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进行最后一个动作以前，他还是犹豫了好一阵子。他是真的不想死在这黑暗幽深的井底之下啊。他想穿上米香织的毛线衣，死在米香温暖的怀抱里。可是，想到米香和皮娃子的后半生，他还是狠狠地咬了一下牙。
  在这最后的时刻里，他还想到了矿主杨有成。他知道，自己死了以后，杨有成无论如何都要破费一笔钱了。他在心里说：杨矿长，我王驼子对不住你了。你就权当自己多养了个女人吧。我王驼子来生再替你干活！
  时辰已经差不多了。王驼子环顾一下四周，在心里最后叫了一声米香！然后就举起铁镐在洞顶扒拉起来。洞顶的煤原本就虚虚地支撑在那里，王驼子的镐头刚一触到它们，洞顶便坍塌了。大块大块的煤核和着煤面子排山倒海一般轰然而下，眨眼的工夫就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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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驼子掩埋住了。
  米香做梦都没有想到：王驼子到底还是死在了矿井下。
  王驼子上班走了以后，米香忽然意识到，他有些怪怪的，似乎哪里有些不对劲儿。不年不节的，他却买了一大堆吃的穿的回来。吃饭的时候，神态看上去心事重重。临出门的时候，更是神色恍惚。莫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不成？
  米香这样想着就开始翻他的东西。翻了半天，终于在他的一件衬衣口袋里翻出了驼子的诊断书。知道驼子得了绝症，米香一屁股跌坐在床上，整整几个时辰没有动弹。
  她是铁了心要跟驼子过日子的，为什么这日子偏偏就过不成了呢？驼子可真是个苦命的人啊！等干完了这一班回来，再也不让他去耐火材料厂上班，也不让他再去种树了。自己要热茶热饭，好好地侍候侍候他。他对他们娘儿俩真的是不薄啊。为什么好人总是得不到好报呢？米香一边想着，一边哭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歪倒在床上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透亮，就传来了驼子的死讯。得知驼子死在了矿井下，而且这次事故只死了驼子一个人，米香的心里便明镜似的，什么都明白了。他知道，驼子临死还在替她和皮娃子作打算呢。驼子可真是个难得的好丈夫啊。自己这一辈子怕是再难遇到这样的男人了。能够跟驼子夫妻一场，也算值了。遗憾的是，自己没能替他生下个一男半女来。在这一刻里，米香恨死了自己。但，一切都无可挽回了。
  按照米香的意见，王驼子的尸体被埋葬在几里外的岭坡上。岭坡上有王驼子为他们娘儿俩种下的二十四棵树。那些树已经有扁担那么粗了。一棵棵青枝绿叶的。
  王驼子“百天”的时候，米香包了一大盘子羊肉饺子，来给王驼子上坟。饺子摆在王驼子的坟前，像一个一个金元宝。皮娃子看看盘子里的饺子，再看看米香。问道：
  妈，我爹躲在土里做什么？
  米香答：他累了。在睡觉。
  皮娃子说：爹，吃饭啦。
  然后，便拿起饺子来，把它们一个一个地种在坟堆上。坟堆上的土还是新的，有嫩嫩的小草芽冒出来，像驼子脸上新长出的胡楂儿。那些饺子看上去又像是土里长出来的耳朵一样。驼子生前种下的那些树肃立在坟堆旁，仿佛也在为驼子默默地志哀。微风拂过，树叶子细微地颤动着，发出瑟瑟的低吟，仿佛是驼子在轻轻地叫着：米香，米香。米香一手揽着皮娃子，一手牵着小羊羔。小羊羔已经长大了许多，它一边晃动着脖子上的铃铛，一边伸出嫩嫩的舌头来，轻轻地舔着树干。米香忽然就觉得：小羊羔和这些树都是有灵性的。它们都是她和驼子的孩子。她对树说：你们好好守着驼子吧。我得走了。
  几天以后，米香带着皮娃子和小羊羔回她的家乡去了。杨家洼煤矿赔了驼子二十六万元，她一分都没有去领取。那笔钱便一直挂在煤矿的账上。
  原刊责编杨金平
  ＇作者简介＇傅爱毛，女，1966年生，毕业于河南大学，2000年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已发表中短篇小说百万字。其中多篇小说破多种选刊转载，并有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短篇小说《小豆倌的情书》入选人民文学出版杜和山东画报出版社编选的2003年度编年文集中。现在河南省新密市文联工作，河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2007…4…16　4：53：38举报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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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枝岈关
  武　歆
  1
  傍晚，三哥开着他的黑色奔驰来了——两年来他几乎从我们兄弟三人的眼皮底下消失了，而且消失得无踪无影。尽管同在一个城市，可是他从来不主动跟我们联系，尤其是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兄弟之间更是少有往来。
  当时我们一家刚吃完饭，我正要抽烟，心里就扑通了一下——我听见楼道里有他的脚步声。那是他独特的脚步声，即使再过多少年，我也能一下子听出来。三哥走路历来很重，脚步动静很大。这些年来他的体重一直在一百公斤左右，是个纯粹的大块头，一般人很难有他那样骄横霸道的体形。
  三哥不请自来，肯定是有很重要很急迫的事，不然他也不会这样唐突登门，事先竟连电话都不打。他是一个很忙碌的人，他的手机使用率也很高，以前我们兄弟几个相聚，就很少见他消停过，他总是没完没了地接电话，没完没了地到外面去应酬。
  说来也难以置信，三哥这些年来，还从没有来过我家。打开门，看到他，虽然他的脚步声早就通知了我，但我心里还是一愣。我把他让进门，刚想和他寒暄几句，他就打断我的话，直截了当而且还是用命令的口吻，让我明天上午跟他出一趟远门。他说着把一个厚厚的信封放在茶几上，我知道信封里一定是钱。看着厚厚的信封，我知道数目不小，但我看都不看，只是问他去哪儿，做什么。他很不耐烦，一边朝外走一边说我现在有事，忙咱明天路上再说。说完，跟我妻子象征性地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然后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他这个人做事历来就是这样，可我总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蛮横，还总是这样毋庸置疑和霸道。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万块钱，我明白他肯定是有事求我。三哥就是这么个人，什么事情都喜欢用钱来解决，亲兄弟也是如此。
  望着窗外，我看见远处的一处工地，那里正在建大楼，我想也许这楼就是三哥建的。三哥搞了多年的房地产，市里好几个商贸大楼都是他盖的。最近他正在盖的那座全市最高的五十多层的大楼，好像投了好几个亿，报纸上有过整版的介绍。三哥在我们这个城市名气很大，是政协委员。我看见他大多是在电视和报纸上，我曾不止一次地在电视访谈节目里，看见他大谈特谈如何发展城市经济。
  自从父母去世以后，我和三哥有两年没见了。我跟他无论是性格、做事方式，还有彼此的生活，都悬殊太大。所以我对他一向是少有往来，敬而远之。
  第二天一早，我就带着那个信封去找他，他在公司。他的公司在闹市里，是一栋高层写字楼。我在他的办公室见到了他，我以单位事多为借口，告诉他我去不了。三哥听罢，连头都没抬，说，我已经跟你们领导打好了招呼，给你请了七天假。放心吧，工资和奖金，包括你的年终奖，你们单位一分钱都不会少你的。三哥说完，冲我一笑，我相信三哥的话是真的，我也相信他有这个能量。
  没有办法，只好依他了。我问他要去哪里，去做什么？三哥笑了一声，用手指着我说，知道你为什么混到现在还是个大头兵吗？就是你的问题太多。要想往上升呀，就得少问这么多的为什么。告诉你，你现在应该是少问多做。说完他从另一间屋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黑色的皮包，轻轻放在桌上。他肃立在一侧，说你打开看看吧。
  我弄不清他的用意，看着他，然后打开皮包，我当即就愣住了，原来竟是父亲的骨灰盒。我小心地拿出来，放在桌子上。黑红色的骨灰盒，擦得一尘不染，闪着幽暗的亮光。好多年都没有给父亲扫墓了，但是这骨灰盒我们兄弟四个都是再熟悉不过，因为当年是我们一起挑选的，要的是最贵的紫檀木。
  父亲去世六年了，骨灰盒上父亲的照片，还和他生前一样，没有一点儿变化，他微仰着头，头发很短很硬，紧闭着嘴唇，瘦削的脸庞上没有一丝笑容，目光冷峻而严肃，像刀子一样。父亲生前我们兄弟四个都怕他，几乎不敢抬头和他说话，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模样我都有些模糊，或者说，在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就从未留意过父亲的相貌。
  三哥说，我们去大别山。你忘了，咱爹死前是有话的，要咱们把他的骨灰埋在老家。
  父亲去世前的确是这样交代的。他离世后，我们兄弟四个为此曾开过一次会，但是大家都不说话。迁葬需要花费一笔不小的开销。最后三哥说，还是我来吧。其实大家也是这么想的，就他有钱，他不出头谁出头？但三哥应下这事后，就再也没有了下文，他天天忙着挣钱，天天忙着盖楼，大概早把父亲的遗嘱给忘了个一干二净。
  我不知道三哥为什么在六年后会突然想起这件事，我不好问他，毕竟他是哥哥，大我十岁。但我猜想耽搁了这么长的时间他才想起来办这件事，其主要原因，就是他恨父亲。一定是这样的。
  我们小的时候，父亲经常打我们，我们都忍着不敢吭声。但是，三哥不，他像狗一样叫，一次次地往爹身上冲，所以父亲对三哥下手最狠，碗口粗的笤帚能打成天女散花。父亲一天不打三哥，似乎吃饭都吃不香。三哥和父亲一直是针尖对麦芒，两个人就像仇人似的，母亲活着的时候常说他们是前世的冤家。有一次母亲带着我们去逛庙会，三哥偷着找人算命，那算命的说三哥和父亲属相相克，五行不和，如不分开生活，必有一人被另一人克死。当时三哥听后，脸色惨白。也就是从那以后，三哥凡是做重大决定以前，都要算上一卦。深信父子相克之说的三哥，中学还没毕业，就离开了家，四处闯荡，后来他就做起了生意，拼命赚钱。从那以后，他和父亲的关系更紧张了。一个是老革命，一个是拜金主义者，二人水火不容，平时难得一见，但一见面俩人就吵。父亲七十岁时，寿席上三哥送父亲的寿礼是一个存折，有一万元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万元是一个天文数字，那是三哥十多年风里雨里挣下的所有的钱。其实三哥送父亲折子的用意，只是想告诉父亲，您看，我没走歪路，我成功了。我把我挣的钱都给您，我是孝顺的儿子，我心里是有您这个父亲的。也不知道当时父亲是怎么想的，他暴怒了，一下子站起来，当着众人面，把折子撕得粉碎，然后扔到三哥脸上，一字一顿地吼叫，你这是在抽我嘴巴，我就是饿死，也不会沾你一分钱！钱算个屎，老子不稀罕。你给我滚，我没你这个视财如命的儿子，只要我还有口气，就不许你再进我的门！
  三哥当时就傻了，铁青着脸，一声不吭地跑了出去。从那以后，直到父亲去世前，三哥再没和父亲见过一次面。
  三哥开着他的奔驰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驰，向着父亲的故乡——大别山区一个叫枝岈关的小山乡驶去。一路上，他专注地开着车，很少跟我说话。三哥把车开得非常平稳。我知道他经常独自开车出去办事，一个人开车出去，那肯定是办重要的事情。多一双眼睛，就多一张嘴，多一张嘴，就多一份麻烦。我三哥总是有办不完的重要的事情。
  我坐在他旁边，无所事事，打开音响，没想到三哥买的光碟竟然是那些红军时期流传在大别山区的老歌儿。
  我说三哥你现在也听红军歌曲？
  三哥说，是呀，听。说心里话，这些歌儿很好听的。
  我问他，怎么好听？
  三哥想说什么，但是没说出来，也可能不知道该说什么吧。
  三哥可是真细致，他就是这样，在做任何一件事之前，他肯定要对这件事有一番深入地研究。回趟老家，他也要提前预热一下，熟悉一下，找到一种感觉。
  在开往憧憬已久的大别山区的路上，听着这些过去耳熟能详的红军老歌，我心里有种与此行此景特别吻合的感觉。我不知道三哥此时此刻，是不是也和我有同样的感触。
  我想起父亲，想起我们的小时候，想象着父亲的故乡，想象着父亲年轻时在故乡的情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