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我是个重情如命的人，我爱孩子，她依着我，竟然为我生了15个子女，其中有4个夭折，如今她是11个孩子的母亲。尤其令我感激的是，琴？对老母的照料，我空担着孝子的声名，操劳的全是琴绮。她从不疾言厉色，动怒使气，永远的语不高声，对家里的佣人都是一概的关照体贴。下人们没有一个不喜欢爱戴她。是她的支撑，我才有精力在外面为朋友，为自己，做了这么多至今还难定论的麻烦事，蠢事，或者是功在千秋的大好事。为此，我一生不再纳妾。与她一齐终老天年。朋友们常嘲笑我和琴？是婚姻的异数。我则认为这是对我的莫大夸奖。来生再娶，我还要琴？。此刻，她为了五女徕徕，已累得面色苍白，目光恍惚。
  “怎么？”我心上有些惊惶。
  “不大好！”她摇摇头：“打了一针，邓姑奶奶给她喂了一点熟苹果，一些牛肉汁，她直说难受，在床上翻腾，现在似乎睡了。不大好吧？”她轻慢地说完。
  我定神想了一想：“不要紧吧？你不要太着急！或者慢慢地转机。”我确是放心一点，但是叫她神情一激动，又想起前后的情事，我不由得也下泪了。我急忙改了话头：“我的房间呢？”
  “邓姑奶奶已经替你留了。”她说。因为我送她们到院的时候，我预备在此地动身，是我托院中招呼这病房的女护士邓姑奶奶代留一间房的。
  我们同着走进那房间，是与我女儿的病房毗连的一间。我看了一下又转到病房内看了一下徕女，她睡着了。我将同母亲说的一切，同内子说了，我们也分别休息。一夜魂梦不宁，都为白天的事在颠倒。天还没有亮，我已经起来，她也起来了，似乎徕徕病情略有稳定，我们都放心了。
  一忽儿车子仆役都来了，我叮嘱了几句话，我走东交民巷西水门上车，为避免车站注意，这是亡命的政客惯走的路。我想：我也总算小小亡命一次，自己也不禁失笑。
  我在车上，用了我母亲的名片“庄还”，这也算是亡命客的行为。车到天津，果然，有天津法院的法警上车了，大声地问茶房：“有北平上车的吴某吗？”
  茶房回他：“不知道！你自己寻罢！”
  他一路看过来。我先看见了他，我知道他不认识。在他走过我房门时，我背向着他，他看了一下门口的名字，一路喊着下去了，他们相当敏捷也相当蠢。我于是平安地到了上海。
  我在上海看见易寅村、吴稚老、李石曾三位，同他们商量此事，易、吴两人都叫我不要到案，理由还是我先所说的。
  只有李石曾，当我向他说明经过以后，他说：“奇了！你们这是传染病吗？一个个地传着，现在轮到你了。假使要判罪，是什么罪呢？”
  “罪名倒不重，”我说，“假使审实判罪，大约是3个月以下的徒刑，300元以下的罚金。
  他们意在使我精神上受到威胁来开玩笑，一个人被国法判刑，当然是终身之玷；而且必定败诉，也要用全力来支持。”
  “也未必一定，”石曾说：“或者同他们斗一斗，也未尝不可。”
  “我也这样想。”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我被郑控走申协议（4）
  “大家再商量商量，看看吴先生他们的意思。”　当然也没有决定，我回到住所，接到江翊云的信，他是受祁谨庵的嘱托，要我回去到案的。祁相当着急，理由我前面已经说明了。他说：“决不让我吃亏。”？
  我于是对易先生提出了我的坚决主张，我说：“我一定要到案，重要的理由有三：一，我有老母、孩子方在病中，我不能够逃避北平。二，我的孩子多，生活依赖薪给和绘画，不能一日失业，若不到案，一到通缉的阶段，我不能出国，也不能住租界，我一家人都得饿死。三，此案惟玄伯主张逃避，我问心无愧素来主张挺身而出，我不能到了自己身上，就怯弱了。我要试一试究竟谁的看法对？”
  “因为此案本身就是无理取闹。同时，我倒要看一看，中华民国究竟还有没有公道？”寅村无词了。
  我去对吴稚晖说明了同样的理由。
  他说：“还是不去的好。”
  “自然！”我说，“这都是朋友们的好意，朋友们自然不能叫我去自投罗网，但是，出于自愿，这是我一贯的性格使然，改都改不掉，全当作陪这些无聊的人胡闹一场。也就无妨了。”他们也再不说什么。
  我回到易寅村那里，告诉他：“已经说服了吴稚老。明天就动身回平。”
  “你勘酌罢！”他说，“到了北平之后，最好不要冒失，先要翊云切实探听与考虑，万一形势不佳，还是‘走为上计’。倘使吃了亏，汪精卫在那里捣乱，蒋先生我又高攀不上。三个元老也不会有真正实力援助的，对我也是如此！你要知道！”
  “是的！”我说，“谢谢你的厚意，我也没有想他们援助。”
  我知道他感觉到责任，怕万一使我吃亏，又是代他受过，只得让他放心。同窗多年，他对我也有很多照顾，如今他受不白之冤，我又焉能袖手旁观呢。
  四十八、返平受讯记辱
  既然决心回去到案，我的心里反而轻松了许多。无论结果是吉是凶，并且我也知道是凶多吉少，但是至少我可以免了逃避的耻辱。我想：万一他们把我扣押起来，归入大案，我必定痛快地说出我胸中要说的话，揭穿这帮挂羊头卖狗肉的下流无耻的勾当。一方让你们掩护不得；一方让你们非硬着头皮出来不可！乱子越闯得大越好！岂非大快人心？第三天就又从上海到了北平。
  我回到家中一看，老母已经差不多好了，已是休养时期。女儿也将出院，琴？又由满面愁容而平添喜色了，这益发增加了我的兴奋。
  我立刻去看江翊云。他一见我，尚未说话，就从书桌上站起，手执桌机电话同地方法院检察长祁谨奄说话。
  他说：“喂！谨奄吗？吴景洲回来了！”
  祁答：“很好！明天下午2点，就请他来！”
  江翊云挂上电话，才向我寒暄落座。
  他说：“明天下午两点，我陪你一块去！”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我被郑控走申协议（5）
  因此，易寅村再三要我同他研究去不去问题，当然毋庸研究我立刻允许了他。我们约定了明天午后他来同我到法院。
  在当天的晚上，一个朋友谢次洲来看我，转致承办这一案的检察官姓李的意思：要我谅解心照。说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并且是四川同乡。
  第二天下午一时，翊云就来了。少少坐了一下，他就要我走，我就与他同车去。
  地方法院是旧时的大理院。我们到了门口，警卫挡住了我们，他说：“被传的当事人，不能走大门，要进旁边一个矮门。”
  江说：“我是大律师！”
  警卫答：“你同了当事人呀！”
  我奇怪了，他如何知道我是被告的案中人？这时门口出入的人不少。江翊云相当窘了。却突然进来一个法院的职员，也从外边进来，他知道此地在僵持，他插话了：“这是江总长！可以，可以！请进！请进！”他用手招呼邀着。
  卫兵不再拦了，我托福跟着翊云进去，一直到了律师休息室。
  “我叫人替你报到。”翊云说：他立刻招呼休息室的茶房，告诉他我的姓名，去了。
  一忽就回来，要我进去。翊云也跟着走。到茶房止住了，他说：“您不能去！”翊云停止了，他对我说：“我在此等候你，如果你被扣，我也不出去！你请放心！”
  我谢了他往里走，那茶房带着我，下了地道，到一条街子内停住在那里候。许多囚首垢面的人，遗尿遍地，臭不可当，有些地狱的象征了。我不由得想起，我同寅村、玄伯不是一样的官吏吗？那时检察官肯来就询，现在却将我当犯人看待！他们都不肯来，我却这样守法？
  我不免愤怒了。但是，当然忍耐着。好在不久，看见来了一个瘦瘦的法官，腋下夹了案卷，走进靠近我的一间小房，他回头将我看了一下。
  我想：“这大概就是那姓李的检察官了。”
  果然，那房内就传呼了人名，却不是我，有人答应一声，随着进去一个工式的朋友，大约不多几句话，就出来。
  接着，我听见了我的姓名，一阵愤怒的意念闪过我的脑神经，我走进那小房，那小房小得只像一间长方形　的候客室，正中有个小讲台，台上两个人：一个检察官，一个书记官并坐着。右手台下，立了一个法警。我立在台下面朝着台上那两个官，已经离门不远。这还是预审庭，也就是侦查庭吧？是不公开的。此外是不是还有旁听的人，我已经记不清。
  我没有想到我今日居然站立在犯人的地位？我打量着这上坐的人，他欠了下身，照例地问了我的姓名、年岁、籍贯，然后翻动了他桌上放着的案卷。
  我看见那案卷甚长，他很温文地对我说：“此案是最高法院郑检察长告你，大旨是：在×月×日他有一封电报给朱检察官树森，这电报是由你扣了。他告你是‘妨害秘密’，你那天对这个电报是如何处分？”？
  “这个电报么？”我说，“是有的，是郑烈打给朱树森的，朱树森是突然受人家的指使，来故宫博物院查案，郑烈给他这个电报时，他离开了原住的长安饭店。这个电报无法投递。但是电报局知道他是来故宫查案，又知道我是故宫博物院的简任秘书，所以送到我家里来托我转交。我根本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或者以为他还要到故宫来，所以答应了收下来，转给他。这是公事，我当然要呈给院长过目，或者院长知道他的住处，易院长拆阅了。因为是明电，他发现这是妨碍他的，所以他扣了。”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我被郑控走申协议（6）
  他说：“原告还告你是诈欺！”
  “如何叫诈欺呢？”我问，“既然‘诈欺’，应该还‘取财’吧？”
  “因为，”他说，“你允诺了转与朱检察官，你违背了诺言，反而交与易培基！我方才已经问过送报人，他也是这样说。”
  “这送报人认识我吗？”我说，“他同我订有契约吗？”
  “不！”他说，“他是同你门房接洽的。”
  我说：“那他们应该告我的门房，我不能负这个责任！”
  他问：“你如何吩咐门房的呢？”
  “当时是这样！”我说，“门房拿了这电报给我，说他要求代为转达，我又不知道内容是什么，我认为可能，就接受了。这完全出于一种帮助他的善意，我何尝丝毫诈欺？我何尝用一点手段？岂不是奇谈！”
  他停顿了一下，又接着问：“还有说在南京电报局抄录两个电报，也是你经手吗？”
  “我更奇了！”我答，“我人在北平，如何经手南京的事？”
  他问：“这两个电文，你看见吗？”
  我答：“看见！”
  他问：“如何看见的呢？”
  我答：“这天下的人都看见，不是在报上发表了吗？”
  他又停顿了，似乎要结束了，又问：“你还有话说吗？”
  “没有甚么？”我想了一下，接着说：“就是请特别注意：我将这电报交与易院长，是国家文官服务令叫我交的，因为他是博物院的首长，而这是公事。”
  他没有答复，却又问：“你带有钱吗？”
  我答：“有！”
  “有预备保人吗？”
  我说：“有！”
  “这个案子，并不重要。”他说，“假使败诉，按照刑法××条，也仅是处3个月以下的徒刑，300元以下的罚金。我想：现在你缴200元保证金，100元铺保。”
  我问：“既有保证金，为什么又要铺保？”
  他答：“可以这样办的！”？
  这时，他将书记官手内录的问答，所谓“自白”或者供词拿给我看，并且说：“你看过了，觉得没有什么，请你签个字。”
  我大致看了一遍，一篇“蝇足”小楷真是细于蝇足，随时可以改。只写我的答词，他的问话一概空白。我所答的有力量的重点都没有写上，譬如：我特别提出那文官服务令一段，一个字也没有。
  我不禁笑了。我说：“这……我如何签字呢？为什么我说的重点都漏了，而检察官的问话又一句都没有写？”
  “都是这样！”他轻声说。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