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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名世在文人中间，被视为另类，而在一个平庸的社会里，另类或者异端的存在空间，是极其有限的，他的倒霉，他的被选为镇压的对象，也因为他“负才自喜，睥睨一世，世亦多忌之”（金天翮语）。据他与何屺瞻的信中，谈到他的处境，“世多以仆为骂人，仆岂真好骂人哉？而世遂争骂仆以为快”。因此，他在桐城，在京师，“余居乡以文章得罪朋友，有妒余者号于市曰：‘逐戴生者视余。’群儿从之纷如也，久之衡文者，贡余于京师。乡人之在京师者，多相戒勿道戴生名”（戴《送萧端木序》）。
  这位以司马迁自诩，遍游燕赵齐鲁，三吴八闽，搜访南明遗事，立志续史的戴名世，“既穷而游，多愤世嫉俗之论，以是积学之士皆慕其才，与之交，而驰声利挟权势者，则畏其口而忌其能”（徐宗亮语）。看来，不是他不了解这个社会，而是这个社会根本不能接纳他。于是，得罪了有权有势和有银两者，自然也就制造了不少明里暗里的反对派。
  反对派的存在，也许并不可怕，反对派加之小人，那就没好日子过。都说中国地大而物不博，但是，就小人而言，这东西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却从来不感紧缺，随时随地，不请自到。孔夫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应该是“三人行必有小人”才对。小人之厉害，在于他全天候的精神抖擞，眼睛盯着你不放的同时，鼻子还不停地嗅着上面的动静。
  我估计那个跳出来陷害戴名世的御史赵申乔，一抓住他书中的把柄，二抓住他备受世俗訾议的恶名声，三抓住康熙要杀人的血腥欲望，于是，一纸奏书，呈送到主子面前：
  “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疏参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今身膺恩遇，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精华？祈饬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谨之戒。”
  康熙御批：“这所参事情，该部严察，审明具奏。”（《圣祖仁皇帝实录》）
  戴名世的《南山集》的“罪状”，说来可笑，在书中有关南明政权史实部分材料，引用了桐城另一位也曾是翰林和侍读学士的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书中所记南明事，用南明年号，而戴名世转录到自己文集中时，不知道他是马虎了呢？还是相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未作更改。或者，在他这个另类文人内心深处，存有一点叫板之意。于是，偏偏被一心找茬的赵申乔抓住，这个想吃人血馒头的小人，以“所作书内，将本朝年号销除，将永历年号写入等类大逆不道之语”参奏上去。小人之狡狯，就在于他抓住康熙狭隘的种族禁忌心理，激怒之下，把戴名世送上断头台，而赵申乔因此案立了大功，擢为户部尚书。
  这次《南山集》文字狱，牵连到已死多年的方孝标，牵连到作序的方苞、方正玉、汪灏等人，牵连到出版社、印刷厂、发行人、投资商，以及藏有此书者、知情不报者，和处置不力的地方官员。最为恐怖可怕者，牵连到戴、方两族大批宗亲姻眷，一概治罪，那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杀得整个桐城地区，腥风血雨，昏天黑地。
  按当时康熙批准的屠杀范围：
  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不分异性，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查出送部，律斩立决。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其十五以下子孙，伯叔父兄弟之子，查出照例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据雍正元年的刑部题参）
  总计死于非命者，应有三百多人，流放黑龙江的宁古塔，拨与乌喇、白都诺等处安插，活着受罪者，当有四百来人。康熙这次《南山集》一案，遭波及者将近千人之数。时隔数个世纪，重述这段血泪往事，犹感心悸。
  戴名世固然为他的笔误，横遭惨祸，其实对统治者来说，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借口，而根本问题，在于他一定要写出南明史的这一份真实，为康熙之忌，才付出代价的。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
  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终明之世，三百年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诸书，缺略不详，毁誉失实。嗟乎！世无子长、孟坚，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志焉。（戴《与余生书》）
  所以，从屈平起，中国文人最让统治者头疼的一点，就是他们坚持笔下的真实。戴名世之值得尊敬，也就是他要把那一段被湮没的、被改写的、被当局有意忘却的历史真实，无论如何也要写出来的勇气和骨气，不屈不挠，赍志以赴，知道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文人的诚实，文人的理性，文人的使命，文人薪尽火传的历史责任感，也使他不能住手停下。
  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文人，最起码的一条写作准则，就是要给历史留下来真实。可以不写不说，但不可以瞎写瞎说，尤其不可以为了迎合什么而颠倒黑白，而枉顾是非，那就是缺了大德了。那些为康雍乾唱赞美诗的史学家、文学家，实在是令人为之齿冷的。
  在安徽桐城戴名世祖屋后边，那口至今犹在的池塘，当时为避祸及，其族人先行跳水自溺而亡者，将近百十来口，其中以妇孺眷属为多。据说这口池塘，时闻冤魂夜哭，到了刮风下雨的天气，常见幢幢鬼影，时有阵阵阴风。
  看起来，文人遭遇皇帝也罢，或者皇帝有意识地遭遇文人也罢，说了归齐，双方矛盾的症结，就在于真实二字。一个要说出写出这个真实，一个不要你、不让你、不准你说出写出这个真实。于是，患有意识形态恐惧症的统治者，只有诉诸于文字狱的办法，来收紧文人的骨头。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便是中国文人永远摆脱不掉的噩梦。
  文坛双璧
  程绍国
  程绍国１９６０年生于温州，《温州晚报》编辑。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中国作家》等刊发表过小说和散文。曾获《中国作家》“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
  当代的作家和评论家，经常把林斤澜与汪曾祺捆绑起来谈论。见诸文字我所看到的就很多，比如唐达成的、蓝翎的、邓友梅的、孙郁的。何为？我想一是两人非常紧密，出行形影不离；二是两人品行操守有口皆碑；三是两个都是已经“成精”的作家。我说的“成精”是艺术境界已入霄汉，和一般的作家不是一个档次。我就是这样认为。鲁迅、沈从文、曹禺、萧红、孙犁“成精”了，林斤澜与汪曾祺也“成精”了。有的作家喧嚣，人气极旺，但我觉得还没“成精”。当然精怪也有大小之分，比如鲁迅是大精怪，孙犁就是小精怪；被人承认为精怪也有迟早之分，有的很快就有人喝彩，有的一下看不清，慢慢的才被人警觉，称为杰出的作家。精怪也分类，艺术风格也不一样，沈从文和曹禺区别甚大，就是例子。林斤澜与汪曾祺呢，区别也是太大太大。不光是艺术风格，他们的乡情家庭、少年经历、人生遭遇、学养素养、脾性气质……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会决定人生，决定性格，会决定一个作家的创作内容、美学风格。当然，我这并不是说他们什么都不同，倘若什么都不同，他们就不会成为至交莫逆。许多爱好兴趣、为人品质、对大是大非的看法，还是相当合拍的。这也会在文章中反映出来。大异小同，有著作为证。
  老舍１９６２年曾说：“在北京的作家中，今后有两个人也许会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王勇《著名剧作家汪曾祺传略》）老舍说话有分寸，但在这一点上也真叫英明。
  刘心武说：“汪曾祺得到了应得的荣誉，而林斤澜还没有。”
  这话耐人寻味。
  我写这两个“老头儿”，崇敬的心情无法言表。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１５日，我到北京，侥幸和汪曾祺等十二人获《中国作家》优秀小说奖。这天傍晚，林斤澜对我说：“去，我们到汪曾祺家吃饭。”他说还有几个人，都是他熟悉的。我说不合适，因为连汪曾祺也没见过面。林斤澜说：“咳，汪曾祺你应该认识认识。”
  京城蒲黄榆一幢十二层楼上，开门的是夫人施松卿，林斤澜轻声哈哈哈笑。夫人夸张着学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林斤澜问：“老头呢？”夫人答：“里头坐着。”
  汪曾祺的家太小了，太简陋了，过道窄，又阴暗，连墙面都没有粉饰。杂乱的客厅里，汪曾祺蜷坐沙发一角，脸色灰黑，一动不动。林斤澜和我站在面前，他似乎没有什么反应。一会儿，头微微一转，看我一眼，神情我好像是空气。我知道，他并不欢迎我。林斤澜就介绍了：“他是我家乡的才子，这回和你同榜，明天一起去领奖。”汪曾祺的脸没有什么变化。林斤澜关切地问：“你怎么啦？”汪曾祺答：“拉肚子啦”。他的声音有鸭子般的沙哑。
  “几时？”
  “一个礼拜。”
  “吃药了？”
  “中药。”
  我发现客厅门上有一块绣着“福”字的红布，而林斤澜家也有一个“福”字，却是纸剪的。林斤澜虽然心脏不佳，可童颜灵鲜，他的“哈哈哈哈”又响又亮，是可以跟姑娘比较的。——汪曾祺这“布”显得憔悴多了。
  夫人从一个红布袋中取出几个大橘，一人一个，把一个给了汪曾祺。汪曾祺不拿。他的小女儿汪朝过来，站在面前，要他吃下。汪曾祺不吃，低声说：“医生说，不吃生冷。”女儿说：“你什么都不吃！”汪曾祺还是低声说：“医生说，不吃生冷。”女儿还是要他吃。汪曾祺眼看地下，说：“我刚吃了中药……”气氛似乎有些僵。这时林斤澜的“哈哈”声起。又冲着汪曾祺说：“你先拿来嘛！”汪曾祺便把橘子拿来，放在披着绣花土布的茶几上。
  门响，小说家、《中国作家》编辑许谋清和《辽宁青年》的女编辑西茹来了，接着《当代作家评论》林建法和《人民日报》王必胜来了。林建法帮着摆桌设杯，夫人端上火锅，许谋清把自己买来的鸡爪什么的摆上了。大家围上桌，开箸。汪曾祺问女编辑就姓西吗？西茹说是的。“那你就是西餐，”汪曾祺笑着说道。他很少吃东西，除了偶尔说几句类似警句的幽默话外，便是默默地呷啤酒。夫人递给我一个烧饼，汪曾祺毫无表情地说：“他对烧饼没兴趣，前面那半个还没吃完。”又说：“他吃涮羊肉是内行人，夹出的羊肉还微微有点红。”夫人说：“那不好，不熟的东西据说有绦虫。”
  许谋清说他们那里一个老头摸一个年轻女人的屁股，只见夫人笑死了，“哎，哎，这个老头子真坏，真坏……”林斤澜开他们夫妇的玩笑：“你应该说，这个老头子真好。”这时候，汪曾祺面挂微笑，起身步出，一语不发，再无入席，他是自个儿去睡了。
  次日，汪曾祺到《中国作家》受奖。前来颁奖的冯牧、陈荒煤都跟他打招呼，他唯唯。他坐的位置在我的身边，当高洪波用男中音说道：“现在，我以得票多少的顺序，把得奖者的作家念一下”的时候，开念第一个名字是“李平”，汪曾祺的身子明显颤抖了一下。我不好转头看他的脸，心想他是不是尴尬了呢。当然，第二个名字就是他了，他的后面还有铁凝、陈国凯、李贯通……
  第一次与汪曾祺接触，我的印象是这位大师难懂，与他的作品相反。林斤澜就不一样，平和，亲切，和他相处没有懂不懂的问题；可是，作品就大不同，奇崛，诡怪，深妙，评论家都又着迷又困惑，一般读者当然是云里雾里了。
  汪曾祺１９２０年出生在江苏的一个小城高邮，林斤澜比汪曾祺小三岁，出生在浙江的温州。都是江南水乡人。高邮在运河边上，高邮还有一个高邮湖。汪曾祺说：“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