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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约定的时间，斯诺来到了北京火车站。斯诺的老相识冀朝鼎博士早在站台上等候。他领斯诺上了停靠在站台上的专列。这列专车挂着四节车厢，完全是中国自己制造的，地上铺的是北京地毯。
  斯诺被领到一节游览车厢，进了他专用的一个装有空调设备的单间。
  列车驶离北京站后不久，斯诺来到了客厅车厢，这里有小吃部和酒吧。
  忽然，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走进了客厅。
  周恩来肤色黝黑，着白色短袖敞领衫和长裤，脚穿凉鞋，头发稍有些发白，两腮和下巴刮得光光的看不出一根胡子茬，显得比他62岁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
  这一次，斯诺和周恩来好好畅谈了一天，和以前在延安一样，访谈式的谈话，使得斯诺将他准备的问题一古脑地搬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也很耐心地将他提出的问题做了解答。他们回到北京已经是晚上了。但是两人谈兴依然很高，本来还要再安排一次谈话的，但是总理太忙，没有抽出时间。不过斯诺以后又两次访华。斯诺不愧有著名记者的运气，新中国成立后他每次来中国总是赶在节骨眼儿上，第一次是自然灾害，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前夕，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中期，而且是毛泽东和林彪关系出现紧张的时候来的中国。
  不过，斯诺已经不像当年在延安，已远离中国现行的政治气候，他并没有在这些特殊气候中嗅出敏感的成分。
  《共和国红镜头》第二部分图7
  《共和国红镜头》第二部分图8
  《共和国红镜头》第二部分图9
  《共和国红镜头》第二部分图10
  《共和国红镜头》第二部分图11
  《共和国红镜头》第二部分图12
  《共和国红镜头》第二部分第四章　跟随总理畅访亚非欧14国（1）
  乔冠华叫住我，轻声说：“今天加纳发生政变，没有成功。恩克鲁玛总统险些遇刺，还负了轻伤……”我只觉得脑袋里“轰”地一声，脖子后面生起阵阵冷风。天啊，幸亏是今天，如果是明天，那我们的领导人和中国代表团不是置身在政变的枪林弹雨中吗？“总理指示我们，明天按期前往加纳访问。”
  第一节　数阿联运动员的心跳
  1963年冬季，周恩来由陈毅陪同，率中国友好访问团出访亚非欧14国。我们抵达的第一个国家，那时还不叫埃及，叫阿联。
  进中南海的第四年，也就是1963年的冬季，我又要随周恩来总理出访了。虽然这几年里，不断地出访邻邦国家，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越南、蒙古……但这次出访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理距离都不同寻常，要3个多月，跑14个国家，到第二年的开春才能返回国内。
  12月13日，我离开家门，顿时被厚厚的寒气裹住——冬季来得真快！我不由得紧了紧呢大衣。
  欢送的人群穿着鲜艳的服装，花环、彩旗、气球……充满激情的欢呼声，犹如暖流在寒冷的空气里快活地弥散。我由衷地感到，冰凉彻骨的冬天在机场上变成了温暖活泼的季节。
  中国友好访问团由五彩缤纷的浪潮拥托着，登上了停泊在欢乐海洋里的“专机”。
  访问团的成员，我大多数都认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原、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大概有十几个人随同出访。
  陈毅外长本来应和我们一道离京，可出发的前几天，他和罗瑞卿应邀去肯尼亚，参加他们国家的独立庆典活动，庆典活动后他直飞埃及——中国访问团到达的第一个国家，同大家会合。
  我们到达的第一个国家，那时还不叫埃及，称为阿联，离中国很远，我们沿途要在缅甸的仰光和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机场降落，第二天中午才能抵达埃及首都开罗。
  空中旅行往往比陆地旅行更为单调枯燥。机舱里回荡着飞机发动机的响声和随员们低沉的话语，令人昏昏欲睡。我想到自己的任务，使劲地甩甩头，起身走向飞机的尾部。周恩来在后舱里，舱门口拉着门帘。我犹豫了，这时能不能进去？他会不会在工作？因为以前的经验告诉我，对我是单调枯燥的飞行，在首长那里便会成为寸金难得的光阴。我正想回到座位上去……“刷”地一声，门帘拉开了，我连忙提着相机走了进去。总理前面小桌上摞了一叠文件，他可能才取下老花镜，鼻梁上还留着两片暗红的压痕呢！
  我心里算了算，总理已整整伏案了十多个小时。我愣怔地站在舱门口，只拍了一张照片就退了出来，委实不忍占用他所剩无几的休息时间。
  飞机抵达开罗时，正是烈日当顶的中午。
  纳赛尔总统派他的代表萨布里主席以及许多高级官员到机场欢迎周恩来总理和他的随行人员。
  嗬！好热闹的欢迎场面。我们还没下飞机，透过圆顶的窗户，就看见机翼下那叠叠重重的人群。再往远看，连机场四周的高层建筑上面也站满了人，密密匝匝的手臂和沸沸扬扬的彩旗，眼花缭乱地迎面而来。机舱门一打开，我第一个冲下舷梯，还没站稳就觉得肩膀上被人击了一下，掉头一望，是陈老总。他正笑眯眯地望着我，没想到他比我们早一步到开罗，竟也在欢迎的行列里，我忙得只来得及问了一句多余的话：“老总，你已经来了？”就忙着寻找位置，选择镜头的最佳点。
  拍完机场欢迎仪式以后，总理就乘敞篷车进城。开道车在宽阔的马路上摆了个金字塔形，徐徐前移……周恩来和陈毅分别站在前后的敞篷车上，街两边人群像密集捆扎的篱笆墙，绵延数十里长，不断摇晃的手旗上，弯弯绕绕的阿拉伯字发出欢迎的盛意，这是一种不用翻译便能知解其意的语言！
  我个高腿长，身强力壮，往往在这个时候最能发挥优势。我以步代车，跟着缓缓而行的车子，一边奔跑，一边拍照。从体力上说这种劳累还是能适应的，一时不能适应的是在短短几天里，浓缩的季节对我是个考验。告别北京正是严寒的隆冬，旋即又带着昆明的春暖气息飞抵酷似盛夏的开罗。
  不一会儿，浑身燥热不堪。没风，没云，只有红彤彤的火球当空悬着。汗水顺着后脊梁直往下溜，想解开西装里面衬衣的领口，透透气……一抬头，看见周恩来，风纪严整，在烈日下仍保持庄重、严谨的风度，就连潇洒自如的陈老总也一丝不苟，衣帽整齐。
  我咬了咬牙，忍住了。
  埃及以悠久的文明历史著称于世。
  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是古埃及文化高度发达的标志。
  我们代表团来到用一方方巨大却无比朴拙的石块垒叠而成的金字塔下，见几名当地运动员已经等在那里，开始我们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也没在意，待反应过来，运动员已连跳带跑跃上了金字塔身。这时所有人的视线都随着越跳越高的白色衣点而跳动，手心里捏着一把汗珠子。周恩来和陈毅摘下墨镜，一动不动地仰头望着……不大工夫，白衣点飞上了塔尖，人群里响起了轻轻的吁气声，可一口气还没吁尽，只见白衣点又折身往塔下蹦跑，一跃一跃的，像脚下绑着弹簧，这回更快，一眨眼就弹到了塔脚下……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爬金字塔表演！
  “哗……”人们突然醒悟的掌声打破了沙漠的惊愕和沉寂。
  周恩来快速地走上前和气喘吁吁的运动员一一握手。以前我们工作人员都知道总理对任何事情总是表现出常人少有的细心，这次他也不例外，将心细如丝的特征表现得更加令人惊叹不已，也叫人不可思议。他笑着说：
  “你们身手不凡啊！7分钟就在146米高的金字塔上下跑了个来回。”
  在我们屏气发愣时，他已默默地记下开始和结束的时间。
  这时我看到总理拉过一位运动员的手，像中医号脉那样用食指和中指按在运动员的脉搏上，眼睛看着自己的手表，默数刚刚激烈运动后的心跳数。过一会儿，总理惊奇地说：“哎，还真是脸不变色心不跳！脉搏和正常人跳的一样，80多下。这就叫生命在于运动啊！我们不运动有时还心跳不正常哩。”说完和大家一起笑了起来。
  离金字塔不远就是更叫人稀奇的狮身人面像。我怔怔地立在像下，仰视这一半是人一半是兽的庞大怪物。天知道古埃及的人是怎样的想像力？鼓捣出这不人不兽的怪玩意，直让人哧哧地吸凉气。无论我心里怎样的纳闷，怎样猜测不透其中的奥秘，观光人的脚步仍会不由自主在这里徘徊、流连，扯出一年四季络绎不绝的足音和思忖。也许这茫茫的沙海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谜，才会诞生孕育像金字塔群、狮身人面像这样永远解不开的谜团。从蛮荒走向文明的历史征途中，有时谜团就是滚滚前进的车轮，载着人们思考、探求……
  《共和国红镜头》第二部分第四章　跟随总理畅访亚非欧14国（2）
  第二节　1963年最后一天
  阿尔巴尼亚是我们出访的14国中惟一的欧洲国家。在这里，总理和我们碰杯，一同度过了1963年最后一天。
  到达阿尔巴尼亚地拉那那天正是1963年的最后一天。地拉那的大街小巷就像装扮一新的美丽姑娘，散发着浓郁的节日芳香。
  市区里街窄人多，我跟着汽车，有时都没法跑，幸好车子在纷繁的街道上也跑不起来，差不多是我步行的速度。就这样我还是气喘吁吁的，比马拉松还难受。昨天还在酷热的沙海之地，今天一下子落在冰彻透骨的地中海畔。身上堆着想像不到的衣服，别说跑就是走，都累得人两腿发软。谢天谢地，跟车跑的时间不长，只按了几下快门，就如释重负到达了下榻的宾馆门前。
  晚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在灯火通明的“游击队宫”举行除夕晚宴。
  “这是一个家庭式的晚宴，中国朋友在我们国家度过除夕，就像在家里过节一样亲切、温暖！”霍查举起杯说。
  周恩来也举起了杯，目光里充满了慈祥，环顾我们一周，对东道主说：“今天我把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美好心愿和真诚祝福带到这里，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一同欢度我们共同的节日！不仅我们在一起喜欢庆佳节，还有我们祖国的亲人也和我们一道喜庆佳节！”家庭！亲人！
  我们的心里悄悄地流进一股早已被繁忙日程挤出心房的思念。虽然这股思念之情很细小，却绵绵不绝地在滚烫的血液里延伸……周恩来好像察觉了我们的心思，微微一笑，端着酒杯走到我们工作人员的桌前。每次出访，总理从不会忘记我们的辛勤工作，宴席上，他总向我们工作人员敬酒，细微之处体现了他和我们息息相关的深厚感情，致使我们每一位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终身都无法忘记。这次我觉得他的目光非同寻常。他并不讲话，只是一味地亮炯炯地望着已立起身的我们，好像在问，怎么，想家啦？……我拿着相机离开餐桌，轻轻按下快门，总理和我们在一起的镜头印在了历史的画面上，同时也将这难忘的时刻印在了我们永不褪色的心灵上！
  欢乐中，大厅的灯光突然闪跳了一下，……“啊……乌拉！……万岁！”
  1964年来到了！
  身处异国他乡的我，这时无论怎样控制自己的思路要像个男子汉，可思路的指南针始终指向中国，指向北京。
  过了几天，我们去地拉那附近的农业合作社参观。走着走着，身后有人捅我。
  “老杜，你快看，那姑娘老是盯着你看哪！……不信？我观察了半天，你走哪她跟到哪。”
  “去去去，瞎说什么呀！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别捣蛋好不好。”
  我没好气地轰走了那位自作多情的老兄。可没一会儿，我自己心里也疙瘩起来了，身后还真的跟了个年轻的女人！
  我停住望她，心不由得怦然一动。
  她正用褐色的大眼看着我！
  她这是要干啥？
  突然，我看到她的视线留在我手里的照相机上，哦……我松了口气，要我给她照相啊！我把翻译找来，叫他对她说，要照相可以的，最好不要跟在我的后面。
  那姑娘神情古怪的直摇头，叽里哇啦说了一大堆我一句也不懂的话。然后，粲然一笑，默默立在旁边。翻译回过头，脸上的笑容更加粲然。
  “老杜，姑娘要和你合影。怎么样，能不能答应她的要求？”
  我差点没笑出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