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同志，最后才是身边的同志。我看看拍的差不多了，准备收机器，总理朝我招招手，老杜，你还没有照呢？
  我一愣，我不知拍了多少合影，这次总理怎么要我也来一张合影？心头的疑问只是一闪而过。我和总理合影非常少，这次有这样的机会，我当然不能放过，赶紧将相机交给总理的卫士，然后，我坐到总理身边的座位上，“咔嚓”一声，这是我有生之年第二次和总理单独合影，也是最后一次和总理合影。
  后来大家才知道总理患重病了，以后可能不再坐专机了，他是有意识地提出和大家合影的，因为平时他知道我们都想和他留一张合影的愿望。一想到总理善解人意的厚道和善良，至今心里还感到很酸涩，也对总理细致情感惊叹不已。
  《共和国红镜头》第三部分第十一章　人有病，天知否（3）
  第三节　共产党人要尊重历史
  1973年夏天，周恩来抱病回到延安，群众围住总理的汽车，看见警卫一身泥土，总理说“要作检讨，应该我作！”
  从大寨回来不久，北京天气渐渐热了起来，总理的病情还比较稳定。这时，越南的客人又到了北京，提出去延安看看。总理欣然答应，他说，“我自己解放以后一直没有回过延安，也想去看看。”总理去延安，总是喜欢用“回”这个字眼，好像人们常说回家一样。6月9日这一天，一架飞机由西安起飞，径直北上。
  机翼下，是黄土高坡，充满着神秘。是一方千年苦水浸泡，孕育华夏民族的地方。那圆圆厚厚的塬，层层叠叠的田，细细弯弯的沟和那密密匝匝的窑洞，都会激起人们对遥远文明时代的遐想。
  机舱里，周恩来没有沉浸在遐想之中，而是沉静地和外宾交谈。当一个呈Y形的山沟展现在飞机的机翼下时，他倾了倾身子，双眼紧紧贴着机窗，忘情地凝视着这片特殊的土地……
  这个Y形的山沟就是共和国神圣的诞生地——延安。这也是周恩来日夜思念的“故乡”啊！
  周恩来在阔别了延安20多年后，终于又回到了曾经和毛泽东等领导人运筹帷幄，主宰中国命运，不是故乡却胜似故乡的黄土地！
  面对度过了13年艰难岁月的延安，总理的神情特别兴奋，就连我们也很激动，延安这块与中国革命命运紧密相连的地方，曾经记载过我们的昨天。
  这千年万年堆积而成的黄土地，曾经敞开博大的胸怀，拥抱着从危难中走过来的革命力量，它用乳汁哺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干部，成为举世闻名的革命圣地。延河水、小米饭养育了革命的成功，也养育了共和国第一代的领袖们，可是却养育不富今天的延安人。这里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山沟沟。周恩来在延安交际处住下，顾不上休息，叫来警卫局的领导，无比深情地说：“延安，我已经20多年没有回来过了，这次回来，我要多看看。午饭吃了，我们就去宝塔山。”
  午饭后，随行领导知道总理身体不好。特别是警卫局的领导，已经知道总理患绝症，就劝他休息一下再去宝塔山。总理摇摇头，执意不肯休息。
  来到宝塔山下，总理围着斑驳陈旧的古塔细细地端详，一会又转到一块红色木牌前，他停下脚步，微微眯起眼，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身后跟着的人觉得有趣，也凑到跟前看，原来是党中央在1949年从北京给延安政府的复电全文。总理边看边说：“党中央在延安13年，这次要好好看看延安啊！”总理转到山崖边时，远远眺望延安城，感叹道：“延安变化不小啊！1938年底，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开始轰炸延安，连续轰炸了两天，后来经常来轰炸，想炸平我们党中央的机关。我们那时住在凤凰山，没有炸到。可是延安城里损失非常严重，几乎不剩一间房子，满地碎砖烂瓦，只有山坡上的窑洞还能住人。不过敌人越炸，我们越强大，不仅学会了怎样防空，还用敌人的炸弹皮造武器。这不是我们的钢铁公司吗？”说到这，大家都笑了。
  总理上宝塔山时，外宾正好被安排去其他地方参观，没有同来。总理就不让惊动延安保卫部门，宝塔山上也就没有实行警戒。总理一行人上山时，还有其他游人和老乡在山上。一个学生模样的后生一眼认出总理，兴奋地大叫：“总理来了！总理来了！”一喊惊四方！人们哗地涌了过来，都想亲眼看一看总理，谁也不肯后退。警卫人员拼出浑身的力气好容易让周恩来上了汽车，可是总理不让关车窗，将手伸出窗外和群众握手……回到驻地，总理看见警卫们有的把鞋都挤掉了，浑身是泥水，连忙过来，拉起一个战士的手说：“对不起，我给你们闯了祸。”
  周恩来在延安枣庄住过许多时候，这次他陪外宾来枣庄故地重游，情绪格外兴奋。走一路说一路，几十年前的事都记得。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领导人住在枣庄上面的窑洞里，一人一个院子。刘少奇的窑洞没有牌子，草长得很多。总理走到这里，站了下来，看了许久，刚才的情绪一点点地被压抑。他解开衬衣的钮扣，让喉结滚动了几下，什么也没说。走到枣园下面的平房前，这是红军到延安后盖的，是中央的办公用房。讲解员指着两间房子说：“这里是周总理的秘书居住的房间。”
  “不对，这是陈伯达住的房间。”总理当即更正讲解员的介绍。“是谁住过，就是谁住过！要尊重客观历史。”
  后来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总理将纪念馆的领导人叫到跟前，对他们说：“你们纪念馆里陈列的只有毛主席、朱老总、任弼时、陈云和我。这只是中央领导人的一部分人，还有许多当时领导人。如刘少奇、邓小平，还有许多老帅都没有。纪念馆是历史的记载，要符合客观历史。今天上午，我看见枣园里刘少奇的窑洞没有牌子，为什么不挂个牌子？现在是现在，不能连历史都不要了嘛！”
  在场的人好像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总理讲的话？他们犹豫地问：“可是这些人是被打倒的……”
  总理异常严肃，“现在是现在，过去是过去。共产党人要尊重历史！”
  总理到延安后，就打听当年的邻居们现在都在什么地方，想看看他们。后来，总理听说一个邻居住的不远，就叫当地的人带他去看看。走进这位老邻居的窑洞，总理沉默了，老百姓的日子苦啊！眼前的贫穷情景，总理一眼就看了出来。虽然老乡一再说，他们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可是总理没法松开他的眉结。
  总理离开老乡窑洞时，一定要请老乡到他住的地方吃饭。主食是小米饭，黄橙橙、香喷喷的小米饭端上桌，总理眼眶却红了，他吃不下饭。默默注视着老乡在一旁大口大口地咀嚼香甜的小米饭。
  一颗泪珠从总理消瘦的脸颊上滚落下来，滴在饭桌上，总理连忙擦去，埋头吃饭。这颗泪珠没能瞒过老乡，老乡看见总理落泪了，心里发慌，悔不该大口吃饭，让总理知道他们的生活贫困吃不上细粮。老乡惶恐不安起来，不敢再添饭了。总理却坚持要为他添饭，让他再多吃一点。老乡几乎是含着泪吃完了总理为他添的这碗饭！
  吃完饭后，总理又用开水涮了涮饭碗，然后全部喝下去。
  当晚，周恩来在自己的房间和延安地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谈话，从晚上10点一直谈到12点，还不见人出来。警卫们在门外又等了一个多小时，才见人走出房间。大家进房间，想安顿总理睡下。我也悄悄跟了进去，一进门，不由地停下脚步……总理阴着脸，眼神发直，情绪低沉，好像非常难过，呆呆地坐在沙发里一动也不动。我竟然给总理拍了一张他沉思的照片，快门咔嚓声，竟然没有惊动他……
  共和国的总理用什么报答养育过他们的延安父老乡亲？热情？讲话？指示？不，周恩来知道，延安需要中央给政策，给优惠政策！可是，全国的经济建设还处在无序的混乱之中，中心工作不是经济，而是政治。这使得总理心事重重，非常不安。他只能给延安的领导立军令状，压担子。鼓励他们放开手苦干，带领群众改变贫穷落后的局面。
  总理究竟在沙发里坐了多久谁也不知道。第二天，总理带微笑，也带心事，离开了延安，陪外宾返回西安。
  总理到西安以后，外宾先离开回了北京。但是没有接待外宾任务的周恩来还是显得心事重重的，他将送他到西安的延安地委书记叫到跟前，反复叮咛，反复交待，让他一定将延安生产搞上去，将群众的生活搞好，中央一定给政策，你们也一定下大力气。直到地委书记回延安后，他又打电话询问有关问题的落实情况。延安的状况的确让总理寝食不安。
  在西安时，我碰到服务员请求和总理合影的事，我不知道总理已经患病，虽然感到警卫局的领导对总理的呵护有点不同寻常，也似乎比以前严格，但我还没有意识到会有这么严重的病情。我还是和以前一样去找警卫局局长杨德中，一般这样的要求，他都会答应的。可是这次我刚一说，他马上沉下了脸，感到很为难，许久才说，总理身体不好，情绪也不好，还是以后再说吧。我将情况告诉那些热切希望和总理合影的服务员们，她们当即就噘起了嘴。她们不甘心直接找杨德中，最后想了一个好办法，在总理出门吃饭时，大家先在门口站好，等总理一出来就合影，不让总理久站，也不专门占用他的时间。那天中午，大家都静声屏气地站立在外头，我拿个相机也“严阵以待”。总理刚出来，一见那么多人，刚想问有什么事？杨德中便告诉他大家想和他合影。总理马上高兴地走到他的位置上，我立即咔嚓咔嚓拍了两张，仅用了两分钟，便了却了大家的心愿。
  1973年10月14日，周恩来又陪同外宾在洛阳参观龙门石窟时，见到北魏时期的龙门20品拓本。他边翻阅边说买一套带回去，问明每套的价钱后，他便问秘书带了多少钱，秘书说钱不够时，他又问在场的一位省委领导带钱没有。
  这时，洛阳市一位负责同志提出送一套给周恩来，周恩来严肃地说：“国家的财产怎能随便送人！”秘书看到他买书心切，便试探着问：“是不是先带一套，以后把钱汇来。”周恩来说：“不行。”就这样，他临走也没带走这套拓本。
  我记得在机场有一个现象让我奇怪，以前总理来来回回的，叶剑英一般去机场迎接后，就和总理一同走了。可是这几次叶剑英接完总理，就将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叫到跟前，和他说些悄悄话，我感到挺有趣的，就拍了他们说悄悄话的镜头。以后我才知道，叶剑英关心总理外出时的身体情况，在向卫士长打听总理的病情。
  《共和国红镜头》第三部分第十一章　人有病，天知否（4）
  第四节　江青整倒周恩来的计划成泡影
  1973年10月底，复发尿血。沉重的精神压力不期而至。化疗中断，癌细胞再度抬头……
  按照常规，癌症病人手术后应该住院进行化疗，巩固治疗。可是医生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病人，一个日理万机的一国总理。他不仅要处理大量国内各行各业的重大事情，还要处理外交事务。特别向他这样高层领导人，生病的情况还不能让外头知道，只要是外国首脑来中国，周恩来必须出面接见或者亲自陪同。从1973年3月第一次手术，仅半年时间，他陪同外宾走访了大寨、延安、西安、洛阳等地。所以医生们对总理只好破例，一切按特别情况处理，化疗也只好见缝插针进行了。
  难道命运注定要让重病的周恩来备受磨难吗？难道周恩来的人生就是备受考验的人生吗？化疗才进行了两次，周恩来又一次面临精神的重创。
  周恩来回到西花厅不久，中央叫他写党内十次路线斗争。
  整整半个月，周恩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日夜趴在桌子上，写了撕，撕了又写，熬红了眼睛，熬酸了筋骨。因为老是低着头，他的眼肿了，接着脸肿了，腿肿了，后来连全身都肿了起来。但他全然不顾，还是不断写，不断撕。
  邓大姐也不知道总理在房间里干什么，又不能进去说服他注意休息，着急地在门外来回踱步。身边工作人员知道一点内情，可这是中央内部的事情，他们也不能多嘴。可是看见总理这样不顾惜身体，没日没夜地写东西，心里又是着急又是难过，知道总理背负了沉重的精神压力，心里更加的痛惜！
  要说最着急的是医生们，总理从把自己关起来写材料起，就拒绝进行化疗。周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