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被认为是“新文化领袖”和“新思想代表”的胡适却提出了抗议。11月
  5日，胡适致函外交总长王正廷，内称：
  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今
  日下午外间纷纷传说冯军包围清宫，逐去皇帝；我初不信，后来打听，才知道是真事。我是不
  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
  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正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
  事。
  函中所言“欺人之弱”，意指溥仪为弱者；所谓“乘人之丧”，则指半个月
  前瑾太妃去世。胡适发出此信后，还亲赴醇亲王府向溥仪表示慰问，声称“这
  在欧美国家看来，全是东方的野蛮”。
  胡适的抗议信部分发表于11月9日的《晨报》。除了溥仪的英文老师庄
  士敦致函胡适表示赞许外，进步人士纷纷指责。周作人致函胡适，认为在民
  国放着一个复过辟而保存着皇帝尊号的人，在中国的外国报纸又时常明说暗
  说的鼓吹复辟，十分危险。他说：
  这次的事从我们秀才似的迂阔的头脑去判断，或者可以说是不甚合于“仁义”，不是绅士
  的行为，但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
  看，我觉得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
  12日，胡适复函周作人，回忆他1922年和溥仪的第一次相见，认为溥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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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就诚心诚意要求“取消帝号”，“不受优待费”，并称庄士敦也“没有
  什么复辟谬论”，因此，完全可以从容办理，多保存一点“绅士的行为”。
  信末，胡适表示，倘要讨论“什么是极正当”，那就非25万字不可，自己不
  愿继续讨论下去。
  继周作人之后，李书华、李宗侗也致函胡适，对他的言论表示“非常骇
  异”。信中说：
  中华民国国土以内，绝对不应该有一个皇帝与中华民国同时存在。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
  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所以我们对于清帝废除帝号，迁出皇宫，是根本上绝对赞同的。这
  是辛亥革命应该做完的事，而现在才做完，已经迟了十三年了。
  针对胡适所谓优待清室乃是一种“国际信义”和“条约关系”的说法，信中
  提出：“这是民国对于清废帝的关系，与国际条约的性质，当然不能相提并
  论。”针对胡适所谓“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的说法，信中指
  出：“对于溥仪先生的帝号，当能不能承认是他应有的权利。所以修改优待
  条件的举动，当然与强者对弱者强夺完全不同。至于　‘乘人之丧’的理由，
  尤其不能成立。清室取消帝号的问题，是民国国体的问题，焉能与一妃之丧
  拉在一齐？”
  对二李的批评，胡适复函称：“你们两位既屡以民国为前提，我要请你
  们认清一个民国的要素在于容忍对方的言论自由。”他满腹牢骚地说：
  一个民国的条件多着呢！英国不废王室而不害其为民国，法国容忍王党而不害其为民国。
  我并不主张王室的存在，也并不赞成复辟的活动。我只要求一点自由说话的权利，我说我良心
  上的话，我也不反对别人驳我。但十几日来，只见漫骂之声，诬蔑之话，只见一片不容忍的狭
  陋空气而已。
  他表示：
  你们既说我是“根本错误”，我也不愿申辩。我只要指出，在一个民国里，我偶然说两句
  不中听、不时髦的话，并不算是替中华民国丢脸出丑。等到没有人敢说这种话时，你们懊悔就
  太迟了。
  胡适的这封信明显地离开了原来论辩的主题，因此二李于12月5日再次致函
  胡适，说明：“我们的信，不过是与你辩论是非，并没有一点干涉你自由说
  话权利的意思。你的信中，屡次提到言论自由，似乎已到题外。”二李并指
  出，“英国不废王室”确是事实，但英国只能算作君主立宪国，而不能称为
  民国；法国虽“容忍王党”，但却没有保存王号，路易十六还被送上了断头
  台。信末，二李套用胡适的话说：
  我们知道你是个“并不主张王室存在，也不赞成复辟活动”的人，但是这种人，国内仍然
  不少，异日他们如果对于中华民国弄出他种是非的时候，还要以你“偶然说的两句话”为借口，
  那个时候，“你懊悔就太迟了”！
  对此信，胡适未再作复，真的“不愿申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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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对国民党建设的
  四项提案
  1924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
  委员会候补委员。随后，他即以充沛的热情参与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殚
  精竭虑，希图加强国民党的战斗力量。根据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录，1924年
  1月31日，毛泽东曾和孙中山、廖仲恺、林祖涵（伯渠）、谭平山、瞿秋白、
  李大钊等人一起出席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上，在讨论中央委员
  分配各地问题时，毛泽东被分配到上海执行部。2月1日至6日，中央执行
  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议，毛泽东都参加了。2月9日的第四次会议，
  毛泽东虽未参加，但会上讨论的十项提案中，有四项是他提出的。本次会议
  由孙中山主持，参加者有邹鲁、谢持、居正、彭素民、邓泽如、李宗黄、柏
  文蔚、林祖涵、谭平山等十七人。
  毛泽东向会议提出的第一项提案是“重要市县党部及区党部宜有经费补
  助案”，理由如下：
  经费断不宜只用于中央与省之两个高级党部（空洞的党部），市县党部、区党部非补助经
  费，必无办法，必难发展。因党员所纳月捐，至多只能供给区分部之用费（区分部委员会生活
  费及活动费），不能提供区党部，更不能提供市党部、县党部，而市、县党部及区党部为本党
  指挥党员行动最扼要的机关，若这两级党部没有力量，必至全党失了力量。惟普通补助需费太
  多，补助穷僻、不重要地方党部实亦没有意义，宜择有工人、农民、学生、商人等群众运动实
  际工作之市、县、区党部补助经费，此等党部之须补助经费，较之省党部之补助经费更为重要
  （省党部若不兼所在地市党部，则专用巨额经费，殊无充足理由）。
  在本提案中，毛泽东认为，市、县党部及区党部是国民党“指挥党员行动最
  扼要的机关”，经费应补助于“有工人、农民、学生、商人等群众运动实际
  工作”的地方，可以看出他对加强党员作用和群众工作的重视。经讨论，会
  议决定将此案交预算委员会审查。
  毛泽东的第二项提案是：“本年内各省省党部宜兼理所在地之市党部，
  中央及各地执行部宜兼理所在地之特别区党部案”。经讨论，会议认为：“应
  照章程组织，此案不能成立。”
  毛泽东的第三项提案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地执行部实际组织时，
  应注意事实上之需要案”，理由如下：
  中央及京、沪、哈、汉四执行部组织干事以上职员共有六十余人。大会后半年内断不须设
  置职员如此之多。因为：　（一）地方党务方在开始，中央及执行部事务必不甚多；（二）宜以
  全力发展下级党部，不宜将党里人才尽聚在最高党部；（三）此刻决找不到如此多的有用之人，
  滥竽充数则全失本意。因此，中央及各执行部到实际组织时，宜看事实上的需要，事实上需要
  一部才开一部，需要一人才用一人。
  从本案中可以看出，毛泽东重视基层工作，提倡务实，主张以精干人才组织
  有效率的工作班子。经讨论，会议决定将本案“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参考”。
  毛泽东的第四项提案是：“本年内地方组织宜分别轻重缓急，立定一计
  画案”，理由如下：
  地方组织不宜务广，宜择重要地方若干处，立定一计画，集中人力、财力，于此一年内专
  心致志于此等地方，办出个头绪来，到第二次大会方有实际效果可看。本年内应该专力的地方
  应把列成两等（原记录如此——笔者）：第一等最重要而现时有发展之可能者，如上海、北京、
  广州、汉口、哈尔滨……等，至多八九处，宜用十分之七的力量　（人力、财力）去做；第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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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重要而现在有机会着手者，如太原、安庆、杭州、南昌……等，至多十一二处，用十分之三
  的力量去办。此外各地如无可为机会，在本年内均可不注意，以免分散精力，得不到好结果。
  毛泽东抓工作，打仗，一向强调抓重点，反对平均使用力量。本案主张在建
  立国民党地方组织时“宜择重要地方若干处”，“集中人力、财力”，专心
  致志地去做，正是这一思想的最初表现。经讨论，会议决定将本案“交中央
  执行委员会参考”。
  从以上四项提案可以看出，毛泽东为建设国民党倾注了怎样的热情。它
  是研究中国国民党党史和国共合作史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早期毛泽东的重
  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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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卫何以隐匿、出走
  ——中山舰事件探幽之一
  中山舰事件之后，作为当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最高领袖的汪精卫先是悄
  然隐匿，继而秘密出走，经香港转赴法国，其原因，颇有值得考究之处。
  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的当天，曾经给朱培德写过一封信，说了一些对
  汪精卫不满的话，朱培德将这封信交给汪精卫看了。其后，汪精卫即表示准
  备出国，蒋介石则表示挽留。3月30日，汪精卫致函蒋介石，说了几点理由，
  其一是蒋介石讨厌自己，不愿与己共事，因而他自愿出国；其二是中山舰事
  件证明，蒋介石已经受人离间，他出国可以使离间之言失效；其三是想借此
  学点外国语。汪精卫声称，自从孙中山去世之后，他就想继续学习外国文，
  现在出国，正可完此“平生未了之愿”。他并打了一个比喻，说自己就像一
  盏油快耗干了的路灯，亟需马上加油。云云。
  汪精卫给蒋介石写信的第二天，陈璧君也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为汪精
  卫的准备出国提出了一项新理由，即可以使蒋介石“反省一切”。函称：汪
  精卫的病，固然在于肝、心、甜尿等症，但是，精神上的痛苦要比身体上的
  痛苦更剧烈，“思之思之，不得已乃出于一行，固以疗病，亦足令兄反省一
  切，过去、现在，并勉力于未来也。”信中，陈璧君并对蒋介石提了一条看
  似平淡而实则语气严厉的意见：
  兄平日好阅曾国藩《家训》，此书不但不能福兄，只有诱兄日即于伪，掩其天赋之良好、
  真纯之精神耳。
  函末，陈璧君并对蒋介石说：见到此函时，您是发怒扔到厕所里，还是作为
  座右铭，“均所不计”，云云。
  历史当事人对他们自己行为的解释，有时相当准确，有时则不可轻信。
  政治斗争的本质是力与力的较量。汪精卫、陈璧君的信，用来说明他们在政
  治斗争失败以后的牢骚、怨愤、无可奈何以及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复杂关系
  则可，用以解释汪精卫的悄然去国则不可。
  那末，什么是汪精卫隐匿、出走的真实原因呢？对此史家们各有解说。
  前些年，我曾根据苏联驻华使馆代理武官拉宾事后向莫斯科提出的报告及当
  事人回忆，提出过一种看法：汪精卫原本主张联合谭延辏А⒅炫嗟隆⒗罴蒙睢?br />
  等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各军的力量，组成“反蒋联盟”，以武力
  打倒蒋介石。但苏联方面不仅不支持这一主张，反而撤去原先最积极支持汪
  精卫的顾问季山嘉　（即古比雪夫）等，使汪精卫失去靠山，不能与蒋介石抗
  衡，因此，汪内心不满，负气出走。云云。此说见于拙文《中山舰事件之后》，
  发表于《历史研究》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