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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妈妈说：程嫂实在是一个苦命人，从小失去爹娘，在长征路上吃了那么多的苦，受了那么罪，落如马匪的虎口后又遭到了残踏蹂躏，被卖到武威西乡的一个地主家做了小老婆，地主老头对她有些宠爱，但好景不长。后又被地痞流氓告发抓进了监狱，对她进行严刑拷打，逼她交待西路军失散人员的下落，她一概不知，黑狗们又起了坏心，向地主老头进行勒索，地主老头花了不少银元把她赎回，还花钱安抚了当地的痞流氓。解放前夕，地主老头家有一个姓程的长工和程嫂暗中相好，和平解放新疆的大军路经河西时，程嫂看到了希望，和这位长工私奔，土改时回到了老程的家乡，一直在农村生活。文革前政府对他们还有些微薄的抚恤，现在说他们是叛徒，老余和她的抚恤金也停发了，老余还有个剃头的手艺，每天能见到几毛钱，可程嫂就苦了，别说找不到油盐酱醋钱，每年生产队分的那些粮食连肚子也填不饱。
  听了姚妈妈讲的女红军的故事，感到被书本上讲的亲切生动，强化了我的好奇心，真想见见这位有着传奇色彩女中人物。我对姚妈说，明天是星期天，也许她们都在家，我去一趟。姚妈妈说要不要我陪你去。我说路那么远，你又不会骑自行车，就不劳累你老人家了。姚妈妈又指着我的同学说，要不让他陪你去。我的同学说，实在很抱歉，我已经买好了明天的车票回单位上班。姚妈妈说那你就自己去吧，到人家要有礼行，回来把你们相面的情况向我说说。
  第二天我单人单车来到城西六十里外的一个村庄，两间昏暗破旧的土坯房就是女红军的家，五十开外的老程正在门口用芨芨编织席子，村妇模样的女红军在旁边掐芨芨草上的叶子，四只长满老茧的手被春寒的北风吹得发红。自我介绍了来意，女红军见我手中提着礼物，起身把礼物接过去放到屋里，顺便拿出一个小凳子让我也坐在门口。老程先拉开了话题，问我家里在那里，家里有谁，多大岁数，在那里工作，每月挣多少钱等等，我一一作答。问完这些，女红军起身走了，不一会儿和她的姑娘来到了门口，姑娘见到我有些羞涩，一句话没有说撅着嘴走进屋里坐在炕头上。女红军开口说，农村娃没有见过世面，不会问人，你不要见怪，我们说的我们的，让她在屋里听着就行了。此时我也不知道话从何说起，和人家头一次见面，况且姑娘还有一中别扭情绪，想来想去把话题引向了红军长征：我听姚妈妈说：“你参加过长征”；女红军说：“是参加过长征，但现在却说我们这些人是叛徒，过去的事了，说那些也没有啥用。”我说：“不管他说啥，红军长征是伟大的壮举，是任何人抹不去的历史，没有红军长征就
  没有中国革命胜利，你讲讲让我们青年人受受教育。”，在我的鼓动下女红军讲述了她参加长征和在西路军中的经历。讲着讲着姑娘走出门外偎在她母亲的身旁聆听，其间姑娘偷偷地看了我几眼，我也看清了她的长相。女红军讲的除在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陷泥潭、吃草根树皮的情节外，基本的内容还是姚妈妈讲的那些。
  女红军讲完长征的故事；我看了一下表是下午四点钟，姑娘说她要赶到学校吃晚饭、上晚自习，说话间姑娘走进屋里，她的父母也随后跟着进去在屋里说话，话音很低，我也没有听清一句半句。不一会姑娘背着书包走出，也没有和我打招呼，急急忙忙地去赶通往城里的定点班车。姑娘走后，老程说：“外面冷，到屋里坐吧！”此时夕阳的余晖正好射向门口，昏暗的屋里有了光明，老程又和我拉起了家常，他有一男一女，儿子老大，女儿老二，为了给儿子说媳妇把家里都折腾光了；儿子婚后分家单另过了，现在家里只有三口人，供姑娘念书也很不容易；姑娘迟早是人家的人，姚嫂嫂作媒我很相信，也很相信你。接着把话拉上了正题，你俩都见面了，你从那么远的路上来，还是有诚心，既然来了，我们就把话说开，于是老程谈了他出嫁姑娘的条件：定婚时要三大件，飞鸽自行车、蝴蝶缝纫机、罗马手表，这些都是当时名牌，一般人很难买到，就是普通的红旗牌自行车也要凭工业卷购买，工业卷要攒上几年；定婚的礼金一千元；给他的全家，包括他儿子、媳妇和孙子每人一套的卡面料。次外，定婚后每月给他寄三十元钱，一直寄三年，三年后再和她的姑娘结婚。我听了他说这些条件，感到和买卖婚姻差不了多少，不同的是和她的姑娘见了一面和分期付款。我不好当面回答，只好说回去和家里商量商量。然后我就骑自行车返回，在离女红军家不远的路上看到她的姑娘在路旁等车，我下车对她说我捎你回学校，姑娘眉目略有舒展地说不用了，车就马上来了。这是我和姚妈介绍对像的最后一次面。
  路过城里，我直接去了姚妈妈家。姚妈妈当头问我怎么样，姑娘长的漂亮吧！你看上了吧？我说人的长相没有啥毛病，就是要价太高，我实在办不到。姚妈妈问我什么条件；我把姑娘父亲的话原本地向姚妈妈进行了汇报。姚妈妈说，虽说要破“四旧”，但农村娶儿嫁女的习惯还是破不掉，条件是高了些，不要紧，只要你把姑娘看上就行，条件问题我和她父母再谈。我也知道武威农村谈对象的习惯和条件，不少人家借出嫁姑娘的机会漫天要价，想添补家中的亏空，把外面工作的人当成摇钱树。我对姚妈妈说，再不用费心了，就此为止吧！姚妈妈听我态度坚决，又换了话题说，要不我给你介绍家在城里的怎样？我说我打算明后天就回去，那里的也不谈了，谢谢姚妈妈的关心。
  这天，姚妈妈留我在她家吃了晚饭，饭后我走了几个同学家，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第二天日高三竿我还没有起床，朦胧中听到窗外有人叫我的名字，起身后在纸窗外看到一个倩影，自以为在梦中，接着倩影又接连叫了我两声，我才恍然明白门外有人，我出门看到一位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楚楚动人的女子站在窗前，我问她是不是在叫我？她说姚妈妈让我来的，要你赶紧到她家去一趟，有事和你商量。我问什么事？她说你去就知道了。我说你先走，我洗把脸随后就到，那女子转身走了。我以为姚妈妈家出去了什么事，洗完脸什么东西也没吃赶到了姚妈妈家。姚妈妈见我满面笑容地说，你的婚缘就在武威，虽使我松了一口气，但有些丈二活尚摸不着头脑。姚妈妈接着说，刚才去叫你的那个姑娘是我院子里的邻居，在河西堡工作，昨晚我到她家串门，她正好回来，我打听到她还没有找下对象，就把你的情况向她本人和父母作了介绍，他们都同意和你谈，我怕你走了，就赶紧打发她去叫你。另则也是试试她对你有没有真心，她果然把你叫来了，一个女子去找一个从不相识的男子来谈对象，天下这样的事情少着呢，这不是婚缘是什么？另外，她的父亲是老大学生，你们老少都是知识分子肯定能谈到一起，这又是一种缘份，现在我就领你去见他们。
  姚妈妈住的是一个大杂院，里面住着十几户人家，基本上都是些小市民家庭、不少人家在住房门口搭起的小棚里做饭。唯有老大学生是干部家庭。我俩进门后看到老夫人坐在外间的沙发上，老大学生在里间的桌子旁低头看书，好像没有看到我们。老夫人起身相迎，同时说了一声“来了！”老大学生随之走出里间，让我们坐在沙发上，而后先拉开了话匣子，问我那个大学毕业、学的什么专业，具体干啥工作？然后自我介绍，他是解放前上的大专，学的是畜牧专业，一直高技术工作，和马牛羊打交道的时间最长，虽然也有些育种的经验和设想，但一直没有得到领导的支持，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受到了冲击，造反派把他当做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对待，现在也没有具体工作可干，不像那些受冷落的年轻技术人，他们没事干就在家里打家具，装矿石收音机，自己年纪大了，只有呆在家里看书学习消磨时间。我们的谈话一直没有拉上正题，姚妈妈有些着急，对老大学生说，先把正事谈谈，你说的这些以后还会有时间。老大学生向姚妈妈陪了一个笑脸，说，好！好！那就谈正事吧！其实我的条件不高，定婚后每月给我寄三十元钱直到结婚，把姑娘调到你的单位后再结婚，至于其它的事情和姑娘商量，由她说了算。姚妈妈以为条件确实不高，要我当面表态，我还是用了“回家商量商量”这个挡箭牌。我们谈话的中间姑娘始终中没有露面。
  当时的中国，两地分居的职工比比皆是，很多人都想结束这种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生活，谈何容易，何况每月三十元钱寄到把女方调到单位再结婚又不知道是何年何月，我当然不愿背上沉重的包袱乞求比登天还难的婚姻。于是又回绝了姚妈妈的好意。然而姚妈妈还是于心不忍还想给我介绍对象。第三天把所介绍的对象及父母领到了我家中，婶婶显得对他们十分热情，炒菜做饭招待他们，并且暗中对我说，人家的父母把姑娘领上门来谈亲，天下那有这样的好事，这个对象我给你作主，不成也得成，不然你就对不起姚妈妈。谈话中女方的父母提出了条件，定婚后也是每月给他们寄三十元钱至结婚，其它的事在定婚时再说。婶婶满口答应：“能成能成，好说好说”，姚妈妈接着说，这就对了，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儿子把媳妇说上，再也不听新关人说的那些闲言碎语了。婶婶的表态给姚妈妈和女方一家吃了定心丸。
  在送他们的路上，我发现姑娘的腿长，个子比我高，脖子很短。回家后我问婶婶，你发现哪个姑娘有什么毛病没有？婶婶说姑娘的长相仁眉仁眼，大大方方，我看没有什么毛病，在不要挑三捡四，乘人家的热火劲把事情定下来，我也就放心了。当我说出“她脖子短，背后看像乌龟一样缩着头”这句话时，婶婶有些
  生气地说，人家没嫌你少一个指头，你倒嫌人家。我知道婶婶时时刻刻牵挂着我的终身大事，盼媳妇快都盼疯了，只要是人家把姑娘愿意给我，什么也不会挑剔。其实我是厌烦这种明码标价的婚姻，接二连三没有和介绍的对象说上一句话，就由父母出面讨价还价，这那里是谈对象，而是像做买卖。我不能当面伤害婶婶的感情，使她再不愉快，过了两天在回厂路过姚妈妈家时，向她第三次拒绝了所介绍的婚姻。
  我回到海石湾，其他四人还没有回来，留驻的同学告诉我，你们走后三月十三日厂里又发生了武斗，不久实行了军管，厂部机构开始运转，这其间他去了人事部门，问询我们的工作安排，负责人告诉他你们都被安排在了学校。不几天其他的四人都回来了，他们五人对我进行责难，说他们上当了，是我出卖了他们。我也是有苦难言，而后我多次找哪个副主任来落实对我们的承诺，不见踪影，后来才听说，2　。12武斗后跑到东北去了，一直没有回来。
  不久学校派来了军代表恢复学校的秩序，接二连三的大学毕业生被安排在学校，当时有千余学生的学校就108　个教职员工，正好应了《水浒》中绿林好汉的人数。这些“绿林好汉”中有不少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他们中许多人感到所学非所用，就不断地要求调整他们到生产和科研单位发挥专长，曾多次和厂里的组织人事部门发生过纠纷。为了平息“绿林好汉”的“造反”行动，军代表召开了全校教职员工大会，对他们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却把他们的行为归咎于“汪锋的黑干将”，“修正主义”苗子《甘待生》的扇动，从此，这两条罪名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乘乘地在学校当起了老师。我们在学校安定下来后，那位副主任成了厂里的党委副书记，他来学校检查工作时，我向他提起了当时的承诺，他向我做了一番解释：当时我的表态是个人意见，不能代表组织，你们年轻，刚参加工作，不懂个人和组织是什么关系，个人必须服从组织。你们被安排在学校是组织决定，与我的承诺并不矛盾，如果我当时不表那个态，你们也不会被分到我们这个保密厂来。听说你们在学校的表现还不错，好好干吧！如果你们确实不想在学校工作，将来有机会我给你调整，这又是一个“承诺”。年轻人阅历很浅，常常容易上当受骗，这一次受骗的阴影至今在我心中，也是我想起毛泽东说的那句“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名言。
  这一年的七月中小学分家，我被分配到中学，中学教师大多数是西北人。随即学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