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蒋经国交换牛兰夫妇，这一主意显然来自莫斯科。牛兰夫妇被捕后，
  莫斯科不仅动员了许多国际知名人士出面营救，而且愿意以蒋经国交换，这
  一事实说明牛兰夫妇在共产国际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这一条件通过
  宋庆龄提出，也显示出宋和莫斯科方面的密切关系。有材料说，宋庆龄是共
  产国际发展的秘密党员，这是可能的。
  蒋介石虽然拒绝了宋庆龄交换的建议，但是，他还是希望蒋经国能够回
  来，也相信能够回来。1934年2月13日日记云：“今日者母亡家破，子散
  国危。若不奋勉，何以对先人？何以见后嗣，勉之！”同年7月7日，和宋
  美龄谈到自己死后的家事，立下遗嘱说：“余死后经国与纬国两儿皆须听从
  其母美龄之教训。凡认余为父者，只能认余爱妻美龄为母，不能有第二人为
  母也。”8月15日日记云：“近日病中，想念两儿更切，甚望其能继余之业
  也。”可见，蒋介石虽然作了蒋经国在苏联被杀的最坏思想准备，但并不相
  信苏联会这么做。
  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威胁下，中苏开始接近。蒋介石一面指令颜
  惠庆、顾维钧、王宠惠等与苏联谈判。企图恢复邦交，一面通过外交途径争
  取让蒋经国回归。1934年9月2日日记云：“与颜、顾、王等谈外交方针渐
  定，彼等或较谅解。经国回家事，亦正式交涉。此二事能得一结果，则努力
  之效渐见。”同月9日，蒋介石与宋美龄游览江西石钟山，想起当年苏轼携
  带儿子苏迈同游的情景，不禁感叹经国、纬国的不能随游。同年12月，蒋介
  石从苏方得到消息，蒋经国不愿回国，蒋介石一面感叹“俄寇之诈伪未已”，
  一面则自觉“泰然自若”。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此家难，能以一笑置之，
  自以为有进步也。”1937年3月，随着中苏关系的进一步缓解与和好，蒋经
  国终于携妻儿返国。
  蒋经国回来了，牛兰夫妇却仍然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
  1932年7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审讯牛兰。7月2日，
  牛兰以绝食相抗。11日，宋庆龄偕同牛兰夫妇的辩护律师陈瑛意到江宁地方
  法院看守所探视牛兰夫妇，劝他们进食。同日。与蔡元培、杨杏佛、斯诺等
  组织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宋庆龄任主席。其英文宣言称：“我侪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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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各国之著作家、医学家、法学家、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及政治家，凡
  关心牛兰案者，共同联络，为人道正义及不可侵犯之政治自由权，而请求应
  准牛兰夫妇之请求，将案移沪，或将其全部释放。此种请求须立时应允。今
  日为牛兰夫妇在南京绝食之第十日，世界最高思想所系之二人之生命，国民
  政府视之如儿戏；牛兰夫妇果因绝食而死，任何歉意，任何理解，皆不能涤
  此污点。我侪欣然与世界营救总会合作，以达成功。”12日，宋庆龄亲自找
  汪精卫和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长罗文干交涉。17日，由宋庆龄、蔡元培具保，
  国民党司法当局允许牛兰夫妇到南京鼓楼医院就医，牛兰夫妇同意停止绝
  食。8月19日，江苏高等法院判处牛兰夫妇死刑，不久改判无期徒刑。1933
  年4月5日，宋庆龄与杨杏佛、沈钧儒等到江苏第一监狱，探望牛兰夫妇，
  询问在狱中生活情形。12月，牛兰夫妇再次绝食，30日，宋庆龄致电汪精卫、
  居正、罗文干等，要求立即释放牛兰夫妇。次年1月12日，因坚持绝食的牛
  兰夫妇已濒临死亡边缘，宋庆龄再次致电汪精卫等，重申前项要求。电称：
  “君等若始终不欲牛兰夫妇复食，不应允渠等之要求，则全世界革命舆论、
  自由主义舆论皆将指牛兰夫妇之死为国民党所预谋杀害，皆将指此种谋杀仅
  与希特勒式之野蛮残酷差可比拟。”电发，没有任何反应。同年3月，鲁迅
  在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中感叹说：“牛兰夫妇，作为赤化宣传者而
  关在南京的监狱里，也绝食了三四回了，可是什么效力也没有。”直到1937
  年1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牛兰夫妇才得以乘乱越狱。
  可见，蒋介石始终没有同意莫斯科方面通过宋庆龄提出的以蒋经国作为
  交换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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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侵华时期的“桐工作”
  日本侵华时期，曾多次对蒋介石集团进行诱降活动，其中一项被称为“桐
  工作”。
  1939年11月，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任命铃木卓尔中佐驻扎香港，
  策划建立一条与重庆国民政府的联络线。当时，宋子文的胞弟宋子良担任西
  南运输公司董事长，常驻香港，12月中旬，铃木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的
  斡旋，要求与宋子良见面，宋以“无权对日进行交涉”为理由拒绝。但是到
  了下旬，宋子良却又主动要求会面。12月27日，铃木与自称是宋子良的人
  会见，宋传达了重庆方面关于收拾时局的意见，其主要内容为：“日本若尊
  重中国的名誉和主权，就准备和日本和谈”；“在谈判前休战，希望日本方
  面提出撤兵的保证”；“请日本相信国民政府会镇压共产党的抗日行动”。
  1940年1月22日，两人第二次会见，宋强调：“与其说是通过其兄宋子文，
  毋宁说是通过其胞姐宋美龄经常获得接近蒋介石的机会。”他表示，将于两
  三周后赴重庆，如有须向蒋介石传达的事项，愿转告。2月3日，第三次会
  见。其后，宋返回重庆向蒋介石及宋美龄汇报。7日，蒋介石召开国防会议。
  9日，宋返回香港，通知铃木：重庆政府决定派出代表或蒋介石最亲信的人
  物。14日，铃木、今井武夫与宋子良、张治平会见，双方一致同意，在派遣
  正式代表之前，首先在香港召开圆桌会议。宋子良并称，宋美龄预定来港从
  侧面给予协助。
  3月5日，宋美龄到港。7日至10日，圆桌会议在香港东肥洋行二楼举
  行。日方出席者为铃木、今井及臼井茂树；中国方面出席者为宋子良，重庆
  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原驻德参事、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
  章友三，候补代表、侍从室副主任张汉年，联络员张治平。陈超霖在发言中
  传达了蒋介石的三点指示：　（一）必须取得日本撤兵的保证；（二）明确日
  本方面的和平条件；（三）会谈要在绝密中进行。日本方面则说明了所谓“善
  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要求重庆政府承认“满洲
  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缔结防共协定，允许日军在华北驻兵。讨论中，
  重庆方面曾提出八条“和平意见”，其第一条为：“关于满洲问题，中国在
  原则上同意考虑，但方式如何另行商议之。”其第二条为：“关于中国放弃
  抗日容共政策问题，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其第三条为：“关
  于共同防共问题，原则上同意，但军事秘密协定在和平恢复后秘密协议之。”
  会议未能取得一致意见。3月24日，重庆方面通知铃木：关于承认“满洲国”
  问题，政府内部意见分歧，形成对立，很难作出决定。
  5月中旬，宋美龄再次来港。同时，应宋子良要求，双方于13日起再次
  举行预备会议，地点改为九龙半岛旅馆的243号房间。章友三提出：承认“满
  洲国”问题与部分日军驻兵问题暂作悬案，留在实现和平后再议。其间，宋
  子良并邀约今井武夫在香港海面划着小艇会谈。宋子良称：“蒋委员长内心
  希望和平确属事实”，“对共产党，如果秘密会谈一旦达成协议，当然要进
  行讨伐。而且，讨伐计划业已制订，如可能的话，希望在7月以前就实行”。
  由于日方无人认识宋子良，在会谈中，铃木曾从门锁洞孔偷拍了宋的照
  片，交由今井武夫带回南京，给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审议。结果，周说像，
  陈说不像，无法确定。
  九龙半岛旅馆会谈后，宋、章一度返回重庆。6月4日，双方在澳门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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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举行预备会议，争论的中心问题仍然是“满洲国”和日军在中国驻兵问题。
  章友三表示：“满洲国”在目前形势下“绝对难以承认”；“防共驻兵问题”
  只能达到“默契”的程度。他并称：“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要求日本
  令汪出国或退隐。对此，日方表示，“蒋汪同为中国人，无不能合作的理由”。
  6月6日，双方一致同意，由中国派遣军总谋谋长坂垣征四郎与蒋介石、汪
  精卫三人进行会谈。7月22日，双方于香港交换备忘录，决定于8月上旬在
  长沙由坂垣与蒋介石商谈停战问题。
  但是，也就在同一天，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1938年1月，近卫曾经发
  表过“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随着近卫的第二次登台，重庆政府的
  态度却突然强硬起来。7月31日，重庆方面要求日方以某种方式撤销“不以
  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同时要求废除日、汪之间的条约，在长沙会谈时
  不要触及蒋汪合作问题。8月22日，近卫致函蒋介石，表示深信坂、蒋会见
  “当能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同时，坂垣也亲笔写信，表示对蒋汪合
  作问题“应有提出善意的建议的机会”。9月17日，宋子良自重庆回香港，
  传达重庆首脑会议决定，由于“满洲国”问题及日军部分驻兵问题双方不能
  取得一致意见，“目前不应马上举行长沙会谈”。他并称：“人们议论纷纷，
  中国的抗战力量还很强，今天没有必要谋求屈服性的和平。”9月19日，西
  尾寿造接受坂垣意见，暂时结束“桐工作”。10月，参谋本部新任参谋总长
  杉山元命令，在中国派遣军中所进行的停战和平谈判事宜一概停止。外相松
  冈洋右等决定，今后由日本政府直接对重庆政府谈判。
  11月16日，蒋介石向日人头山满、萱野长知致意称：
  宋子良以运输事务抵香港之日，宫崎、今井代表坂垣将军，约其晤谈，并提交子良以中日
  二国之和平条件，子良据以为报。当即电质子良，以何资格见坂垣之代表，及根据何种机关之
  命令，以接受坂垣将军之中日二国之和平条件。讵知子良接电，惧而避之美国。旋以该条件甚
  为苛细，想坂垣将军畅晓军事，明察世局，必不提出中日二国不能相安之苛细条件，该条件或
  系一二军人之私见，遂不予子良以深究。
  蒋介石的这段话只有一点是真实的，即日方所提条件过于“苛细”，他不能
  接受。其他则都是假话。所谓“宋子良”云云，其实是戴笠领导下的蓝衣社
  特务曾广，这一点，今井武夫直到1945年才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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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谁毒死了章亚若？
  章亚若是蒋经国在赣南时期的情妇，为了避人耳目，1942年自赣州躲到
  桂林，为蒋经国生过一对双胞胎，但不久就因病住院，猝然死亡。关于她的
  死因，有三种说法，一是急病而死，一是自杀，一是死于中毒。其中，以中
  毒说占优势，但到底是怎样死的，凶手是谁，一直没有定论。最近，这一问
  题有了重要突破。
  1989年5月，原蒋经国的机要秘书漆高儒在台湾《传记文学》发表《我
  所知道的蒋经国与章亚若的爱情故事》，其后又在该刊1990年4月号发表《章
  亚若死因大白》。二文透露：章亚若生产之后，蒋经国的另一个秘书黄中美
  到漆处表示：“章亚若在桂林太招摇了，本来该在桂林隐藏的，不可对外，
  如今参加很多社交应酬，完全以专员夫人自居，这样，将妨碍经国兄的前途，
  委员长知道了，也是不得了的事。我为专员的前途着想，只有把她干掉。”
  并称：“经国兄的政治前途，重于一条女人的生命。”不久，章亚若就突然
  死在桂林。漆高儒称：“到底黄中美秘书如何置章亚若于死地，我是不知道
  的。”漆猜想：黄采取了“先斩后奏”的方式，事后报告了蒋经国，蒋对黄
  很不满意，此后黄即下落不明，没有再来过专员公署。云云。
  漆高儒之外，《联合报》记者周玉蔻在《谁杀了章亚若？》一书中提出：
  1942年5月、6月间，有两位在赣州专员公署做事的秘书级人员到桂林，与
  徐君虎商量，想借一辆车子，载章亚若出游，路经山崖时将她推下去，因徐
  君虎反对未成。其后，章亚若参加邱昌渭家的一次家宴，午夜返家后，腹痛
  不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