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首次单独操作演出，而且下了这么大的赌注，我一点不敢怠慢，每天到场监督排练。节目不过关，整个节目的人排到过关为止，个人不过关，个人留下练过关。我常常守到半夜才走，宜佳等模特见我来真的了，谁也不敢跟编导有半句怨言。前三场演出时间很紧凑，前后只有十天。随着第一场演出顺利完成，我才感觉不过如此，自己完全胜任。后面的排练我还是到场，不单是监督了，也加入到模特当中，准备下一场上台过把瘾。
  这天，晚上就要演出，我和几个男模在排练厅试服装，宜佳嘟着小嘴站在门边叫：“雷哥，张老师叫你，在他琴房。”说完，向我吐舌头。看她一付刚挨骂的模样，我也忐忑不安。
  张老师是学习班的主管，六十多岁了，退休前是全省艺术教育的泰斗，肖露露请到他那天，高兴得把所有家务都做完。这老头不具体上课，不过学习班聘请的老师，一半是他的学生。我认为他最厉害的是辅导艺术类高考，当年如果得到他的辅导，我考上一所知名的艺术院校十拿九稳。去年，经他辅导几个月的两名学生，考上了北京和上海的音乐学院。我们的学习班。因此名声大燥。要不是地皮升值太快，肖露露的计划把学习班办成一所私立艺术学校，即使是专注房地产后，她也没有放弃这个计划。有本事的人，性情与众不同，这老头也很古怪，有双刀子一样的眼睛，常常不说话，半天盯着你，让你心里发毛。他不管模特，宜佳这些模特，照样怕他，比过怕退休的女狱警管理员。
  “张老师，你找我？”我也越来越怕见这个老头，培训中心已经成了他的地盘，不为了模特演出，我是尽量少来这里，来了也避免和他见面。
  张老师对我的到来视而不见，背手站在他的琴房门外，仰头看对面楼上的练功房，那里模特在排练，不时传出音乐声和编导的吆喝声、模特的嬉笑声。
  “雷老板，我们可以上课了吗？”张老师一句话就让我无地自容。他以前叫我小雷。我咳嗽一声说：“张老师，你、你别这样叫我，我、我……啊，出什么事了？”张老师还是不看我，双臂像大鸟张翅一样挥动，嘴巴发出怪叫：“你有眼睛吗？你有耳朵吗，你有父母吗？”这三个简单的问题我不敢答，他接叫：“你有眼睛，看不见满院子是不想穿衣服的女人吗？你有耳朵，听不见乌烟瘴气的音乐整天响吗？你有父母，不知道我的学生都是有父母的吗？啊，收了学费，你雷老板就不用管了。可是，我张老头要管，张老头要对得起所有学生的父母！要保护所有学生的眼睛和耳朵！”
  我下楼就想到他可能是为这个生气，近日来，模特排练的确太吵，我说：“你、你先别生气，张老师，是我的错，我、我一定安排好，尽量不影响你，从今往后，我……”张老师打断道：“怎么安排是你的事，用不着跟我商量。”说完，进琴房关上门。
  我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想敲门又不敢，宜佳在楼上兴灾乐祸，向我做鬼脸。想来想去，我还是立即停止排练，编导等人反对我也不管。好在，晚上的演出没有搞砸。这以后，我把排练时间，调整到学习班少课或没课的下午和晚上。张老师不再找我怪叫，不过，每次见面我叫他。他也不予理睬。
  一个月时间里，我带领模特们演出了十三场，收入开支抵消，只赚了一千块。比我预计的好，我原以为亏损无法避免。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拥有了十几个越来越专业的模特，包括我自己。同时，我还打造出一支训练模特的团队。下一步，我给宜佳、苏柳、李梅报名参加全国比赛的省级选拔赛，力争打出整体知名度。有了知名度，演出价位自然上抬，想不赚都难。这是肖露露计划要做，没有坚持做下去的事。
  “雷哥，演出公司问，你什么时候去他们那里一趟，是歌星演唱会的彩排。”宜佳成了我的秘书，联系客户由他负责。
  我看表说：“今天没时间了，我马上要去接飞机，你肖姐回来了。”关掉电脑，从大班椅站起。现在，我慢慢习惯坐这张椅子了。
  “肖姐回来了？”宜佳皱起眉头，“那你以后还管不管我们啊？”那神情像不愿意肖露露回来。我边离开边逗她道：“难说，我在你们身上投资那么大，公司挣不了几个钱，说不定明天我被炒鱿鱼了！”她还真的面露忧色。
  从办公室下楼，出电梯就碰上玉米子。这小子成了名副其实的义工，我们每次演出，他又提供车辆，又当司机，偶尔还免费送上茶水宵夜，宜佳她们知道他有钱，经常要他请客。当然，他醉翁之意在李梅。白天我看得紧，晚上又特别交待女狱警留意，他一直找不到机会向李梅下手。但还是锲而不舍，我差点让他感动。
  “山哥，这几天没演出，晚上去蹦迪怎么样？”玉米子跟在我屁股后走出大楼。我说：“好啊，就我们俩去随时奉陪。”他立即苦脸说：“喂，山哥，这一回我是玩真的，要我说多少次你才信？为了李梅，我一个月不上女人了？”我一点不妥协：“你十年不上女人，再找李梅吧？”
  他大叫：“我靠！你就这样对待兄弟呀？他妈的，你自己有老婆，不许别人找老婆呀？”他没见过肖露露，肯定是听李梅讲过。我坐进车里说：“别人找老婆关我屁事，你找老婆？你还用找老婆吗？”说完开动车，他恼怒地在我车上踢了一脚。
  去机场路上，我心里也不痛快，不是为玉米子，可能是刚才宜佳对肖露露回来反应感染了我。似乎我也不大喜欢她回来，可是，每天晚上我都想她，有时演出结束很晚，照样打电话把她吵醒，听到她的声音才能入睡。
  “以为你找资金，顺便把自己嫁进豪门了呢？”
  看见肖露露，我什么不痛快都烟消云散。这是两年多来，我们分开时间最长的一次。她也不顾人多眼杂，动情地给了我一个拥抱说：“真没志气，过不了多久，你自己就是豪门。”她的话不是玩笑，回来前，我已经知道她找到了资金，她的意思，已经走上富豪之路了。
  同一班飞机回来还有肖露露的母亲和后父，以及几个香港合作方的代表。路阿姨善解人意，知道久别多日，年轻人少不了卿卿我我，借口我的车太小，和其他人坐的士。遗憾的是，肖露露没有领她母亲的情，上了车，不失时机讲解我立即要扮演的角色。这一次的角色有两个，一个演给她母亲和后父看，一个演给合作方代表看。
  我以主人的身份设宴款待这些贵宾，社交经验我十分欠缺，肖露露来不及给我交待注意事项，上桌时她比我还紧张，幸好我会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几个香港人包括她后父，对我好感倍增。
  吃过饭，接下来是私下的家庭会议，我更愿意称之为董事会议。因为，谈的都不是家务。首先是签署露蕾公司股份转让的正式文件，这一过程进行的相当缓慢，不过谁也不说话，路阿姨签名前，像是不放心，又仔细看了一遍，关键之处还念出声来。为这一文件的达成，肖露露说，和路阿姨又在吵了几架，在香港期间，她每天给我电话，我演出再忙再累也耐心听她传达，其实她不传达，我也绝无异议。只是轮到我签名时，我还是做出郑重的样子，尽管文件内容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完成这件严肃的事情，立即开始对房地产引资的讨论，从机场回来的路上，肖露露已经把我要扮演的角色交待清楚，我虽然兴趣不大，但至少也算这个项目的半个参与者，我不怕发表意见，她母亲和后父看不出我一窍不通。
  “我不大赞成马上开发。”我对角色吃得很透，“目前地价上升势头正猛，如果马上开发，合作方将大占便宜，不妨跟他签个意向。我们不急，让他们急，等到他们不耐烦，开出更好的条件，再签具体的合作协议。”肖露露认为，这种反对意见，由我开口才有说服力。我讲话时，她故意离开接听手机。
  路阿姨果然点头赞成：“能这样当然好，但我们至少有个借口，嗯，就说手续没办完，好不好？”我微微摇头说：“那样好是好，就是太明显让对方知道是有意拖延了。干脆实话实说，里面有所学校，搬迁需要时间，至少一个学期。”
  路阿姨拍手叫道：“好，这个主意好！还能算上一笔搬迁费。”她的香港先生少言寡语，一付老谋深算的样子。
  这时，肖露露接电话回来，突然怒气冲冲大叫：“你怎么搞的？张老师把学习班的老师全部带走了！我一直交待你千万别惹他。你另外找地方排练不行吗？现在好了，学习班办不下去了，还得给学生退学费！唉，真是的，我才离开一月，你就……”
  我无所适从，她已经脱离商量好的角色，回到现实。路阿姨两人面面相觑，不知道我们闹什么别扭。我十分尴尬，像演戏演串帮，又像给人当众扒光了。
  “我、我出去抽支烟。”我出了门就跑，我知道肖露露会跟出来，特意躲开她。
  这是在一家宾馆里，我下了楼，车也不开，打的去了一间酒吧，肖露露一直打我手机，我不接。叫来玉米子跟我一块喝酒，喝到高兴时，我亲自带他去把李梅接出来，这一晚，我睡在玉米子家。
  23、
  “为什么到西部去任教？这个问题，恐怕你被问过多次了，不过，我还是想以这个问题开头，你喜欢西部？”
  “不，不，我不喜欢，甚至可以说非常讨厌。你喜欢生活在解放前的农村吗，或者清朝的？我去那儿的原因很简单，我讨厌的地方，我总是尝试改变它。”
  “你改变了吗？”
  “我尽力而为。”
  “你主动到贫困地区任教，让人想到教育兴国，我可以你是一个爱国者吗？”
  “现在爱国似乎不吃香了，反其道而行好象更受推崇。”
  “互联网上有个热门词语，叫愤青，你一定听说过，你在意别人叫你爱国愤青吗？”
  “最好不要这么叫，和平时期，没有必要为每个人打上政治标签。我记得王尔德说过，爱国主义是邪恶的美德。”
  我在接受一家香港电视台采访，麦守田说，为了帮助我慢慢进入角色，特意挑一段剧情最简单的开机。的确是简单，一问一答，就像在底下对台词一样。老实说，我对这个主角还没吃透，现实中，我相信不会有这样工于心计的人，而且，他的矛头是指向自己的父亲。我没有任何生活底蕴可挖，接触过的人，像高干子弟的只有玉米子，这小子只知道玩，哪有什么心计？准确地说他是个富家子弟。如果我老爹是个腐败的高干……我老爹不可能成为高干，更不用说腐败了，这种假设我也做不来。好在开拍以后，麦守田一直给我做OK的手势。
  “我们到外面走走好吗，边走边聊？”扮演女主持的是麦守田的二奶阿飞，据说她真的做过电视台主持。我望向聚光灯，夸张地擦了一把汗说：“谢谢，再继续下去，感觉像被拷问了。”
  拍摄的人有七八个之多，加上器材，同时搭乘一部电梯显得很拥挤，不过，我们这些人走到哪都气势非凡，还真像某个电视台的采访组。
  下到一楼金碧辉煌的大堂，阿飞问：“是不是反差很大？西部贫困山区，五星级酒店。”我不动声色地说：“北京有好几家酒店比这儿更奢华。”这里是博鳌的一家五星级酒店。
  阿飞又打量我身上的新式西装，挑衅地说：“据我所知，你当老师的工资不高？”我说：“对，我的工资只够买一双普通皮鞋，不过，我写一千字能卖五百块，一般情况下，我一个月能写一万字。”
  酒店有个小花园，采访地点转移到花园的凉亭中。五星级酒店的住客大概自恃身份，没有什么人围观，好奇的也只是远远望上一眼，花园里最后只剩下我们这一伙人。
  “在西部这三年时间里，你做了许多事，当地群众认为，你最了不起的，就是集资为十所小学建了新的教学楼。我们去看过，的确非常结实，也非常漂亮，你认为自己了不起吗？”阿飞的肢体语言很专业，手托下巴，一根手指自然地搁在嘴角边，用一付非常有智慧表情端详我，似乎能看透我的心。这样一本正经的女人，谁会想到她是个二奶？
  “我不认为我了不起，安全的教学场所，是孩子们应该得到的。我所做的一切，如果放在沿海地区，根本算不了什么。在那个地方，时间停滞不前，甚至在向后退，我只是个送钟人，我给他们带去一只准确的钟，让那儿的人知道，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这段台词，我陈述得相当生涩，以为麦守田要叫停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