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汪蒋上海会谈辨析
  1927年4月初，汪精卫自欧洲回到上海。当时，蒋介石正在积极策划清
  党反共，汪精卫和蒋介石、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吴稚晖、李
  石曾、蔡元培、古应芬等人之间，有过两次会谈，一次在4月3日，一次在
  4月5日。在此前后，彼此间还有过多次接触。关于这些会谈和接触中汪精
  卫的态度，史学界有两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汪蒋之间相互勾结，目标一
  致，已经达成了反共协议，只是在进行时间上有分歧；另一种意见认为，汪
  蒋之间并未达成共同反共协议，汪的离沪赴汉，就意味着他仍然企图凭借国
  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力量，与蒋抗衡。两种看法截然相反。那末，历史的
  真相到底如何呢？
  由于会谈没有留下记录，双方在事后的追述又不尽相同；即使是汪精卫
  本人，由于政治立场变幻，不同时期内的说法也存在着差异。凡此种种，都
  增加了人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的困难。但是，我以为，如果审慎地鉴别并使
  用有关材料，历史的真相还是可以揭示的。在这些材料中，最重要的当为汪
  精卫的　《致李石曾书》。此函写于4月6日，距4月5日的会谈仅隔一天，
  李石曾又是会谈的参加者，应该说，汪精卫绝无在此函中说假话的可能。该
  函说：
  5日谈话会散后，痛苦万分。弟深信弟之意见，决不能得吴先生等之赞同，而吴先生之意
  见，弟亦决不能赞同。终日谈话讨论，戕贼感情外毫无其他结果，故不如决然舍去也。
  吴先生，指吴稚晖，“吴先生之意见”，实指蒋介石的“分共”与“驱逐鲍
  罗廷”等主张。这里，汪精卫明确地表示，他“决不能赞同”。信中，汪精
  卫并将他连日来在会谈中的意见概括为两点：“第一，民国十三年来改组之
  国民党，其精神与方策决不可牺牲。第二，如以党为不必要则已，如以党为
  必要，则党之纪律不可不守，否则党必为之破碎糜烂。”对于国民党改组的
  “精神与方策”，汪精卫明确地解释为联俄与容共。他说：“改组之政策，
  是总理所手定，弟以为不可轻言更改。如必欲更改，除全国代表大会外，谁
  能有此权力？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除中央执行委员会外，谁能有此权力？”
  因此，他建议，在南京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解决一切问题”。
  与《致李石曾书》同时，汪精卫还有一封《致蒋介石书》，也写于4月
  6日。该函全文至今尚未公布，但吴稚晖曾引用过两段。其一：“改组之精
  神及其方策，实总理苦心孤诣所独创，而吾弟实左右之，铭不过追随之一人。”
  汪精卫后来解释他写这一段话的用意是企图感动蒋介石：“苟对于总理犹有
  丝毫纪念，或能悔而中止。”这应是事实。其二，“以铭之愚，一线生机，
  惟在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于南京。”此点与　《致李石曾书》相同。此外，汪精
  卫还有一封《致张静江书》，说明“不得不往武汉一行，期得多数同志之同
  意”，“开第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
  通过对以上三函的分析，不难看出，汪蒋上海会谈期间，汪精卫仍然以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及其联俄、容共政策的继承人和党纪捍卫者的面目出现，
  并未同意蒋介石的“分共”和“驱逐鲍罗廷”的主张。此点亦可从吴稚晖说：
  “汪先生去国一年，他只知道还是那么一个共产党！他疾病坎坷，久在欧西，
  三十天内经过了木司科，接晤了一群久慕大名的大革命家。半个月的俄国火
  车、俄国轮船伴送了回来。又一向有深刻的总理联俄容共历史，影在脑中，
  如何能在上海听了几个老朽朋友的一席话，就马上突然变换了一个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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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应该承认，吴稚晖的这些分析是符合情理的。
  但是，也有相反的证据。4月4日，李济深、甘乃光、陈孚木曾致电广
  州当局，通报4月3日会谈情况，提到汪精卫主张，在中央全会未开会之前，
  可以采取“暂时应急之法”三条：1。共同负责通告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立即
  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员，应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
  动，听候开会解决；2。对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其命令如有妨碍党国
  前途者，于开会之前不必执行；3。各省党部、各机关如有捣乱分子在内阴谋
  破坏者，在汪主席所拟召集之会未能解决以前，应由各最高级长官饬属暂时
  制裁。（见《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4月9日）这三条，证以《邵元冲日
  记》，当是事实，根据邵氏所记，汪精卫声称：
  （一）若此时同人认为共产党破坏国民党之情形急迫，且亟谋破毁租界，则彼可负责告独
  秀，使其制止；
  （二）武汉此时如有关于摇动军政之命令，可以不受；
  （三）各地共产党及工人纠察队如有反动情形，可以随时以非常手段处置之云云。
  邵元冲的这一部分日记为事后追记，所以连开会日期都误记为4月4日了。
  但是，他是会谈的参加者，基本事实是不会错的。
  汪精卫既主张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精神与方策决不可牺牲”，同时又
  提出“暂时应急之法”，是否不可理解呢？并不。这可以从两方面来加以分
  析，第一，汪精卫一回到上海，就处于蒋介石、吴稚晖等人的包围中，他们
  在汪面前说了许多共产党的“坏话”，制造了不少诸如“共产党破坏国民党”、
  “亟谋破毁租界”一类的谣言。第二，汪当时虽是著名的左派，但他对共产
  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都并不满意。他曾对吴稚晖说：“共产党实以本党
  为利用品。本人亦不赞成共产党之阶级革命及劳农专政。且据本人观察，国
  民党与共产党亦不易继续相安；但本人希望暂能维持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
  责。”这就是汪精卫在上海会谈中持矛盾态度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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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逼勒中国银行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为了进攻武汉国民政府，对付退守
  长江北岸的军阀孙传芳，急需大量军费，因此，于4月底决定发行国库券3000
  万元，以江海关所收二·五附加税作抵，要求上海各银行先行垫借。其中，
  有一段逼勒中国银行的经过，颇为曲折生动。
  中国银行是旧中国的四大银行之一，总行设于北京，上海等地设有分行，
  以资金雄厚著称。蒋介石搜罗军费，自然首先注目于该行。4月30日，蒋介
  石的御用机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要求中国及交通两行先行垫款100万，
  于当日运往南京，并派代表坐索。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宋汉章只答应垫借
  30万，与财政委员会委员钱新之言语冲突。这使蒋介石的表亲、派到上海的
  财政专员俞飞鹏大为恼火。5月1日，俞致电蒋介石云：“查中行从前借与
  吴佩孚五百万，张宗昌数百万，现当我军饷糈万急之际，如此刁难，居心殊
  不可问，恳请总座定严厉对付之法。”3日，再电蒋介石，提出步骤三项，
  准备置中国银行于死地：1。由蒋介石出面电令宋汉章预购国库券1000万元；
  2。如不履行，即通缉宋汉章；3。如仍无效，即没收各地中国银行，改为中央
  银行。对此，蒋介石当然言听计从，当日即致电宋汉章，限两天内预购国库
  券1000万元，转解南京。电报威胁说：“闻贵行上年以大款接济军阀，反抗
  本军，至今尚有助逆之谋。久闻先生素明大义，当不使贵行再助桀虐”。电
  报并称，已派张静江、俞飞鹏二人到沪提解。张静江认为一时还不具备没收
  中国银行的条件，因此出面转圜，要求中国银行垫借400万。
  当时，中国银行的决策人是在上海的副总裁张嘉璈。这是个长袖善舞、
  神通广大的人物。他很快得知蒋介石将对中国银行下毒手，决定接受张静江
  的要求。5月5日，张嘉璈访问张静江，表示“兹事总须解决”，“但四百
  万之数恐难如期”。张静江则称：“因对于武汉、长江拟一鼓扑灭，同时对
  于江北亦须解决，故亟须此数。”当晚，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会议，决定
  要中国银行先行筹垫200万，余200万，15日以前交清。张嘉璈无奈，只好
  先交付200万，余款要求延期，由南京、浙江分行共同垫借。蒋介石仍不满
  意，力谋进一步逼榨。19日，以“该行毫无诚意”为理由，命令中国银行于
  两天内缴足400万元，如仅补缴200万，不予收受。这样，中国银行的垫款
  总数就增加到了600万。20日，蒋介石再电俞飞鹏，认为“此等商人毫无信
  义可言，何必客气”，命令中国银行补足1000万元，限5月23日以前缴清。
  这种不断增长的粗暴逼榨连俞飞鹏也感到为难。21日，俞致函江苏兼上海财
  政委员会主任陈光甫，表示“深恐枝节横生，愈难收拾”，要求他“立定具
  体办法”，于本日5时以前复知，必须转报蒋介石。陈光甫不敢怠慢，即约
  集财政委员顾馨一、秦润卿二人共同对宋汉章施加压力，宋担心蒋介石会提
  出更加难以应付的要求，不得不表示，愿意“合作到底”，除前缴200万外，
  再垫缴200万，其余600万，声称将代为劝销国库券，短期内如数缴清，宋
  并恳求说：“中行目下已极疲惫”，以后对于垫款等事，请蒋介石“鉴原”。
  陈光甫对宋汉章的态度表示满意，于24日致电蒋介石报告。
  至此，中国银行已经为蒋介石垫付了400万元军费。这个数字本不算很
  小，但仍然难以填平蒋介石的欲壑。因为武汉国民政府在4月份以命令提用
  了中国银行汉口分行的几百万现金，蒋介石便于5月25日致电陈光甫、俞飞
  鹏、张静江等人，指责中国银行支持武汉国民政府。电称：“至今汉口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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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概不通用，而且尚能支持者，全赖中国行币；而我政府竭蹶如是，乃反吝
  惜至斯。虽其心可谅，如照法律而言，而谓其阻碍革命，有意附逆亦可，请
  诸公从严交涉，万勿以私忘公。限本月内收足一千万元，千祈勿徇私情为祷。”
  蒋介石惯于使用政治帽子压人，“阻碍革命，有意附逆”八个字完全可以作
  为没收中国银行的理由。在此情况下，张嘉璈不得不央请钱新之、黄郛等人
  出面调停，张表示：“若能有一彻底合作办法，虽多垫若干未为不可。”黄
  郛当即亲赴前线，劝蒋介石“不可逼中行太甚”。30日，张嘉璈又致函张群，
  请他在蒋介石面前疏通。与此同时，陈光甫也致函蒋介石，劝他不要“操之
  过急”。函称：“一旦金融界发生问题，势必筹垫无门，险象环生，于军事
  前途影响极大。”又称：“处置中行于其本身上所受之损失固大，惟于社会
  金融及政府前途上影响尤巨。”随后，他又致电蒋介石，要求辞职。
  蒋介石是靠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支持，才得以发动“四·一二”政变的，
  今后，他也仍将依靠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支持，因此，陈光甫的话不能不考
  虑。6月7日，蒋介石复函陈光甫，对他的辞职表示挽留，关于中国银行事，
  则声称：当不使吾兄独为其难”。但蒋介石要钱心切，只作了一个小小的让
  步：期限可以延长，数字不能减少，目前先交200万元，7月10日、8月10
  日左右，分别再交200万元。张静江并称，这是“最后办法”。6月9日，
  张嘉璈通知俞飞鹏等人，决定接受张静江的“最后办法”。10日，中国银行
  按“办法”支付200万元，作为第一期垫款。当日，张嘉璈在日记中痛苦地
  写道：“轰轰烈烈，闹得全行天翻地覆，各方左右为难。实则库券总是要销，
  军需总是要付，以堂堂当局，何必与中行闹意气耶？原因由于军人不明财政，
  而处处干涉，政治前途悲观在此。”“四·一二”政变前，江浙金融资产阶
  级出于对共产党人和武汉国民政府的恐惧，因此，慷慨解囊，支持蒋介石，
  他们当然想不到，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局面。
  中国银行接受了“最后办法”，总计已垫款600万元，余下的400万元
  蒋介石只要坐等就可以了。然而并不。7月4日，蒋介石因上海特别市政府
  成立之机到沪，要求提前支用余款。张嘉璈虽然满肚子不高兴，也只得照付。
  至此，历时两个月的逼榨中国银行事件才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