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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心武回忆１９９４年和汪曾祺在香港机场转机台湾，“过海关闸口时，他既拿不出护照，也找不见机票，懵懂得够呛，我和山西作家李锐两人，忙在他身上翻口袋，总算替他找全了应供检查的东西……”
  林斤澜说：汪曾祺经常把林斤澜家的电话号码当做自己的给了人。“１９７６年冬天……多半在夜间，接到长途电话，……劈头就问：汪老汪曾祺家吗？”有一回，一个鲁院的学生电话打给汪曾祺，结果林斤澜在家里接到电话。“我问这个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来的？对方说汪老告诉的，就在作代会上。我说汪老是不是有点开玩笑吧？对方坚决地说：不，认真的，一个字一个字想出来的。
  “过后我打电话问曾祺怎么回事，曾祺说他只记住一个号码。我问你自己家的不记得？电话里断然回道：
  “‘我没有给自己打电话。’”
  林斤澜说：反右的时候，汪曾祺已调到中国文联的民间文艺研究会，编了几年的《民间文学》。他尽管是编辑部主任，实是执行主编，权力很大。这位名士完全以稿子的优劣取舍，得罪了本会的不少人，也没有把领导放在眼里，这就糟了。他在黑板报上发表《惶惑》，写道：“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还有一句被积极分子抓住了尾巴：“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他曾为一义和团故事写过一篇读后感《仇恨·轻蔑·自豪》。积极分子说：“你对谁仇恨？轻蔑谁？自豪什么？”他还发表过一组极短的诗，其中有一首叫《早春》：
  新绿是朦胧的，漂浮在树杪，完全不像是树叶……
  远树绿色的呼吸。
  积极分子说：“连呼吸都是绿色的了，你把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污蔑到了什么程度？！”
  这就当上了右派。三年多，才调到北京京剧团，才被江青“控制使用”。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汪曾祺对林斤澜说：“知道‘四人帮’倒了，我是又解放，又解脱。”梁清廉说：“江青倒了，汪曾祺心花怒放，从来没见他这么高兴。”
  可是，他高兴得太早了。徐城北说：“粉碎‘四人帮’后，剧团进了工作组，本来没汪什么事，是他自己‘跳了出来’，给工作组提这样那样的意见。结果后来更换了工作组，认为从前的做法‘太温和’，肯定‘四人帮’覆灭前留下了第二套班底。由此则成为重点怀疑对象——为什么上了一次天安门就无声无息了？……结果审查了两年多，光交代材料就写了十几万字。”拿汪曾祺自己的话讲：“把我弄得够呛。”他便“在家里发脾气，喝酒，骂人，要把手剁下来证明自己清白无辜。天天晚上乱涂乱抹，画八大山人的老鹰、怪鸟，题上字，‘八大山人无此霸悍’，抒发不平之气。”（汪朗）
  汪曾祺不问政治，不懂中国政治实际，书生气把自己给害苦了。
  《汪曾祺全集》八卷本中，也有关涉政治的几处，都是晚年写的：
  我希望政通人和，使大家能安安静静坐下来，想一点事，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的工作的动力，一是要证实自己的价值。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疏离了。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
  我觉得卫生部应该发一个文件：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不要再搞突然袭击式的政治运动。
  汪曾祺是多么天真的一个人啊！
  林斤澜就不是这样。一本《十年十癔》，篇篇关联政治，是对中国政治痼疾的电击和轰炸。但都是艺术的表现，太深刻了，而他的语言闪闪烁烁，扑朔迷离，没有一句话授人以柄。有时我想，比起机智的林斤澜来，天真的汪曾祺更加可爱。二位的老朋友邓友梅说：“林斤澜有气得发抖的时候，却没有气得发火的时候。”汪曾祺会骂“王八蛋！”会拉弓搭箭地说：“我给兜出来。”“我跟他翻儿。”“我就要打这个不平。”“我要嚷嚷。”
  他也有怒目金刚的一面。拿林斤澜的话说，“他也确有提刀四顾，破口叫阵的时候。”
  他还是个性情中人。想当年，江青赏识他的才华，有一次，他在团里传达江青接见的情况，最后情不自禁地建议喊三声“乌拉”，以示庆贺。但他绝不拍马，江青拉他上天安门，他还说是否请杨毓珉代替。而且，他还是惟一在江青面前跷二郎腿，并抽烟的人。他对林斤澜说：江青就像上海人所说的“白相人嫂嫂”，身上有江湖气。
  １９７２年，沈从文写信给巴金夫人萧珊，描述到汪曾祺当时的形象。说汪曾祺现在已成了名人，头发也开始发白，“初步见出发福的首长样子，我已不易认识”，但笔头重点一转：“后来看到腰边的帆布挎包，才觉悟不是首长。”
  大师用笔实在厉害，不过汪曾祺还是汪曾祺。他一生保持文人的个性。
  林斤澜说：１９８９年后，对于老朋友邓友梅，汪曾祺一直耿耿于怀。１９９７年，老诗人孙静轩找五粮液酒厂出了一笔钱，邀约了一大批作家访川，林斤澜、汪曾祺、邓友梅最后一次一同出访。三位站在四川三江回流的地方，邓友梅显得激动，要拍个照，汪曾祺无动于衷，邓友梅坦然地说：“你是知道我有明显缺点的嘛。”三个人一笑，合了一个影。
  林斤澜涵养好，而汪曾祺率性、率真，两人都有些仙气。可是，１９８６年，《文艺报》忽然刊登汪曾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消息，大家一头雾水，感到滑稽。
  我拿这事问过林斤澜，林斤澜也说不知道汪曾祺要入党的缘由，只说毕加索也是法国共产党员。邓友梅有文章说汪曾祺五十年代初就写过入党申请书，党认为汪不够格，要邓帮帮他。大概是汪曾祺在政治上一直抬不起头来，憋闷之后，他要长啸一声吧。
  在作家中，林斤澜和汪曾祺互为至交。两人１９５０年熟悉上，直到１９９７年分手，近半个世纪的友谊。林斤澜说：“我和曾祺风风雨雨几十年，没有落下恩恩怨怨，是至交。”
  汪曾祺小女儿汪朝回忆：
  八十年代是文学的鼎盛时期，全国各地的邀请、笔会相当多。爸和林叔叔总是一起参加讲课、座谈，一起喝酒，一起游山玩水，算得上形影不离。爸对林叔叔口无遮拦，高兴了，酒喝多了，心里痛快了，拿起电话就给林叔叔打，有时趁着酒劲还要骂上几句。这个时候他很执拗，很难说服。林叔叔耐心地跟他解释，帮他分析，更多的时候是不置可否地静听，让爸爸痛痛快快地发泄。林叔叔就是喝多了，也不会失态，仍然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地聊天，虽然脖子带脸都红了。
  林叔叔宽容厚道，有各种年龄，各路风格的朋友。他顾全大局，扶掖后进，乐于与年轻人沟通。他会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读最前卫、最新潮的作品，而且深入研究，费心琢磨。虽然他很少口齿锋利地表达意见，可让人感觉，他心里洞彻，并且很有想法。
  ……
  小保姆刚来不久，饭很粗糙，林叔叔毫不在乎，还陪爸喝点葡萄酒，尽管不过瘾。我中午回家，一出电梯就听到林叔叔响亮的笑声，爸和妈都很高兴。
  汪曾祺新时期复出，终成文学大师，和林斤澜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是当代一段重要的文学史。刘心武在《醉眼不》中说：“我头一回见到他，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在林斤澜家中，那时知道他是京剧样板戏《沙家浜》的剧本执笔，身份是北京京剧团的编剧，在单位里处境似乎不是太好。谈话间，他绝不提文学艺术方面的事儿，但说到烹饪什么的，却既内行，又生动。倒是林大哥有劝他写小说的话，他也不接那话茬儿。”
  “粉碎‘四人帮’后”，究竟是哪一年？刘心武没有交代明白。看情形当是策划《北京文学创作丛书》之前。林斤澜１９７８年发表《竹》了，而汪曾祺却没有动起来。没有动起来是因为“四人帮”都粉碎了，他还要审查！故而心神不宁、心灰意冷。
  林斤澜很早就鼓励汪曾祺写作了。
  直到１９７９年，林斤澜说：“北京出版社计划出一套‘北京文学创作丛书’，……有人说，不要忘了汪曾祺。编辑部里或不大知道或有疑虑，小说组的人，也素不认识。我说我来联系吧……连忙找到这位一说，不想竟不感兴趣，不生喜欢。只好晓以大义，才默默计算计算，答称不够一本的。再告诉这套丛书将陆续出书，可以排列后头，一边抓紧点再写几篇。也还是沉吟着；写什么呀，有什么好写的呀……这么个反应，当时未见第二人。”
  “有人说，不要忘了汪曾祺”，这个“有人”是谁？就是林斤澜自己。邓友梅在《漫忆汪曾祺》和《漫说林斤澜》两篇文章中，分别两段话，反复说明当时的情况：
  经过这场大风波，他感到有点疲惫，尝过一轮大起落对世事有点冷漠。他很想休息一阵。这时就看老朋友的作用了。斤澜知道曾祺的心态，跟我说过多次：“咱们得拉着他一起干，不能叫他消沉！”恰好北京出版社要重印五十年代的旧作，编为一套丛书。王蒙、斤澜、刘绍棠和我都在册，但没有曾祺。林斤澜就建议一定加上汪曾祺。出版社接受了意见，曾祺自己却表示婉拒。理由是解放前的作品有些不愿收，解放后的不够数。斤澜知道后找到他家与其争论，连批评带劝说，要他赶快再赶写出一批小说或散文来，凑够一集出版。他被诤友赤诚感动，这才又拿起笔来写小说和散文，由此激发了汪曾祺写作生涯的第二次浪潮！
  形势发展飞快。我俩又有权拿起笔写作了，北京出版社要出北京作家个人选集，林斤澜说：“出北京作家的选集，不能少了汪曾祺的一本。”但汪自己对此却不热心。他对编辑说自己建国后的小说不多，字数不够，不出也罢。林知道后马上去找汪曾祺，激动地说：“你的小说有自己的风格。为什么不出呢？字不够赶写几篇就成了嘛。你积极点好不好！”汪很感动。赶紧又写了几篇，这一写不仅把这本书的字数凑齐了，而且从此又燃起了写小说的热情，掀起汪曾祺小说写作第二次高潮，新时期文学史因此多了极为光彩的一页。
  邓友梅的这两段话大意完全一致，说汪曾祺的复出完全是由于林斤澜的缘故，这与汪潮的回忆（《说说我们的爸》）吻合：
  林叔叔为人热诚，见解通达，在他面前可以百无禁忌。改革开放后，爸的第一本小说集是在林叔叔的催促下编辑出版的。当时爸有些迟疑，林叔叔很着急，说：“你积极点好不好！”如今，这本《汪曾祺小说选》已被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评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
  但，这事还得听听汪曾祺自己怎么说。他在《小说创作随谈》中说：
  一直到１９７９年，在一些同志，就是北京的几个老朋友，特别是林斤澜、邓友梅他们的鼓励、支持和责怪下，我才开始写了一些。第二次起步的时间是比较晚的。因为我长期脱离文学工作，而且现在我的职务还是在剧团里……
  看来邓友梅谦虚，在汪曾祺重新拾笔这件事上，让自己隐去了。２００４年６月，我问林斤澜，“邓友梅是否同你一起到汪曾祺家的？”他说：“是的是的，一起去一起去。”
  还有一个葛翠琳，也曾劝汪曾祺写作。汪曾祺在给朱德熙的信中谈到这件事。
  中国有才气的文人，说辍笔就辍笔的还少吗？那是以万论的，且不论由于病，或者猝死，更不论可怕的政治，如屈原、孔融、嵇康，如“左联五作家”，就是周边一个诱惑、亲人一声怨艾、本人一个念头，日后的鲲鹏便折翅落地。文人相轻，文坛势利，观念相左，也容易让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忽然委顿，一跤不起。
  汪曾祺有林斤澜这么个朋友，是他的幸运，也是中国文学的幸运。
  汪曾祺多年与文学界疏离，汪曾祺是何方神圣？南北刊物不得而知。拾笔写得漂亮的第一篇小说叫《异秉》（叶兆言认为《异秉》是汪曾祺最好的小说，我却认为《异秉》尽管结实含藏，但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