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１９２０年出生在江苏的一个小城高邮，林斤澜比汪曾祺小三岁，出生在浙江的温州。都是江南水乡人。高邮在运河边上，高邮还有一个高邮湖。汪曾祺说：“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他对这种水的记忆是十分深刻的。有水就有码头和桥，就有船，就有打鱼人，就有鱼鹰和水鸟。鳜鱼、鳙鱼，虾、蟹……水边还有亭与台，还有庙和庵。他读的小学在一座佛寺的旁边，原来即是佛寺的一部分。他在《自报家门》中写道：“我几乎每天放学都要到佛寺里逛一逛，看看哼哈二将、四大天王、释迦牟尼、迦叶阿难、十八罗汉、南海观音。这些佛像塑得生动。这是我的雕塑艺术馆。”还说，“从我家到小学要经过一条大街，一条曲曲弯弯的巷子。我放学回家喜欢东看看、西看看，看看那些店铺、手工作坊、布店、酱园、杂货店、爆仗店、烧饼店、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
  汪曾祺的初中“原是一个道观，还保留着一个放生鱼池。池上有飞梁（石桥），一座原来供奉吕洞宾的小楼和一座亭子。亭子四周长满了紫竹（竹竿深紫色）。这种竹子别处少见。学校后面有小河，河边开着野蔷薇。学校挨近东门，……我每天沿着城东的护城河上学、回家，看柳树，看麦田，看河水。”
  汪曾祺的祖父“中过拔贡，是前清末科，从那以后就废科举改学堂了。他没有能考取更高的功名，大概是终身遗憾的。拔贡是要文章写得好的。听我父亲说，祖父的那份墨卷是出名的，那种章法叫做‘夹凤股’。我不知道是该叫‘夹凤’还是‘夹缝’，当然更不知道是如何一种‘夹’法。拔贡是做不了官的。功名道断。他就在家经营自己的产业。他是个创业的人。”“创业不外两途：置田地，开店铺。”“祖父手里有多少田，我一直不清楚。印象中大概在两千多亩，这是个不小的数目。但他的田好田不多。一部分在北乡。北乡田瘦，有的只能长草，谓之‘草田’。”“祖父所开的店铺主要是两家药店，一家万全堂，在北市口，一家保全堂，在东大街。这两家药店过年贴的春联都是祖父自撰的。万全堂是‘万花仙掌露，全树上林春’，保全堂是‘保我黎民，全登寿域’。”
  祖父“中年以后，家道渐丰……他爱喝一点好茶，西湖龙井。……他每顿用一个五彩釉画公鸡的茶盅喝一盅酒……喝了酒，常在房里大声背唐诗：‘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我的祖母是谈人格的女儿。谈人格是同光间本县最有名的诗人，一县人都叫他‘谈四太爷’。”
  “我弄不清祖父的‘思想’是怎么回事。他是幼读孔孟之书的，思想的基础当然是儒家。他是学佛的，在教我读《论语》的桌上有一函《南无妙法莲华经》。他是印光法师的弟子。他屋里的桌上放的两部书，一部是顾炎武的《日知录》，另一部是《红楼梦》！更不可理解的是，他订了一份杂志：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
  汪曾祺说，他的父亲“是画家，会刻图章，会写意花卉。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他画画没有真正的师承，只有几个画友。画友中过从较密的是铁桥，是一个和尚，善因寺的方丈。……我父亲第二次结婚，娶我的第一个继母，新房里就挂了铁桥的一个条幅，泥金纸，上角画了几枝桃花，两只燕子，款题‘淡如仁兄嘉礼弟铁桥写贺’。在新房里挂一幅和尚的画，我的父亲可谓全无禁忌；这位和尚和俗人称兄道弟，也真是不拘礼法。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觉得他们有点‘胡来’。”
  “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强求。我小学时，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时得佳评，他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我的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画画，我小时候也喜欢画画，但他从不指点我。他画画时，我在身边看，其余时间由我自己乱翻画谱，瞎抹。我对写意花卉那时还不大会欣赏，只是画一些鲜艳的大桃子，或者我从来没有画过的瀑布。我小时候字写得不错，他倒是给我出过一点主意。在我写过一阵‘圭峰碑’和‘多宝塔’以后，他建议我写写‘张猛龙’。这建议是很好的，到现在我写的字还有‘张猛龙’的影响。我初中时爱唱戏，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润。在家里，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学有几个能唱戏的。学校开园乐会，他应我的邀请，到学校去伴奏。……父亲那么大的人陪几个孩子玩了一下午，还挺高兴。”
  “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林斤澜的家在百里坊的八仙楼口，百里坊沿河，八仙楼口在八字桥边上。为什么叫八字桥呢，就是两座桥趴在两条河的交汇处。林斤澜读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住在离校近的蝉街外祖父家。蝉街边上就是蝉河，当年的温州，有街就有河，街河并行。温州的桥特别多，高公桥，矮凳桥，将军桥，卖麻桥，豆腐桥，道前桥，四顾桥，中山桥，浦桥，新桥，府前桥，水心桥，大洲桥，瞒鼓桥，陡门桥，九山桥，双莲桥，万里桥，河通桥，小南门桥……为什么有那么多桥呢？很简单，因为有那么多河。八字桥北走，是麻行僧街，这条街两百来米。北端，便是淼淼汤汤的瓯江。瓯江水起龙泉，涮过丽水和青田，都是清澈见底的，到了温州城，与东海相吞吐，竟然呈现橘黄色。江心屿就在这里，有说中国四大孤屿：太阳岛，橘子洲头，江心屿，鼓浪屿。鼓浪屿不能算江屿，而海岛是很多的，温州的南麂岛北麂岛都是很美丽的。我认为，温州的江心屿的美当是神州江屿之魁。青翠如黛，唐隋两塔高耸，东西崔嵬似盆景。江心屿观雁山云影昭昭、瓯海潮踪溶溶。
  站在八字桥上，能听得到瓯江汹涌，能听得到江心屿边大雁的鸣叫。，近处还有声响，沙沙沙沙，沙沙沙沙，那是蓊蓊郁郁的大榕树（林斤澜小说《赶摆》里叫大青树）掉叶了，叶子在街面石头路上飞舞。因为秋天，起风了。河中唉乃，乡下梧田的“河鳗船”进城了，船里是当年孙权进贡给曹操的那种瓯柑和菱角。敲梆声激越，“奔！奔！”那是长人在唤卖馄饨。间以长音：“油炸果（油条）……”（男声）“纸蓬（当年很厚的一种手纸）”（女声）。
  我忽然想，江南水乡——包括温州和高邮，很少出蜂目豺声的人，凶悍生猛的人，也很少出气吞万里如虎的人。所多是平和内敛的人、温敦慈爱的人、聪慧通达的人。
  林斤澜的祖父开了一间裁缝店，他还做“银背”的生意。银背就是私人钱庄下的苦力，是银元或铜元的吞与吐、出与纳。吞吐出纳都要靠褡裢或肚兜“背”。背者一要忠诚可靠，二要吃苦耐劳。他的信用很好。他最后的事业是开针具作坊，针具包括钓针鱼钩，这在沿海的温州，是个不小的事业。他有自己的院落，大约六七间房，前院天井大，后院道坛小。我八十年代去过，记得厅堂还宽敞，隐约还有对联（当年没有写传记的打算，没有记下），八仙桌是见不到了，因为早已分住着别的家庭。厅堂好像很杂乱。院落里住着林斤澜侄儿一家四口。
  祖父壮年病逝，林斤澜并不认识。林斤澜和外祖父相处较多。外祖父姓鲁，没有亲生儿子，义子又不争气，林斤澜说他模样有些像孔乙己。没有妻室。林斤澜便给老人家当孙子。老人家是前清的读书人，他也给林斤澜“上课”。林斤澜回忆道：“老人家爱‘说书’，说《三国》，说《水浒》，也说到《红楼》。但留在我印象里最多的是《水浒》，可能因为当时我不但读《水浒》，也在讲《水浒》。”“到了上中学，我又回到自己家里住，中学又离自家近了。星期日上午也还去上外祖父的《古文观止》，吃一餐饭，喝两杯老酒。外祖父体虚喝鸡汁保养，留下鸡肉和渣供我大嚼。”
  林斤澜的九妹林抗说，外祖父有三个女婿，老人家最器重的就是她的父亲。而她的父亲是非常讲究礼节的人，每在外祖父前，必请安垂首，两手贴腿。
  和祖父注重利禄不同，林斤澜的父亲林丙坤注重社会理想。他知书达理，有一定的思想境界。区间口碑甚好。他生前负责拓宽百里坊，竟自动裁缩自己临街的院房。他１９１４年创办温州沧河小学，任校长至解放以后，时称“温州教育三巨头”。——２００４年，沧河小学九十年校庆，画册上的创办人校长林丙坤像位置显著，面清目炯，英豪之气灼灼。此前有一个座谈会，当年的学生，中国著名版画家赵瑞椿参加，谈及当年林丙坤校长的无私教诲，显得非常激动。另两位有成就的学生，回忆文章中，对林丙坤都有真切动人的回忆。
  和汪曾祺不同，林斤澜是一个学科全面发展的“优秀生”，跳过两次级（按理说，不偏科的学生未必有大的出息）。１９３７年，卢沟桥炮响，中华危急。十四岁的林斤澜血热起来，和几个热血青年一道，要去浙闽边境，抗日去！母亲流泪，可是父亲默许。大敌当前，男儿理当挺身奋起！默许的结果是让外祖父作出决定。林斤澜在《性格》里写道：“母亲带口信去问外祖父。老人家立刻雇了黄包车到我家来，他这些年已很少外出，策杖刚进大门，大家惊呼迎了上去。才坐下，就问去哪里？做什么？……我说先去短期学习，那是有老师有书的，我强调了有书。
  “外祖父又沉吟一下，和我父母亲说：
  “‘我看不是去做“不是”，他自己要去就给他去吧。’”
  就这样，林斤澜进了粟裕任校长的浙闽交界的“抗日干部学校”。——这个时候，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在离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在庵里大概住了半年。”
  １９４２年，温州沦陷。林丙坤带着家小避难永嘉乡下，伪政权要利用他的威望，叫他出来“维持”，他仍然和两个小女儿留下来，避不进城。可是解放以后，１９５３年“肃反”，所在派出所一个年轻气盛的警察说他是“三红人物”（国民党、伪政权、共产党时期都风光），不让他辩白，并让他坐竹床凳。竹床凳搁置竹床，是杆状的硬棒，当然不是人坐的，更不是林丙坤坐的。回家以后，深夜，他爬进了自己家的水坞。水坞实是水池，大屋人家用以灭火，高不过肩，他竟这样地活活把自己溺死！
  这个时候，林斤澜已从北京人艺转到北京文联，与汪曾祺好熟了。
  和林斤澜谈起他的“革命史”，他总是“”一声开篇。似乎是太沉重了。从抗日干部学校出来，到温台山区，明里教书扫盲，暗里做交通员、发展地下武装。之后试图到延安，但重庆受阻。１９４６年到台湾做地下工作，次年却在“２·２８”中被捕。没有枪林弹雨，可有明枪暗箭。明枪来自敌方，暗箭来自党内。挫折，陷阱，阴谋，险象环生，入死出生，痛不欲生。
  我觉得，作为作家，一方面，林斤澜少年的学养不及汪曾祺。汪曾祺有一个宁馨、怡性的家庭。这样的家庭气氛很能“养”一个艺术的人。而林斤澜兄弟姐妹十人，母亲忙着家庭，父亲忙着学校和社会，虽然在外祖父那里得到一些“文学”，那也是一些浅表式的“说书”。外祖父的妹妹鲁文是个画家，和马孟容、马公愚熟识，她喜欢林斤澜，但也没有手把手地教。“七·七”事变，林斤澜刚刚读完初中三年级便走上社会，这时的汪曾祺已在江阴县南菁中学读了两年的高中。此后两年，汪曾祺辗转淮安中学、江苏省立第二临时中学（在盐城）、私立扬州中学（迁至高邮）“借读”，硬是把整个中学读完。这以后，１９３９年，夏天，汪曾祺由上海转道香港、越南至昆明，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老师中有三位优秀的五四作家：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对汪曾祺影响最大的是沈从文。他在西南联大开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汪曾祺都选了。１９４０年，林斤澜抵渝，两年后，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读书三年，说是读书，可林斤澜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生了。那里的老师也“厉害”，梁实秋，郑君里，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