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50年代中期的时候，福克纳已经确立了美国小说领袖的地位。他在世界巡回演讲之后，对于自己的公共角色变得比较适应，并且发现自己很喜欢来自年轻读者的关注。因此他在1956年接受了弗吉尼亚大学的邀请，尝试作为其访问作家。他的工作并不复杂。他要做的只是让自己在特定的时候可以让学生接近，并且给他们开出要读的书目来。
  夏洛茨维尔对福克纳最大的吸引力在于他的女儿吉尔和女婿保罗·夏默在那里，他还有了一个外孙，这也是件大喜事。所以他和大学保持了愉快的关系（虽然是附带的）。他经常回学校和学生见面，和他们一起诵读和讨论，并且加入大学的生活。在一个值得注意的场合，他大声朗读自己的作品《老年人》，并且回答由学生和教员们组成的观众的提问。当被问到南部的种族问题的时候，他回答说：“我也同样感受到陈旧的根植于人们的偏见。但是当白人被这种偏见驱使，去做他们所做的事情时，我想整个黑人都是在嘲笑他的。”在这样的场合，福克纳似乎为有着诚实思想的艺术家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愿意去面对自己的局限。
  在1960年以前，大学和学院为作家提供住处是非常罕见的。很多20世纪的著名作家——艾略特、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约翰·斯坦贝克、华莱士·史蒂文斯和其他人——都很少和学校设施有什么关系。他们经常刻意去避免这些，好像担心自己的时间或者创作才能会被学院侵蚀一样。在那个时代的作家中间，罗伯特·弗罗斯特是个值得注意的特例。从他1917年第一脚走进阿默斯特校园起，到他1963年去世，他是密歇根的阿默斯特大学、哈佛、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校和米德伯理学院的熟客。有趣的是，他和福克纳一样，认为自己是自学成才的。他在达特茅斯学习了很短时间，然后在哈佛呆了差不多两年，但是他从未毕业，直到他进入中年，才和学院言归于好。
  在某些方面，福克纳在弗吉尼亚大学的成功很好地促进了其他一些机构邀请作家加入到他们中间的行动。从60年代开始，作家已经是校园的常客，很多关于写作的课程由具有作家身份的教授来授课。过去的四五十年里，在美国有很广泛的机会接受更高等教育，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作家不大可能会在学院出现，或者从事教学。这也就是说，那些构成福克纳的小说和故事特征的东西可能只属于过去，因为现在的读者期待的是符合“受过教育”的标准的写作模式。这种明显的趋势，可能会损害某类创作。当代作品显然被同类因素所困扰，哪怕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也有些例外，比如托尼·莫里森和卡麦克·麦卡锡，将自己的作品中新意的某些东西归功于阅读福克纳）。
  应该注意到福克纳并没有实际进行过教学（不像弗罗斯特和今天学院里的很多作家）。他的思想在很多年里都是混乱的，他的阅读也从来不是系统的。他所有的天才只体现在书页上——他的小说里，这是他可以很轻易地接近大量非意识的地方。他似乎是为整个地区写作，并将这个地区写进世界。他将他的“小邮票”上位于密西西比、他自己称作“雅克热卜菲娅”的小小的县变成了一个神秘的地区，并有了世界的意义。但是，他的任何著作都极少和学院教育有关。
  当福克纳从密西西比大学退学之前，无聊地坐在教室里的时候，他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朝一日他会被这么多人研究、分析和深入地讲授。同样，作为一个年轻的作家，他也从来没有想到他的小说会在学院中拥有如此长期的、对他含有感激之情的读者。
  ２００５年法国文坛概览
  胡小跃
  2005年的法国文坛，似乎仍将延续些前几年的平淡和平静，虽然书出得依然多，甚至越来越多（秋季书潮三个月中出版的小说数量已达663种，超过了2004年），但文坛显然缺乏兴奋剂和强心剂，没有热点，看不到亮点。本来，这一年有几件大事可以掀起热潮，如著名科幻作家凡尔纳去世100周年，萨特诞辰100周年、逝世25周年等，但法国文坛的反应却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热烈，尤其是对于萨特，国外的纪念反而比法国隆重，看来，萨特的时代真的已经过去。克洛德·西蒙的去世也是如此，这位给法国争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殊荣，与罗布…格里耶同为“新小说”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世纪作家”，走得有点凄凉，那种万人空巷泪送别的情景也许再与文学无关。倒是大仲马被遗忘的最后一部小说《德·圣埃尔米纳骑士》的发现让法国人惊喜了一阵，但也仅仅是“一阵”。年年走红的畅销书作家阿梅丽·诺冬今年也救不了场了，她的新著《硫磺》虽然畅销依旧，但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已现疲态。
  然而，我们杞人忧天了，或者说法国文坛来了救星：沉默了4年的乌勒贝克2005年又席卷而来，引发了文坛“地震”。他的每次出现都遮天蔽日，弄得其他作家黯然失色，他的作品所带来的那种观念上的突破和思想上的冲击往往都像炸弹一样，在平静的文坛炸出巨大的漩涡。许多人受不了了，对他惊世骇俗的小说大加指责，但喝彩的人和骂他的人同样多，于是论争纷起，唾沫横飞，争论的焦点远远超出了文学，因为乌勒贝克把政治、宗教、科学、社会和道德统统纠缠在了一起，从而引起了全民阅读和全民轰动。这正是乌勒贝克的高明之处，也是“乌勒贝克风暴”的根源。幸亏乌勒贝克每三四年才出来一次，否则其他作家就惨了，因为他总是抢尽风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法国文坛没有新闻，除了关于乌勒贝克的新闻——所有的传媒都在谈论他。一些体育爱好者甚至心有余悸：幸亏乌勒贝克的出现没有与世界杯同步，否则，他们的观赏将大受影响。
  乌勒贝克的新著叫《一座岛屿的可能性》，和当年的《基本粒子》一样，写的仍是克隆人和新人类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达尼埃尔得了600万欧元，过着奢侈的生活，但内心痛苦。他有个儿子，可极难见到；他娶了一个美女记者伊莎贝尔，过了几年幸福生活，但天长日久，双方都感到了厌倦，只好离婚。快到50岁时，达尼埃尔邂逅了一位刚满20岁的西班牙女子埃斯泰尔，重新开始了幸福的爱情生活和性生活。这是小说的一部分内容；后来，达尼埃尔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坚信克隆能使人永生的秘教组织，并按该组织的规定提供了一份DNA样本和一篇“人生自述”，以便日后制造他的克隆体后代，也就是新人类。1。2万年后，大地干旱，人迹稀少，纽约、马德里等名城都被核武器毁灭了，而达尼埃尔的克隆体也已经编到24号和25号，这些新人类经过一代代的克隆之后，渐渐失去了人的特征，不会哭，也不会笑，没有感情，于是达尼埃尔25号的女朋友玛丽23号就去寻找幸存的野人，因为只有那些野人身上还保留着人类的特征。这是小说的另一部分内容。两部分内容互相穿插和对比，达尼埃尔1号和24－25号轮番跳跃，构成了小说的整体。作者一方面揭示了当代人的自私、自恋和自毁，指出这种悲观和消极将导致道德的堕落和文明的毁灭，另一方面，他主张通过科学来拯救人类和社会。小说以科幻的形式探讨了当今社会的敏感话题，强调科学的力量，挑战传统观念和道德习俗，想像奇特，观点激进，文字大胆，表现手法新颖，所以引起了读者的巨大兴趣，法国舆论赞扬乌勒贝克是“杰出的社会观察者”。
  《一座岛屿的可能性》尚未在法国出版就有20多个国家购买了版权，在秋季又同时入围许多文学大奖，获龚古尔奖的呼声极高，大家都以为他胜券在握，但它最后还是与法国最大的这个文学奖再次失之交臂，只得了一个比较不重要的联合奖。其实这并不奇怪，他树敌太多，响声太大，销量太高，在法国文坛，这些都是影响获大奖的因素。
  便宜了魏尔甘斯。这位年年说要出新书但年年食言的小说家几乎已成了文坛的笑柄，2005年，经过5年的磨难，这本叫做《在母亲家的三天》的小说终于出版了，也入围了龚古尔奖候选名单。谁都以为它只是陪衬，包括他自己，因为他面对是乌勒贝克和图森，况且，他也觉得这部硬逼出来的小说写得还没有他当年的《弗兰兹和弗朗索瓦》好，所以，龚古尔奖揭晓那天，当乌勒贝克的出版商已提前一天在宣布评奖结果的酒店预定了房间，准备大肆庆祝时，韦耶根却在家里睡大觉。韦耶根得龚古尔奖是和乌勒贝克没有得龚古尔奖同样大的新闻，它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左右着法国当代文学创作和出版的那几大文学奖。
  如果没有乌勒贝克，让…菲利普·图森将无疑是2005年法国文坛上最耀眼的一颗明星。图森是比利时人，在法语国家很出名，写过《浴室》、《先生》、《照相机》等小说，我国都已经有中译本。2004年，他写了一本书名吓人的小说《做爱》，故事发生在日本，时间是冬天。他的新著《逃跑》故事发生在中国，时间是夏天，两本书构成了图森的“亚洲姐妹篇”，不知他以后是否会写成三部曲。
  《逃跑》讲述的是一个让人不安而神秘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我”替朋友带了一笔巨款来到上海，一下飞机，他的生意伙伴张祥子就给了他一个手机。是想监视他，还是准备不分日夜随时叫他？他不喜欢电话，总觉得电话与死亡的关系太密切。他把手机塞到包里，没有再理睬。他很快就认识了温柔可人的李琪，李琪要他陪她坐火车去北京。为什么要拒绝这么愉快的旅行呢？但他很不高兴地发现张祥子也在车上。晚上，他和李琪成功地甩掉了张祥子，躲到了卧铺车厢的厕所里。他们终于可以温柔了，但正当他们开始宽衣时，手机响了。肯定是那个讨厌的张祥子。然而，打来的电话的却是他的雇员玛丽，他曾爱过玛丽，现在还爱她。玛丽从巴黎打来电话说，她父亲去世了，马上要安葬在他所生活的厄尔巴岛。手机起了作用，缠绵中断了。“我”匆匆飞往意大利去参加玛丽父亲的葬礼。到了厄尔巴岛，他用手机打电话找玛丽，一个嗲嗲的声音回答说现在不能跟他说话，与此同时，话筒里传来了缓慢而忧郁的钟声。丧钟为谁而鸣？
  《逃跑》是图森的第7部小说，被认为是“一部爱情和历险小说，一部梦幻般的小说”，人物的态度很怪，行为难以解释，留下了许多谜团。“我”一到上海就糊涂了，受人支配，不知道去哪，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在晚上带着李琪在北京骑摩托，让警察追得满街跑；玛丽并不精通骑术，却在厄尔巴岛骑着马走到灵车前面。为什么？“我”不知道，读者也不知道。书中的“我”总是处于运动当中，乘飞机、坐火车、开摩托、骑马、甚至游泳，来来回回，浑身汗臭，相遇、失约、等待、消失、跟踪。他永远在逃跑。他在寻找什么？不知道。《逃跑》被认为是今年法国最好的小说之一，得到了各方面的肯定和好评，并获得了美第契奖。
  提起文学大奖，不能不提2005年的勒诺多奖得主尼娜·布拉乌伊。布拉乌伊的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阿尔及利亚人。她24岁出版处女作《被禁止的女偷窥者》，并获得了当年的联合文学奖，引起公众关注。随后她又写了不少小说，如《地震那天》、《假小子》、《幸福生活》等。布拉乌伊的小说贯穿着一个主题，那就是两种文化和两种性别（她年轻时一直被当作假小子）的冲突，她一方面揭示这种冲突在内心造成的痛苦和迷茫，另一方面也通过种种生活场景展示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如青春期的困惑、流行歌曲的盛行、艾滋病的兴起。她的获奖小说《压抑》写的同样是这种文化冲突和内心分裂。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女作家，三年来，她每周都去C医生那里做一次心理治疗，“每次治疗，我都觉得给了他一本书，书中写的总是结识、分离、相遇；每次治疗，我都创造和重新创造爱情大厦。我的《压抑》就是这种关于心理治疗的书……是关于我的家庭、朋友、歌手的故事，是我的两个故乡的故事。”法国舆论界对这本书的评价很高，觉得“这是布拉乌伊最有希望、最成熟的书”，著名作家勒克莱齐奥也对她也赞不绝口，说“她的创作前途非常光明。这是一部出自内心的、极为真实、十分贴近生活的小说，而且非常真诚”。
  雷吉·若弗莱被认为是法国目前“最有才华的黑色幽默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虽然主题灰暗，但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