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经过无数次的债务调整后，最终结果是债务人欠债权银行的债务数额越来越大，而事实上，这期间，拉丁美洲一分钱也没有得到。据瑞士再保险公司的资料显示，发展中国家的所有外债总额，包括长期债和短期债，从1982年的刚刚超过8390亿美元稳步增长到1987年的几乎13000亿美元。实际上，新增债务都是为了偿还那些无法偿还的旧债而新增的借款。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体制中，墨西哥被迫大幅度削减对药品、食品、燃料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补贴。人们，通常是婴儿，因为缺乏最基本的进口药品而无辜送命。
  随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墨西哥比索进行一系列贬值以“鼓励出口”。1982年初，在第一次贬值30％之前，比索与美元的汇率是12：1。而到1986年时，一美元升值到难以置信的862比索，到1989年这个数值竟高达2300比索。但是，在纽约银行和它们的华盛顿盟友的要求下，墨西哥外债的绝大部分都从私营部门转到了政府。到1985年底，外债总额从大约820亿美元增加到近1000亿美元。墨西哥很快步上了20世纪20年代初德国的后尘。
  阿根廷、巴西、秘鲁、委内瑞拉，包括赞比亚、扎伊尔和埃及在内的大部分非洲国家，还有亚洲的大部分地区，都上演了这一过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成为全球“警察”，通过强迫这些国家接受历史上最严峻的紧缩政策，强制她们偿还高利贷。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牢牢控制在美英人手中，这一机构堂而皇之地成为英美金融和经济利益在全球范围内的实施人，这是史无前例的。当受害国得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前来考察时，她们就会发抖，这一点也不奇怪。实际上，英美银行是向拉丁美洲贷款的最大组织，它们威胁西欧和日本的银行，要求它们与英美“团结一致”，否则将导致国际银行体系崩溃。
  1982年以后的几年里，这样的威胁并不是危言耸听。没有人敢提出挑战，所有债权国家的银行都紧密团结在纽约银行周围，支持基辛格在解决债务问题上的“强硬”方法。华盛顿和纽约银行以及它们在伦敦的朋友为此大肆宣传，债务完全是腐败的、不负责任的第三世界国家政府的“错误”。
  这一次，纽约和伦敦的银行界非常自信，它们甚至拒绝增加贷款损失应急储备金，应对第三世界债务的违约损失。在20世纪80年代初，花旗银行和大通曼哈顿银行还给它们的股东分发了可观的红利，公开声称达到了“最高盈利水平”，好像没有什么特殊事件发生似的。
  它们对美国政府有完全的影响力，并且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征收。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安全的呢？
  随着一个个债务国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迪奇雷集团的债权银行妥协，大量资金逆向流动。据世界银行统计，1980～1986年期间，对109个债务国来说，仅支付给债权国的利息就达3260亿美元；本金还有3320亿美元——两者加起来总计6580亿美元，而起初，这一数字为4300亿美元。除此之外，1986年，这109个国家对债权国的欠债总额共有8820亿美元。这是一个难以承受的债务旋涡。这就是利滚利和浮动利率产生的奇迹。
  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让人感到更加震惊的另一方面是，实际上大量的资金根本就没有离开过纽约或者伦敦的银行。秘鲁前能源部长彼德·帕布罗·库克金斯基，曾在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一个薪金优厚的职位任职，作为这一计划的直接参与者，他写道：
  大多数资金从来就没有流进过拉丁美洲。1976～1981年间，拉丁美洲名义上得到了2700亿美元的资金，但我们发现，她们实际只得到84％的现金——这些钱本来计划用于生产性投资。其他剩余资金仍然存在银行里，从来没有到过拉丁美洲，只是改动了帐簿上的数字而已。
  债务国已经深陷债务陷阱之中，纽约和伦敦的债权银行提供的唯一爬出陷阱的办法是交出她们国家的经济主权，特别是重要资源的开采权，如墨西哥的石油。银行家们称之“债转股”政策，其目标是获得对债务国资源的控制权，这对债权银行来说更有吸引力。
  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丹麦委员会委托，一位丹麦经济学家的研究阐明了这一过程。
  1979年，共有400亿美元的净资金流从富裕的北方流向贫穷的南方。这一流向在1983年发生了逆转。那一年，约有60亿美元的资金反而从欠发达国家流向工业化国家。据联合国统计，从那时开始，这个数字急剧增长，每年大约递增300亿美元。但是，如果把整个20世纪80年代因原料价格下跌引起的资源转移因素也考虑进来的话，那么，每年从欠发达国家流向工业化国家的资金至少有600亿美元。如果把黑钱外逃也加进去的话……
  这项由汉斯·拉斯姆森进行的研究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际发生的情况是：财富不断从缺乏资本的第三世界流出，而主要流入国是为第三世界的赤字提供资金的美国，其次是英国。拉斯姆森估计，在20世纪80年代，所有发展中国家单单转移到美国的资金总计就达4000亿美元。实际上，这为里根政府在和平时期实行的有史以来最大的赤字政策提供了资金，但却被虚伪地赞颂为“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和平复苏”。
  随着美国利率的提高、美元的不断升值，又有美国政府的安全保障，20世纪80年代，美国高达43％的预算赤字，实际上是通过对债务国进行资本掠夺来提供资金的，而这些债务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凡尔赛赔款，英美银行家把债务仅仅当作是对所有主权国家实施经济控制的手段。这些傲慢的纽约银行家认为，他们根本没必要担心那些弱小的拉丁美洲或非洲国家。毕竟，生意就是生意。此外，联合国的年度报告，拉丁美洲的经济调查也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数据；还可参考Kuczinski1988年代表英国独立电视台发表的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其中对债务危机的评论很有见地。
  1986年5月，一份为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准备的题目为《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的研究报告注意到里根政府处理这一问题的一些令人吃惊的方面。这份报告记录了，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政紧缩措施迫使拉丁美洲为了偿还债务而实际上中断了工业和其他产品进口，这给美国的就业和出口造成了破坏性的损失。作者指出：现在，事情逐渐变得明朗起来。政府制定的政策已经大大超过了保护银行免于破产的需要。里根政府对债务危机的管理，实际上是对在债务危机中起推波助波澜作用的某些机构的奖励，同时，也是对那些没有参与制造债务危机的机构和行业的处罚。
  但是，这份研究报告很快就被隐藏了起来。
  根据纽约的摩根信托公司的计算，截至1985年的十年，从第三世界流出的资金总计在1230亿美元以上，这些资金主要流向所谓的“安全天堂”——美国等国家。不止一家纽约银行和投资公司在拉丁美洲的城市（如波哥大、麦德林以及其他地方）设立了办事处，帮助美元黑钱离开这些国家，并从中渔利。美国和西欧的工业城市中吸毒人数的上升期（说来也怪，吸毒成瘾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同时爆发）与“洗出”南美洲的非法美元数额的上升期正好吻合，具有惊人的一致性，洗钱的过程则是通过像唐纳德·里甘的老雇主美林公司等的精心操作完成的。委托人被冠以“高净值个人”的雅号。
  在研究拉丁美洲的资金外逃中，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乔·佛瑞克指出，为客户提供资金外逃的便利已经成为20世纪80年代美国大银行在债务危机中最盈利的业务之一。他指出，除了被逼无奈的债务国政府每年要偿还大约500亿美元利息外，诸如花旗银行、大通曼哈顿、摩根担保和美国银行等大银行，还要求债务国采取残酷的国内紧缩措施以“稳定”货币，由此引起的外逃资金大约在1000亿～1200亿美元之间。对这些银行来说，这变得更加隐蔽、更加有利可图。
  对每年从帮助拉美资金外逃的业务中获得的收益率，纽约和伦敦的银行实行严格保密，据可靠报道称，平均达到70％。一位私营银行家这样说道：“一些银行拼命也要得到一单这样的生意。”这还是比较温和的说法。1983年《伦敦金融时报》报道，花旗银行在全世界的银行业务中盈利最大的部分无疑来自巴西。
  作为英美债务战略的结果，如果还有值得注意的事情，那就是非洲比拉美的遭遇更惨。自从19世纪殖民时期以来，除了顽强的南非，非洲大陆一直由英国、法国和葡萄牙统治。非洲一直被认为是原始的、未开采的廉价原料的主要产区。20世纪60～70年代，“反对殖民主义”的独立浪潮并没有给非洲的经济状况带来重大的改善。
  但是，石油危机、紧接着的20％利率冲击以及20世纪80年代世界工业的崩溃，都给几乎整个非洲大陆以致命的打击。直到20世纪80年代，非洲90％的地区仍然依赖原料出口来筹集发展资金。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棉花、咖啡、铜、铁矿石和糖，国际上几乎所有原材料的美元价格一直在下跌。到1987年，原料价格已经跌到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与世界经济衰退最严重1932年的水平持平。
  如果这些原料的出口价格保持稳定，哪怕仅仅维持在1980年水平，非洲在20世纪80年代还可以多得1500亿美元。在1982年，“债务危机”刚开始时，这些非洲国家欠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的债务总额大约为730亿美元。到80年代末，经过债务“重新调整”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各种形式干预她们的经济，这个数字已经比原来的两倍还多，达到了1600亿美元——简言之，这些增加的债务与价格稳定情况下的出口盈利几乎相等。
  关于债务的事实，西欧和美国城市的普通市民每天在报纸上读到的是一回事，实际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20世纪80年代，强大的英国和美国跨国公司开始效仿银行，在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边境建立了童工血汗工厂。这些低技能加工装配厂雇用了年龄在14～15岁之间的墨西哥童工，工资是每小时50美分，为通用汽车或者福特汽车公司或者多个美国电器公司生产产品。他们得到了墨西哥政府的允许，因为他们能“挣得”偿还债务所必需的美元。
  【里根自食恶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战争赔款的后遗症，以及随后的20世纪20年代伦敦和纽约的道威斯计划，引发了战后最具破坏力的后果，即全球性的长期投资相对停滞。与战前相比，20世纪20年代，世界贸易量的绝对下降，以及整个欧洲经济和政治不稳定，使越来越多的资金倾向于短期贷款，通常不超过一年。
  这导致了一种局面，即以短期投机获利作为判断投资的核心标准。这又助长了20世纪20年代纽约股票市场近似疯狂的繁荣，这种繁荣得到了来自伦敦和非洲大陆资金的推动，这些钱都希望在持续上涨的纽约交易所得到前所未有的收益。所有这些都在1929年10月破灭了。
  石油危机和20世纪70年代高利率冲击的后果，有时被称作“高通货膨胀”，与20世纪20年代的后果如出一辙。对世界生产性投资造成沉重负担的凡尔赛赔款，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三世界债务“重组”计划所造成的繁重负担所代替。20世纪80年代初，通货膨胀率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12％～17％，这实际上也就限定了资本的投资回报率。这个世界需要更快更多地赚钱。
  在这种形势下，迎来了里根政府对“自由市场”经济难题的求解，其倡导者称为“供给学派”经济学。剥去这一经济思想的面纱，我们看到了它造成的恶果，它导致了有史以来个人短期牟取暴利的登峰造极，而这一切是以牺牲国家经济健康的更大利益作为代价的。
  1982年10月的政策施行之后，他们从第三世界国家征收了上千万亿美元，给美国银行系统的流动性金融资金带来了一大笔横财。但是，华尔街的意识形态以及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想把政府从金融市场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的热情，导致了世界金融史上最大的狂妄。80年代末，当混乱局面有所缓解，一些人开始意识到，里根的“自由市场”已经破坏了整个国家的经济，而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货币稳定的基础。
  里根以为仅仅减轻个人或者公司的税收负担就能释放出“被抑制的创造热情”以及企业家才能。在这一简单而错误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