码头上散步的人吧。我的汽车停在那里，我与站在甲板上哭泣的女人告别。当时我一个人站在码头上，天下着雨，车子停在远处，但是从船上可以看到汽车。事实上当时不允许任何人离开帝国去瑞典。边境已经关闭，全国人民都成了人质，以便元首不那么可怕孤独地死去……他们大概还记得我。我要说出准确的日期，回亿起那些船员的相貌。那时我出了头等舱，向跳板走，经过他们身边……对这一天我要有精神准备，要集中得力，在脑子里过一下电影，描述一下当时有谁在场。”
  美国人回来了，思付着坐到桌前，仔细打量着施季里茨，皱了皱眉，晃了几下头，放松一下脖颈，然后问道：“怎么样？”
  “不错。”施季里茨回答，“助手有没有有生气？”
  “生气了，骂了我好久。没关系，他的脾气暴。喂，想好了吗7我的建议如何？”
  “一个有意思的建议。但是，如果你们不能帮助我证实这一点，我就无法接受。”施季里茨用小姆指碰了一下死去的弗莱塔格的照片，
  “这是盖世太保头子缪勒对我卑鄙的陷害。”
  “您和他吃的是同一碗饭，他陷害您有什么意义？”
  “有直接关系。在您接受我的条件后，我会谈这件事的。以关押在重犯牢房的渺小罪犯的身份我无法告诉您我的经历。只有小核子才会讨好上年纪的匪徒。但这违背了我的规矩。”
  “可这符合我们的规距。”
  “好吧，就按你们的规距。不过，开始之前请收起这个废物，”施季里茨把护照、照片、指纹、钱和埃尔。
  杰克博斯的名片推到桌子边上。
  “请把门关上。”
  “没必要过份小心，”陌生人的眼睛变小了，一点也不像鸟儿的眼睛，只剩下细细的一条线，“千万不要忘记，您是个卑鄙的纳粹匪徒。”
  “可您这个民主分子和自由战士却在向他提出合作建议。”
  “不要惹我。我会打掉您的下巴的！我会这么干的，因为我曾是个职业拳手。”
  “一个职业打手殴打一个病人这可真够民主的。希姆莱可是乐于把您拉入他的私人卫队，他喜欢用行家。”
  “别惹我发火，畜牲。”
  “离开这里，”施季里茨说，他的声咨不高，十分平静，“走！要么我把这臭窝里的入都叫起来。我的邻居们是些销赃的人，他们可不喜欢暗探。他们没有国籍，走吧，不然要引起乱子。您不需要这样。可我什么都不怕。”
  “您那身纳粹臭皮会让您什么都怕的……。”
  “每种规则都会有例外，”施季里茨说，他明白，现在这些人手中除了“指纹”之外什么也没有，无论是阿斯曼．豪尔，还是洛尔弗．赫道夫、希拉克，如果他们掌握了这些人，这个年轻人就不会这样讲话了，他们不能容忍蠢货，一个聪明的民族，强大的国家对智慧评价甚高。
  “您想以此说明什么？想加上一则消息，好像抓住了误杀希特勒的英雄？拯救犹太人吗？向发疯的白宫或者克里姆林宫递送秘密？”
  “把衬衣塞进裤子里。情报使他们变化了。”
  陌生人的眼睛又变得圆圆的。他大笑起来，但和以前不一样。他盯着施季里茨，大笑了一阵。
  “那么说，如果我试着查清弗莱塔格谋杀案，您准备为我干？应当这样理解您的意思吗？”
  “我的话应当这样理解，待您向我出示了全部与弗莱塔格一案有关的材料后，我才会接受您的建议，我要向您解释，应当证实我没有嫌疑。您要注意，这对您更有利。您与舒伦堡政治情报处负责对外敌策的军官合作是一回事，同一个浑身病痛的杀人犯合作又是另一回事了。不是您造就间谍，穆哈默德，而是间谍造就了您，保证您在仕途上的升迁。”
  “听着，在集市上有东西吃吗？”美国人思索着问。
  “可以，只不过没有熟的。”
  “我们去吗？”
  “走吧。”
  “但是在我们出门前您要回答：一旦我满足您的请求，发函给瑞典和柏林我军占领区，您同意与您的同事见面，从前的同事？”
  “我只认识一个人。您大概也认识他，每周六他给我送钱来。”
  “戈尔贝尔特，他是佐梅尔吗？他不是您的同事，他是你们那个肮脏的党的人，从未在情报部门工作过。他的情况我全了解，我们对他不大感兴趣。”
  “是吗？看来，您知道他从哪里取钱？”
  “这是我的事，与您无关……我告诉您几个名字……您去见他们吗？”
  “是些什么人？”
  “一个领导里斯本谍报站，那是在1945年，另一个留在里宾特洛甫的情报部门工作。”
  “里宾特洛甫没有自己的情报部门。”
  “他有个研究处，与情报处一样，”
  “好吧，见面的目的呢？要达到什么目的？需要我的对话者的心理特征吗？家庭地位？朋友？习惯？兴趣？受教育程度？”
  “真有你的，”陌生人微微一笑，“刮脸刀，顺便说一句，我叫波尔．罗门，波尔先生。”
  “好吧，我嘛，叫布鲁恩博士。”
  “那你是畜牲。”
  “恨我们吗？”
  “要讲实话吗？”
  “您撒谎我听得出来。
  “我很喜欢美国人。”
  “好像不是谎话，奇怪。”
  “所以我才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我中止了党卫队将军沃尔夫与你的老板杜勒斯单独媾和的谈判。如果党卫队大队长在全世界新闻界的闪光灯下握住杜勒斯的手，你们美国人会感到耻辱。站稳立场比做一个犹大强得多。暴君们只引起恐惧、仇恨、暴乱、嫉妒、怀疑，而不是蔑视，而犹大引起蔑视。”
  “博尔津是你的假名吧？”
  “这是我的事。你手中有档案，去找吧。”
  “我们去集市吧？”
  “走吧。”
  “不过别喝什么……12点钟你要去埃尔克博斯那里，去国际电报电话公司。”
  “同肯普一起吗？”
  “不，八点钟你去找肯普。他在二楼，17号房间。他没有秘书。回头见，顺便说一下，他是我感兴趣的两个人之一。自1944年12月起，他已经在你们可恶的里斯本谍报站了。你要和他搞好关系，博尔津，也许叫布鲁恩对你更合适……他是个十足的下流坯，这个肯普实际上叫理查德·威克斯，不是少校就是上校，已经与妻子分居，他妻子在里斯木本和两个黑人睡觉，淫荡十足，显然是个躁狂者。她妹妹与韦斯持里克博士一道工作，韦斯特里克也是个向希姆莱馅媚的狗崽子，他是党卫队员，现在说是我们的人，代表着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在德国的利益并且在为争取民主而斗争。我感兴趣的是这个威克斯—肯普在1945年1月之前是干什么的。他没有朋友。无论是谁，他不相信任何一个人。他出身贵族，生在汉堡，我们不大了解他的亲戚。还要与埃尔·杰克博斯见面。这也是个畜牲，我们的畜牲，不比你们的那些畜牲强多少。1941年他曾反对我们打击希特勒，到了1945年又高呼‘万岁’，套上军服，同自己的兄弟一起去掠夺德国。他干得对。不过应当把战利品上交国家，而不是中饱私囊，同他一起得倍加小心，十分警觉。”
  波尔·罗门打开房门，首先定了出去，笨大的皮鞋哆哆作响。他像孩子一样敏捷地下了楼，看也没看施季里茨就走上街道，接着走到拐角处，那里停着一辆蓝色“福特”牌轿车。
  在车里罗门说：“霍斯‘尼普斯……这名字是什么意思？”
  “是共和制拥护者吗？在法国银行工作？他是共和制拥护者，如同我是民族主义者。1945年4月之前，他是里宾特洛甫研究处处长助手，负责拉丁美洲。这是2号，家住阿根廷，有妻子和3个该于，他在这里合法居住。在马德里他交际广泛。是阿板廷国籍，出身工人，曾任突击队员，被送往海德堡学习，当外交部迫害没有加入你们那可恶的纳粹党的外交官时，他被派到外交邦……我需要他们的关系，任务明确了吗？”
  “你呢？”施季里茨问，然后冷冷一笑，“你明白自己的任务吗？”
  第十五章　秘密通信（一）
  1、
  西班牙，马德里
  美国大使馆
  致波尔·罗门
  1945．11．2l
  亲爱的波尔：
  直到今天，我才得以悠闲地喝上一怀水，平静地端详了爱莉扎维塔，还和迈克和约瑟夫玩了一会儿侦探斗歹徒的游戏，然后穿过客厅，又四处看了看，便回到房间，安静地上了床。说真的，我没法入睡，但这可不是因为身体不适或心情烦躁，而是由于这两个月来精神极度地紧张。所以在这以前，我简直没法坐下来结你回信。
  明天我就要离开华盛顿，到了好菜坞我再告诉你我是怎么安顿下来的。
  九月初，罗伯特·麦克找我去，问到了日常生活情况，问我对在和平条件下的工作有无兴趣？是否有寂寞感？想不想周游世界？
  我说，傻瓜才会拒绝周游世界的美事。我真想和艾莉扎维塔带着孩子们去旅行。麦克说：“战略情报局已经不存在了——这使我感到震惊，我们都要转到国务院去工作，那里格设立一个调查局。按照一个外交官的身份当然不能一个人外出旅行，还得带上家眷。要不然别人往你床上塞个漂亮姑娘，谁能保管你不向她泄密呢！”我和他都笑了起来。
  我说，把战略情报局的人员调到国务院太荒唐了，我们披看外交官的外衣实在不自在。我们和外交官是按不同的方式训练出来的，因而思维方法也大相径庭。
  麦克点点头，但接着说：“要学会做外交官，哪怕是学做魔鬼。不过，他们也不愿相我们在同一个屋顶下。这是派系之争，是政治。以他们的观点看，我们是历史清洁工俱乐部的。”
  你怎么会带看政治眼光和他们在马德里的同一屋檐下和睦相处呢？真是可伶虫，太有趣了。
  最后，葡萄牙、西班牙和摩洛哥任我选。我立即否定了西班牙。去马德里你也不会赞成，让疯子比尔独自在巴斯克地区——安达鲁西亚和被占领的加里西亚就够了。摩洛哥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