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北平，阎老西做北平政治分会主席，张继不服气，他写信给几位元老说：“江山是我们打下，这把交椅，最好静江先生来坐，否则石曾，倘使两位都不坐，那末小弟也当仁不让！”
  张静江同李石曾自然都不去，老西也知难而退。张继如愿以偿，他正位了。
  在他正位的一天，阎老西是监誓，我也去参加典礼，他左右挥拳式真像狗熊地在演讲：我只听见他说：“那共产党，左边腰上挂了父亲的头颅，右边挂了母亲的脑袋，以为荣耀，简直是禽兽不如！”
  老西儿带着瓜皮帽，垂下眼睛不则一声，正是强烈的对照。然而北平是阎家的势力圈，楚溪春做宪兵司令，派了四名卫队随侍张主席，这四名卫队是左右不离主席的。
  一日，主席公毕回府了，卫队方才到门房休息。主席从容进了厅房，忽然大声由厅房传出，卫队大惊，一齐冲进房去。这一冲进退不得，只见那主席矮了半段，原来跪倒尘埃，男儿膝下没有黄金了！那崔氏夫人却颤巍巍手执“惊堂木”立在案前大声呼喝着。那卫队惊惶失措，其中有一个最机警的，他也只得参加礼拜，也跪下了，于是其余的下等黄金一概放弃都跟着屈膝。
  张继听得背后有声，急急回过头来，双手乱摆，还是跪着发下主席的命令说：“这……不与你们的事。快去！快去！”
  他们只有服从退出，第二天却打了一个报告给楚溪春司令，于是这佳话传遍了故都，张主席的治下。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自农本局　易寅村死沪（2）
  张继先生“博雅而好古”，读书虽不求甚解，却喜摩挲善本，手不释卷，借了一部国学大师王国维手批的《水经注》孤本来润饰书房，一天，又以伺候不周得罪了莺莺太太，太太却要他的好看，拿起这本孤本《水经注》做了一次焚书的“秦始皇”，于是几乎坑死这位“沧州大儒”。
  由于张太太崔振华脾气太坏，对黄大伟日常颇不尊重，黄自然对她甚为反感，他自告奋勇替我探听他们对我以后的动作。他告诉过我说：崔振华曾经向他提及，说：我知道吴某已经在南京，现在顾不上，找机会再制他。
  我在农本局不到一年，易寅村在上海因为积愤，新旧病同发，我的女儿写信告诉我：医生己宣布了最后的月日，我赶到上海去探视，景况甚为凄凉他自己还不大知道，还希望有政治解决的一天。我知道无望了。
  我做为他的同窗，老秘书，替他预备撰写了一个遗呈稿交给我的女儿，隐忍着悲痛回到南京，吩咐女儿到必要时将这稿给他看一下。以后不久，上海发动了中日之战，京沪不能通行，我不能再去看他，我们从此长别了。他死的时节，料理他身后的友人，是两个吴姓：一个是吴稚晖，一个是我的女儿吴珊，在上海做药剂师了。
  据我所知，当年他所信任的旧部，包括马衡一班人，及北大系的朋友们，没有再去看他。最令人不解的是，李玄伯也因怕事，而未出席最后的送葬。人情淡薄，一至于此。外人也就算了，我对这位晚辈，李玄伯是不能原谅，必须批评的。盗宝大案由他而起，祸延其岳父，他却竟是如此的没出息，如此的不尽人情。？
  战事吃紧南京震动了，各机关都在准备撤退。我代拟的遗呈经我女儿吴珊在易培基最后的时刻交与他本人看过，又经吴稚晖审定。其词云：
  窃培基自追随先总理奔走革命十有余年，自我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仰荷不弃菲材，承乏农矿，■又兼长故宫博物院事。二十年“九一八”之役，日寇凭陵，侵及华北，以二千年文物沉沦堪震，因倡南迁之议。幸赖德威，及中央诸同志之赞助，力排万难，于以完成，不敢言功，自问可告无罪。事实俱在，可以复按。乃以处世无方，契友隙末，至■莫须有之狱。复以多病之身，不堪囹圄之辱。未能立时到案。始意养息待时，以求昭雪；不谓忧愤交侵，竟玉■■！迩来暴敌侵及腹地，国难日深。培基卧病江滨，亲闻鼓角之声，报国有心，抚膺增痛！此生已矣！深知我公领导国人，振奋抗敌，正国家复兴之会。则培基亦当含笑九泉，自无遗憾可言。惟是故宫一案，培基个人被诬事小，而所关于国内外之观听者匪细。含无仰恳特赐查明昭雪；则九幽衔感，曷月既极！垂死之言，伏乞鉴察。谨呈国府主席行政院院长。易培基遗呈。
  他身后的情形相当惨，留下了一个老妻，典型的旧式老太太，什么也没有了；惟一的女儿，就是李玄伯的夫人了。没有儿子，拿他令兄一个外室所出的儿，留养着预备作为继嗣，此时不长进地日趋下流，声明脱离了关系，当时在中国殡仪馆成殓，在战时乱世的状况下，只有上面所说的两个人以朋友的立场照料着，也不能追悼。法院方面还派人去调查说是假死，一面在报纸上宣传，说是逃亡到大连与满洲国投降日本人了。
  我在南京替他递上了遗呈之后，亲访张群说法请求国府明令褒恤，照他的地位是应该的。
  “关于故宫案子如何办呢？”张群问我，并对我如此仗义为朋友的作法，甚为惊讶和尊敬，从此更生好感。
  “政府可以有两种办法，”我说，“积极呢，可以昭雪。消极呢，可以不提，他在地位上是应该有一明令的。法院并未有结果，政府当然可以不管。”
  张岳军于经过内容，是相当清楚，他答应明天约集翁文灏等大家商量。那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魏道明，他同易寅村据说有点宿嫌。
  这班朋友，对于一个政治上失风倒下去的人，在“捧生不捧死”的原则下当然不理会了。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自农本局　易寅村死沪（3）
  我当时因为他们对于一个已经因被迫害而至死亡的朋友，即在帝王时代也有给予礼遇的优典，现在竟然是这样予以难堪。真乃令人气吞不下。
  我再将遗呈稿寄与吴稚晖过目的信中，发表了对张继讨公道的意见，他复我一信，表示他的意见，如下：
  景洲先生执事：由令爱转到赐书，敬悉一切。鹿山先生辞世，不欲其隐没无闻，无以折提包上何处等之口，故即登报声明，当时未想及正式报告公家，其身分虽不希望现今即有明令追悼等之典礼，然说明不能到案，抱憾逐殒之痛，不可不正式布达也。幸先生想到，遗呈且措词悃悃款款，十分惬当，已嘱漱君急缮，直邮行院矣。至于旁人再助说，揣尊意：欲趁此不但为逝者雪憾，且欲为生者缓狱，故有亮聪如何交好，对方将不反对之乐观。然鄙■所及，今非其时。（从前终不得时，今且倍其难也。虽有逝者可原之揣测，恐只据一面，未及想到面面。）因亮聪交好如何，毫不相干，亮则彻底明了沉冤，从前屡嘱想法，彼徒唤奈何，聪自更加明白，然当郑女狱尚急之时，彼恐亮顾此失彼，曾明拒对亮晓晓，此亦非彼之不够交情，实知此狱与金郑皆异，即彼案皆无对方之为难，而此案则“此直矣，彼即曲。”受曲者岂肯默尔。又彼案舆情之惶惑，不如此案之甚，若麻乎而罢，必舆论大■，狗党不平。故此案非公庭明判曲直，不呈雪此沉冤。明判曲直，可有十分把握，因隐微实清白也。然非三番四复，大吹大擂，无从能得究竟，而此大吹大擂，为在最高当局宴然无事，坐听羊咬狗、狗咬羊之时。从前之屡不得时，皆因投鼠忌器，令更国难如此严重，忽歆夹此小事大吹大擂，群情之所不许，即当道之所未乐。故曰仍非其时，且更加甚，因先生所谓“奉”者，彼实超然，然因政治作用之变化，常或左或右，彼有闲情之时，任大吹大擂之起，可以含笑闲观。若碍其安静则必厌恶隐生矣。因彼隐徽之地，实未相信完全冤诬，歆彼晓然于完全冤诬，非有数万字之说明，证据罗列，不为功，彼有暇读数万字，且看错杂之证据乎？弟前年入川，歆试之矣。乃见日无暇晷，得半小时之长谈，不可得也。又歆试其左右，有可代为细谈者，试探未得其人，皆入一般盲说：以为如此，固当相见法庭，何必求助于大力？其距人千里外之空气，即六无庸尝试，因而因循至今。弟信我所谓数万字之经过，与坚强之证据，不但可解一时之惑，且可告天下后世，然而必大吹大擂，相见法庭后，才众喙毕息。否则如当日鸣冤监会等，皆不足以释舆情，若三水公（汪精卫）如何可助，大电公（蔡孑民）如何中裁，亮聪如何助力，“奉”将如何麻■，皆拙劣自秽之下策也。此案岂金郑之比乎？若云大力若“奉”者，一左右，狱可以缓，此更误见，“奉”即不深信此地果然无银三十两，然彼六不歆厚左，亦不歆厚右，狱缓，早缓矣。并未急捕，即如郑者，自由虽得，案并未了。故鹿不能古拔（上海古拔路，易时居此）为深山以待时，徒抑抑以促其生。则生者今亦鸿飞冥冥，何羡于大力之佑（生者，指李玄伯），为低头之自由。姑待之，不必在婆婆正不欢之时，再向婆婆拖鼻涕（至于遗呈，乃名正言顺，自当别论），故弟数万言之准备，要据之清理，必使可告天下后世，并可大吹大擂，大吹大擂之必当经过，乃不但个人之清白存在，即世上之是非亦明，昔日鹿之有所顾忌，决非珠玉有所歉然，乃牵涉古林等恐结果大冤既白，而风流小过，或当上身（此节古林云云，我亦不明所指），此妇对沈宜甲，亦用此法，所以至今尚沈粤狱者，偶女之事，不成为罪而代交通部发明，领款万元，无报销，即不自由矣（详见附录）。
  然此自由，万万胜乞大力者，大力者无所左右，固显然也。今日大吹大擂，既不合时宜，歆大力者左右抑左，亦非所能，何必为空费笔墨之蛇足，且钮惕老来言，谈三分钟话，尚抽不出，能看不急数万字之鸣冤耶？至于遗呈达院，乃正式公事，必当伏报而已。万万不想能入“奉”目也。乞台裁。即叩
  道安　弟敬恒顿首　十月三日
  他这封信内，强调着说似乎我要求“缓狱”，这是不可解的。我的原信虽然不记得了，但是易寅村已死，我那时并不在狱内，为什么要求缓狱呢？显然是说玄伯，我一向是要反攻，绝没有“缓”的意念。若不是他个人的误会或者是李玄伯有此要求吧？“古林”云云，我至今不解，也忘记问他。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从八十八军到国防最高委员会
  我有一个老友忽然在重庆相遇，因为刘湘的四位大将之一的范绍增将军要组织88军，他介绍我到他的军幕，于是在抗日之大时代，我从戎了。范绍增是一位草莽英雄而成为川中有名的将领，他因为最早倾向国民党中央而被刘湘所摈弃，为王绩绪、潘文华、唐式遵三个将领所排挤成了光杆。现在中央军入川，他理应复活。因此成立了88军。当时主持中央军事的是何应钦。
  范绍增对于我，因为由中央而来，谬诧虚声，于是他在编制以外，给我加了一个秘书长的名目。我在众川人之中，终日吟诗写字作画，居然在此战乱之时创作了一大批自问尚属可取的作品，真乃平生之快不亦乐乎。
  吴稚晖说：“你吃了文人的亏，换着同一个武人混。入蜀在乱世，交结一个川人也好。”
  1939年88军出发到第三战区上饶，我被留在重庆留守。那时家眷因为避免空袭，到江安去了。我更无所事事，只好也回到江安，有一群亲友去游峨眉，我也同了内子参加，船到乐山，遇到乐山到峨眉一带的日寇飞机大空袭，船停在江边5天进退不得，方才换了一条船回来，几乎还在川江观音滩覆舟送命，涉险回到江安。
  忽然接到88军参谋长刘展绪的来电，转达范绍增的意思：屯溪并无兵事，约我去游黄山。
  张群此时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秘书长了，我去向他辞行。他忽然对我说：“你不要走吧！在此帮我的忙如何？”我自然答应了，他立刻发表我任参议，正是1939年的双十节。我电辞了88军的任务。
  这样，我又留在重庆了，又常常遇见张继，虽面和心不和，却仍旧点头招呼，尤其是每次出席中央纪念周，一定要见面，他奈何我不得，倒也相安无事。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马衡来渝（1）
  我在重庆时，马衡来渝了，听说故宫博物院运出来的文物，分别疏散在云南的昆明、四川的重庆、乐山、峨眉等处。当然就是最初赴英展览的一批，以及张岳军帮忙运出的一部分，此外遗留在北平的全部、以及南京库房没有抢出的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