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清廷内部也分化为主战和主和两派，而其中又纠杂着帝党、后党之争。
  这帝后两党之争，说来话长。1875年，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载淳（同治帝）贪图玩乐，年纪轻轻就得天花死了，没有留下子嗣，这就给皇位继承出了个难题。按理，同治是载字辈，下面应该立溥字辈入嗣继位，但这样的话，慈禧太后就变成了皇老太后，没法再搞垂帘听政了。而当时的皇族里溥字辈已无近亲，慈禧太后也不可能把权力轻易让人，于是便强行立了醇亲王奕的儿子载湉为皇上，也就是后来的光绪帝。
  1886年，光绪帝满十六岁，慈禧太后继续垂帘听政于理不合，便在次年改为“训政”。光绪帝十九岁结婚成人，慈禧太后宣布“撤帘归政”，改由光绪帝亲政。但是，多年的后党已成气候，加上慈禧太后退休后时时干涉朝政，这就和小皇帝身边力图振兴的帝党一派形成尖锐矛盾，这个矛盾的总爆发是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最后帝党一败涂地，连光绪帝本人也被软禁，这是后话。
  帝党的领袖是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翁师傅是大学士翁心存的儿子，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的状元，文才没得说，又是皇帝的老师，历任各部尚书及军机大臣，乃当时著名的清流派领袖。当然，清流也许人品高尚、文才飞扬，但是实践中未必真正管用，像张佩伦之流，祸害大了去了。
  朝鲜风云突起，日人心怀不轨（2）
  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说，翁同龢与李鸿章有父死兄徙的大仇，据说是这么回事：当年剿灭太平军的时候，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任安徽巡抚，在定远之役中临阵脱逃，被人弹劾后朝廷命其戴罪立功。后来翁同书为了招抚割据势力苗沛霖，被其欺骗错杀了地方团练首领孙家泰、蒙时中，但苗沛霖叛乱如常，翁同书处置失当，激成大变。
  曾国藩对翁同书在定远之战弃城逃走本就极为愤慨，这次忍无可忍，决定上书弹劾。但是，曾国藩为人厚道，又忌讳翁同书的老爸翁心存是同治帝的师傅，一时难以下笔。这时，李鸿章便代他写了篇漂亮的弹劾词，弄得朝廷也不好意思包庇，便判了翁同书“斩监候”（相当于死缓），老爸翁心存听到消息，气得立刻翘了辫子。后来，翁同书被改判充军新疆，这可不就是“父死兄徙”？
  个人恩怨事小，无知加自私那就祸害大了。翁同龢是不是真的想利用甲午战争置李鸿章于死地不好讲，但翁师傅终身与李鸿章为仇，那是人人皆知，连光绪帝都知道这事。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主张的重西法、练海军、开铁道等事，就处处遭到翁同龢的反对和掣肘。
  抛掉个人恩怨不谈，翁师傅的主战言论更有点像愤青（清流派本就大都是愤青嘛）。大敌当前，主张对敌出击当然能赢得一片掌声，但在自己的实力状况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逼迫前线将士去拼命，未必不是祸国殃民。翁师傅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纠集自己的门生张謇（也是状元郎）等人，逼迫李鸿章开战，倒很是有点这个味道。
  当时光绪帝毕竟只有二十出头，被他的翁师傅一鼓噪，便和他同年龄的愤青小朋友一样，要大力主张开战了。但是，光绪帝当时还没有这么大的权力，真正的权力其实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中。慈禧太后开始并不想开战，老太太当时正忙着操办自己的六十“万寿”大典，只是后来觉得这小日本太猖狂了，面子上挂不住，又不知道自己和日本的实力对比，脑子一热，就决定要教训一下这个小小倭国了。
  战有战法，和有和法，本都无大错，但世界上的大错小错，都是错在无知上。老祖宗告诉我们，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都让这些人忘到爪洼岛上去了。
  当时被派往朝鲜的太原总兵聂士成，看到大批日军开进朝鲜，兵力已经远远超过清军，便赶紧上书李鸿章，问朝廷之计到底是平定朝鲜之乱还是和日本一争雌雄，如果是平定叛乱，现在军队就可以撤回；如果是要和日本决战，就请立刻调派大军入朝，不然事情会变得不可收拾！
  李鸿章是了解日本和自己实力的，不到准备充分，断不可贸然宣战。很多人以为李鸿章是站在慈禧太后一边的主和派，但事实并非如此，帝党偏激无知，后党昏庸无能，李鸿章有点超然脱身于帝后两党之外。但是，李鸿章想搞“以夷制夷”，希望英国、沙俄等列强来调停保住和平局面，只是他过分相信当时的超级大国了。当时的大英帝国已经日薄西山，充其量也就是李顿调查团的水准，和如今想打谁就打谁的美国比，差得远了！
  而日本在战争爆发前，抢先和英国签订了《英日通商航海条约》，并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取得了西方列强的中立。在一切准备妥当后，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在7月19日向朝鲜小王朝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允许日本架设汉城至釜山的军用电线；二是为日军修建兵营；三是让朝鲜令清军自牙山撤兵；四是废除中朝间一切“与朝鲜独立相抵触”的条约，并以最后通牒的形式，限令22日前答复。
  正当朝鲜小朝廷茫然失措的时候，日本军队于7月23日清晨突然闯入王宫，劫持了朝鲜国王李熙，然后找来被释放回国的大院君来组织亲日傀儡政权，在日本人的胁迫下，朝鲜亲日政府于7月25日宣布废除以前同清政府缔结的一切条约，并授权日军驱逐在朝清军。
  至此，战争已经是不可避免了。日本人处心积虑，要的不就是一场战争吗？
  丰岛海战，不宣而战（1）
  在日本人的逼迫之下，小皇帝光绪气恼不已，多次谕令李鸿章立刻备战，“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唯该大臣是问！”李鸿章慑于小皇帝的严责，加上日本人完全关闭了外交谈判大门，只得在7月中旬派兵入朝增援。
  日军当时经仁川登陆并已占领汉城，把北边平壤和南边牙山的清军隔为两段（就像后来朝鲜战争中美军仁川登陆拦腰切断朝鲜人民军一样）。在日军之前，叶志超统率的清军已在牙山登陆并驻扎在成欢一线，兵力远少于日军，形势不容乐观。
  入援平壤的计划还比较顺利，记名提督卫汝贵率盛军6000人由大沽口登船，提督宋庆和总兵马玉昆率毅军2000名由旅顺登船，分别至鸭绿江口的大东沟登陆后直奔平壤。另外，总兵左宝贵率奉军3500人、副都统丰升阿率练军1500人也渡鸭绿江入朝，四路大军于8月上旬分别进驻平壤。
  在陆路进发的同时，为增援牙山的叶志超部，李鸿章派总兵江自康率天津练军2500人，雇用英轮高升、爱仁、飞鲸三船运兵前往牙山。为防不测，又调派北洋舰队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由于牙山登陆困难，三船同时到达的话，一时间难以同时上岸，于是三船分批出发，爱仁号最先，飞鲸号次之，高升号最后。
  殊不知，日本间谍石川伍一早已潜藏在天津军械局书办刘树芬家中，通过贿赂获得了大量的情报，高升号出发时间的情报即被石川伍一提前告知了日军。案发后，石川伍一和刘树芬两人被一起斩首。
  日军大本营获得情报后，立即派日本联合舰队从佐世保港出发，开始寻找清军运兵船的踪迹。7月25日清晨，日本舰队第一游击队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到达牙山湾外的丰岛海面，这一天正好晴朗无云，海上能见度高，突然间，日舰见丰岛方向有两艘军舰喷烟而来，不一会，便看清迎面而来的乃是中国的济远和广乙两艘军舰。
  原来，济远、广乙和威远三舰完成护送运兵任务后，由于威远是木甲船且速度慢，舰队小队长方伯谦便让威远当晚返航，自己则率广乙在次日出发，没想到刚一出牙山湾，就和日本舰队第一游击队的三舰迎头撞上。
  上午七点四十五分，吉野号气势汹汹地奔上前去，首先向济远发炮。济远见来者不善，不甘示弱，也奋勇发炮回击吉野。听到炮声后，秋津洲立刻赶来参战，于七点五十五分开始向济远开炮。此时浪速也迅速靠近，三舰同时炮击济远，战争打响了。
  当时双方的实力差距太悬殊了。日本三舰共拥有30门炮，其中速射炮22门，而济远和广乙只有旧后膛炮共5门，速射炮一门都没有；敌舰速度都在18节以上，吉野速度甚至达到22节，而济远只有15节，广乙是旧式巡洋舰，速度更慢；从吨位上看，日舰均在3000以上，吉野达到4200吨，而济远是2300吨，广乙只有1000多吨。
  刚一接战，日本三舰聚攻济远，炮弹密如雨下，济远将士以一敌三，沉着迎战，频频发炮还击，并击中吉野右舷侧，击毁舢板数只并贯穿其钢甲，只可惜炮弹没能爆炸（质量问题？），吉野侥幸逃过一难。
  随行的广乙见济远形势危急，也赶上前来助战，但广乙既小且旧，火力又弱，在浪速和秋津洲的合击下，很快就身中两弹，船身歪斜，幸好当时战斗激烈，海面上硝烟弥漫，广乙借机转舵向东躲避，并回击了追赶的浪速一炮，击穿其左舷钢甲后坏其锚机。日舰见广乙已经丧失战斗力，便停止追击，三舰再度围攻济远。
  广乙撤退后，驰到朝鲜西海岸搁浅，管带林国祥令放火焚船，率残部登陆到牙山，但到了牙山后发现叶志超部已经撤往平壤，后来广乙剩下的17人乘英舰“亚细亚”号回国。
  广乙撤出战斗后，济远更加势单力薄，人员伤亡非常严重，已有57人死伤，包括大副、二副都已经英勇阵亡。无奈之下，济远在方伯谦的指挥下全速向中国方向撤退，日本三舰则在后猛追，力图要打沉济远。管带方伯谦突发奇想，命令挂出白旗，以示投降，但仍令济远疾驶不已。日舰浪速超过吉野后，在距离济远3000米处用舰首炮攻击，济远居然又加挂日本海军旗，浪速见状便挂出信号，命“立即停轮，否则炮击！”
  丰岛海战，不宣而战（2）
  济远虽挂出停航标示，但仍旧在全速撤退，可惜吉野的速度比济远快得多，很快又要追上。当两舰相距2000米的时候，吉野用右舷炮猛击济远。济远则突然用尾炮对准吉野连发四炮，其中三炮打中，特别第四炮击中吉野要害，使其舰头下沉，吉野一慌张，便不敢继续追击，转而掉头回航，济远这才逃过一劫，以受伤之船回到了威海卫。发炮者，水手王国成是也。
  有人也许要问，不是还有两艘日本军舰吗？原来在日本三舰追击济远的时候，西方海面突然又来了两艘船。当时，各国听说中日要爆发大战，都纷纷派军舰前来观战。日舰当时不知是何国船只，便决定分开行事，秋津洲转舵追击广乙，吉野、浪速继续尾追济远。只可惜，这次并非是西方军舰，而是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和炮舰操江号。
  高升号即为李鸿章雇用的第三艘运兵船，当时从塘沽起航后前往牙山，在驶近丰岛时，正好与运输武器饷银的操江号不期而遇，于是二船便临时结伴同行。让人吃惊的是，在当时局势已经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这两艘船居然没有军舰护航，也许这才是悲剧产生的真正原因。
  当济远正同日本舰队激战的时候，高升和操江不巧经过作战海域。当浪速在追击济远的时候，高升正好从浪速右舷通过，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见此船虽然挂英国国旗，但看起来很是蹊跷，根据情报推测船内定装有中国军队，便挂出信号命令高升号下锚停驶。英国船长高惠悌见势不妙，赶紧将船停下，浪速见后又挂出第二次信号：“原地不动，否则承担一切后果！”
  浪速迫近高升后，将舰上所有的21门大炮都露出来，并用右舷炮对准高升船身，高升号本就不是战斗船只，立刻落入浪速的完全控制之下。随后，浪速放下一只小艇驶近高升，几名带枪的日本海军军官登上高升号，要求检查高升号的执照。高惠悌赶忙出示执照，并提醒日本军官说高升号乃英国商船，日本人不予理睬，命令高升号必须跟浪速而去，意思就是高升号已经被俘虏了。
  高惠悌无可奈何地说：“如果命令跟着走，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抗议之后服从。”日本军官听到后便离开高升回到浪速，第四次挂出信号：“立刻斩断绳缆或者起锚，随我前进！”
  因为语言不通，船上的官兵也隐隐感觉到了即将来临的危险，日本人离船后，清军士兵忽然发现高升号准备随浪速而去，船上顿时一片骚动。在仁字军营务处帮带高善继的带领下，清军将士们冲到船长室，拔刀怒喝：“敢有降日本者，当污我刀！”全船顿时一片鼎沸。
  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