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势到了濒临绝望的程度。
  到1971年，美国的官方黄金储备不及官方负债的四分之一：理论上讲，如果国外所有的美元持有者都把美元兑换成黄金，除非采取激烈手段，华盛顿将没有能力满足这样的要求。
  华尔街劝说尼克松总统不要对抗美元兑换黄金的全球性风潮，因为这样做是徒劳的。不幸的是，华尔街也不想看到美元兑黄金的贬值，保持美元坚挺是他们近十年来一直热衷追求的目标。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采纳了内部智囊团的建议，这个智囊团包括总统首席预算顾问乔治·舒尔茨和当时的财政部政策小组成员保罗·沃克尔和杰克·贝内特，后者后来担任埃克森公司的董事。一件影响全世界的事件就发生在那个平静而充满阳光的8月里，美国总统正式宣布中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世界完全变成没有黄金储备支持的美元本位，此举单方面撕毁了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协定。国外的美元持有者从此不能用其持有的美元兑换美国的黄金储备。
  同年12月，美国在华盛顿与主要欧洲国家、日本等国进行对话。对话中，尼克松总统再次强调了其单方面的行动，对话得到了一点少得可怜的妥协，即所谓的史密森协定。尼克松的夸大其词甚至超过了他的前任林登·约翰逊，在史密森协定谈判后，他宣布谈判是“世界历史上最具意义的货币协定的总结”。美国正式使美元兑换黄金的价格降低了8％，使得长久以来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比率提高到38美元兑换一盎司——刚刚达到她的盟国所要求贬值的程度。此协议同时也正式允许一系列的美元价格在2。25％的范围内波动，而不像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规定的1％的波动范围。
  随着向全世界的美元持有者宣布他们手中的美元将不能够兑换黄金，尼克松“推倒”了世界经济的“多米诺骨牌”，触发了一系列事件，给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动。仅在几星期之内，人们对史密森协议的信心开始崩溃。1968年，由于黄金问题和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则的执着，戴高乐对华盛顿的政策不予配合，进行了坚决的对抗，这虽然没有对重新安排国际货币系统形成足够的压力，但是却对华盛顿为掩盖美元出现的问题而制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计划造成了足够的破坏。中止美元兑换黄金和随之带来70年代初的国际“浮动汇率”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争取了一些时间而已。
  对美国来说，本来有一个非常好而且可行的方案，即把美元币值确定在一个更加现实的水平上。这一方案源自于法国，由戴高乐的前经济顾问雅克·鲁伊夫提出。他始终认为，美元应该定位于70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价位上，而不是美国政府坚持而又没有守住的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价位。鲁伊夫称，这样不仅可以缓解全世界的投机行为，还可以使不稳定的欧洲美元恢复平衡，而且不会使美国国内经济出现严重混乱。如果施行恰当，还可以给美国工业增长带来巨大动力，因为这样，以非美元计算，出口成本更低。美国的产业利益就会再一次成为国内金融政策圈的主流。但是，这个理由并没有被人们广泛接受。华尔街的理论是：哪怕是牺牲经济发展或美国繁荣，他们在金融领域的权力也不容许他人染指。
  黄金本身并没有多少内在的价值，只有一些工业用途。但从历史上看，由于其稀缺性，它扮演着价值标准的角色，根据这一标准，不同国家限制了黄金的交易条件并且以黄金为基础发行货币。当尼克松决定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后，他打开的是蓄洪闸，世界范围内史无前例的拉斯维加斯式投机狂欢开始了。1971年8月以后，长期的经济活动与固定汇率标准挂钩的情况发生了改变，世界贸易简直成了投机竞技场，博弈各种不同货币汇率浮动方向。
  尼克松战略的真正制定者来自极具影响力的伦敦金融界商业银行。1971年夏，从尼克松对布雷顿森林体系金本位制的拆解当中，西格蒙德·沃尔伯格先生、埃蒙·德·罗斯柴尔德、乔斯林·汉布罗等人看到了极其难得的机会。伦敦再一次成为世界金融的主要中心，而且又是靠“借来的钱”，只是这次借的是欧洲银行的美元。
  1971年8月以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主持下的美国政策重点是为了控制世界经济，而不是为了发展世界经济。美国的政策官员们开始自豪地称他们自己为“新马尔萨斯主义者”。20世纪7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而不是促进科技转移和工业增长开始占据优先地位，这是19世纪英国殖民思想的又一次回潮。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由于史密森协议缺乏有效的支撑基础，到1972年时，情况进一步恶化，大量的资本流动再一次使美元涌向日本和欧洲，直到1973年2月12日，尼克松总统不得不再次宣布将美元兑黄金的价格贬值10％，美元兑换联邦储备黄金的比价变为42。22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此价格一直维持到今天。
  这就意味着世界上所有主要货币开始了所谓的“有控制的浮动”过程。1973年2～3月，美元兑德国马克的汇率再次贬值40美分。自此，货币开始陷入永不停歇的变动之中，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但是这一次，为了从失去金融支柱的毁灭性打击中赢得上风，纽约、华盛顿和伦敦的战略家们准备采取非常手段抢占先机。
  【一次不寻常的会议】
  尼克松1971年8月15日的美元战略背后的构想，直到两年多以后的1973年10月才浮出水面，甚至在那时，也只有少数内部人士才了解其间的联系。1971年8月，伦敦－纽约的金融集团不再把美元作为货币本位，目的是为了争取宝贵的时间，而内部政策人士则在同时准备大胆的新货币构架——一些人更喜欢把它称为“范式转换”。英美金融机构中某些有影响力的人士已经制定了再次制造强势美元的计划，这也是为了增强自身在世界上的相对政治实力，但恰恰在此时，他们似乎也处于注定的失败之中。
  1973年5月，美元的急剧贬值依然持续，84位世界顶尖级金融和政界人士聚集在瑞典的索尔茨约巴登——瑞典银行业名门瓦伦堡家族的一个隐秘的海岛度假胜地。由伯恩哈德王子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组织的这次聚会上，美国与会者沃尔特·利维描绘了欧佩克（OPEC）石油收益即将出现四倍增长的“前景”。索尔茨约巴登秘密会议的目的，不是为了阻止可能产生的石油价格波动，而是为了操纵即将产生的石油美元洪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后来称之为“石油美元潮的再循环”过程。
  这位来自美国的发言人对大西洋－日本的能源政策阐释得十分清楚。在描述了未来世界石油需求将由少数几个中东产油国来供给的前景后，发言人预言：“石油进口成本将大幅度提高，石油消费国的贸易平衡将遭遇巨大困境。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家空前的外汇盈余积累将导致严重后果。”该发言人还补充道：“在石油出口国、石油进口国、石油生产国、国际石油公司的所在国以及石油生产和进口国的国家石油公司之间，政治、战略和权力关系的全面调整刚刚开始。”他随后预测，欧佩克的原油收益将提高四倍以上，上涨幅度正好和基辛格即将向伊朗国王提出的要求一样。
  1973年1月8日
  彼尔德伯格会议
  1973年5月10～13日索尔茨约巴登会议美国与会者名单
  （有20位美国与会者下榻索尔茨约巴登宾馆，不包括此记录的作者和我。有10位是会议指导委员会委员，因此有10个空缺名额。）
  以下人员有一个或两个推荐人——包括两种推荐并用。考虑到可能参加的与会者，我们必须记住让年轻人和女士参与会议的重要性。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也需要邀请一两位媒体或是工会领导人参与。
  美国政府——行政人员
  亨利·基辛格（备选：副国务卿拉什）
  乔治·舒尔茨（备选：唐纳·哈姆斯菲尔德，埃伯尔大使）
  詹姆斯·亚金斯（白宫及国务院能源专家）
  美国政府——国会人员
  参议员约翰·陶尔（备选：参议员布鲁克或帕西和参议员斯科特）
  参议员杰克逊（备选：参议员蒙代尔或普罗克斯米尔）
  众议员约翰·卡尔福
  媒体人士其他
  唐纳德·库克格拉汉姆·艾利森
  奥斯本·艾略特罗伯特·亨特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罗伯特·鲍伊
  安德鲁·海克尔罗伦特·安德森
  （凯瑟琳·格雷厄姆）林肯将军州鲍登学院系主任罗宾森
  哈克斯·弗兰克尔哈维·布鲁克斯
  弗罗拉·刘易斯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汤姆·威克尔威廉·邦迪
  罗伯特·谢策尔卡罗尔·威尔逊
  米丽娅姆·坎普斯斯坦利·霍夫曼
  帕特莉西亚·哈里斯
  改善能源进口国之间关系的任务应当从欧洲、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磋商开始。这三个地区代表了世界60％的能源消费，而且她们的能源产品贸易总量在世界上占更大的比例，因为世界上80％的能源产品都出口到这三个地区。
  合作的另外两个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对世界的责任。首先，不管是能源危机还是能源增长都可能不可挽回地危及自身本来就没有多少资源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其次，石油生产国对金融资源的滥用或控制不严完全有可能使世界货币体系无序化并遭到破坏。
  合作的总则和限制：在欧共体有一个非官方的共识，那就是欧洲乐意与美国和日本开展能源合作，主要是解决进口国之间的恶意抬价……
  石油进口的成本将大幅度提高，暗示了石油消费国家的贸易平衡将遭遇困境。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家空前的外汇盈余积累将导致严重后果。
  在石油出口国、石油进口国、石油生产国、国际石油公司的所在国以及生产和进口石油的国家石油公司之间，政治、战略和权力关系的全面调整刚刚起步。
  两段摘自1973年5月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在瑞典索尔茨约巴登会议中的机密协议。请注意会议讨论了“石油生产国对金融资源的滥用或控制不力完全有可能使世界货币体系无序化并遭到破坏”的危险。第二段摘录谈及“从中东进口石油的巨大增长。进口的成本将大幅度提高。”稍后在讨论中公布的数字预示了欧佩克原油价格将近四倍的增长。
  1973年5月参加索尔茨约巴登会议的有：大西洋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的罗伯特·安德森，BP公司董事长格林希尔勋爵，欧洲债券创始人、瓦伦堡集团的埃里克·洛尔先生，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乔治·波尔（大约10年前，作为美国国务卿助理，波尔要求他的银行家朋友西格蒙德·瓦伦堡开发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大卫·洛克菲勒，后来即将成为卡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意大利人吉安尼·阿涅利和德国人奥托·沃尔夫·冯·阿梅罗根等。亨利·基辛格也是彼尔德伯格会议的常客，1973笔者得到了这次会议正式讨论的原始记录。通常这是保密的，但文件是从巴黎的一个旧书商那里买来，很明显来自于某个成员的图书馆。2000年9月，在一次私人谈话中，扎基·亚马尼王子向作者谈到了1974年初他与伊朗国王的会谈。当时，根据沙特国王的指令，亚马尼问伊朗国王：为什么伊朗要求欧佩克作如此大的价格调整，国王回答说：“对这个问题，我建议你去华盛顿问亨利·基辛格博士。”1973年彼尔德伯格会议的日程是由罗伯特·墨菲准备的。1922年时他是美国驻慕尼黑领事，第一次见到阿道夫·希特勒，就立即向华盛顿的上司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墨菲后来作为政治顾问推动形成了战后的对德政策。在索尔茨约巴登提交了能源报告的瓦特·利维，与“七姊妹”石油公司有着密切的联系。1948年，作为马歇尔经济合作计划管理办公室的石油经济学家，利维极力阻止政府对石油公司的定价进行调查。
  与会者名单
  主席：H　R　H　荷兰王子殿下
  欧洲荣誉秘书长：恩斯特·范德伯格
  美国荣誉秘书长：约瑟夫·约翰逊
  荣誉财务官：弗里茨·卡斯滕
  乔瓦尼·阿涅利　意大利
  罗伯特·安德森　美国
  乔治·波尔　美国
  威尔弗德·鲍姆加特纳　法国
  弗雷德里克·贝内特　英国
  塞拉哈丁·贝亚兹特　土耳其
  努里·伯奇　土耳其
  埃尔林·比吉奥　丹麦
  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