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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群众的检举揭发和他本人的交待，我基本上掌握了“赵元帅”曾经雇佣过长工、短工的名单，这些人大都在别的公社，我骑着自行车到远离下双的地方去寻找他们，进行调查取证。取证由本人自述，我作记录，内容是雇工的自然状况，其中包括姓名、性别、年龄、住址，阶级成分、何时雇佣、雇佣的期限和受雇时的待遇，有无打骂和虐待情况等。每份取证还要到证明人所在地的生产大队和公社进行旁证，这两处签署的意见大同小异，或曰“情况属实，仅供参考”。最后一个取证的是我了解到的“赵元帅”长期雇佣的唯一长工，家住在四坝公社北面的一个村庄。这里是一个鸡鸣三县的地方，邻近的永昌、民勤县的人家也能听到这里的狗吆，这个村庄临近戈壁沙漠，常常遭到风沙的侵袭，农民生活十分艰难。就在我返回的路上刮起了大风，沙尘飞扬，天昏地暗，在狂风的席卷下，我骑在着自行车上左右摇摆，有好几次被大风吹倒，一次还差点栽进路边的深沟，无奈之下，我只好推着自行车步履艰难的前行，来到大队和公社搞旁证。
  常听婶婶说，五八年从城里下放到四坝落户的大姑家生活十分困难。奶奶去世的那一年，大姑父脸上心酸的泪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从来没有去过被移居的大姑家，不知他们怎样熬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现在的情况又是怎样，时常惦念着他们，很想去见见他们。我在公社取证时打听到了大姑家所在的大队和生产队，头顶风沙来到了大姑家。
  我到大姑家，大姑和大姑父正收拾被风吹散的麦草，大姑抬头一眼就认出了我，她激动不已，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泪珠子往下流，拉着我的手，一边往屋里走，一边对大姑父说：“你说我没有娘家人，你睁开眼睛看看，这是我亲溜溜的侄儿子，他就是我的娘家人。”我听出大姑话里有话。进屋后大姑的公爹怀里抱着最小的孙子进来了，后面还跟着四个男孩，都光着屁股，其中一个是大姑的小叔子，和她的二儿子同龄，看上去有十来岁了，大姑的大儿子跟在最后，像撵羊群一样把小孩们推进了屋里。紧接着进来了三个女孩，两个是大姑的女儿，一个是大姑的小姑子，我算了一下，大姑家有十二口人吃饭，这么大的家，主要的劳动力就是大姑父和大姑，在那个靠工分吃饭的年代，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的确是很不容易。难怪大姑见了我眼泪汪汪，话里有话，他的心中有说不完的酸苦。
  大姑生了那么多的孩子，是落后的观念所致。然而“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宣传也导致了农村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现像。在武威，有“五朵金花“、“七仙女”的家庭，不生男孩绝不罢休，有“五虎上将”、“八大金刚”的人家，也还是再想要一个女孩。在我工作的生产队，前大队长的老婆生育能力很强，一年生一个小孩，接连生了十个男孩，还有孕在身，希望再得一个“千金”，如果在俄罗斯，这个妇女可称为母亲英雄，可享受优厚的待遇，在中国她不过是一个生育的机器，遭遇了太多的艰辛，已未老先衰，银色染鬓。一天晚上我到她家调查访问，小孩们成正比例的打对睡在炕上，这个妇女正在像摸葫芦头，数着小孩们的脑袋，查看那个没有回来，光溜的身子，真像是一窝小猪。前大队长和他的老婆还自豪的对我说，现在是困难点，长大了就是十块金砖。
  中国人落后的生育观念是多子多福，还希望儿女双全。大姑父和大姑生了四男三女，他俩一直像老黄牛拉着破车，乘载着儿女们劳累奔波，大姑父享年不到六十，因积劳成疾、离开了人世，也没有享受上多子的幸福，现在报刊上经常报料农村娶了媳妇忘了娘，弃养父母的怪事，大姑的儿子们还算有孝心，使她能有一口饭吃；但各自有家独立生活的儿女们，在大姑的看病求医问题上常常是你推我拖，意见不一。人心不古，“养儿防老”的传统美德，越来越受到冲击。从那时至今，时光过去了整整四十年，东巷队前大队长的儿子是不是都成了金砖，我不得而知，但前大队长在困难时期到工作队进村前一年在任，那个阶段下双饿死人的现像是全县有名，他家还是人丁兴旺，群众揭发他有严重的“四不清”问题，被大队工作组列如了重点清里对象。
  我在大姑家住了一夜，第二天风消雾散，天气晴朗，姑父上工时把我送了一段，我发现这里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种树，高高的白杨遮荫着村庄。在路过一个小树林时，姑父说小树林是他的自留地，他算过一笔帐，十年后这些小树长大成材，价值远远超过十年种粮食的总和，那时，这些树长成的材料足够他家盖一院新房，儿子们也一个个长大了，娶媳妇在住房问题上也就不发愁了。姑父的深谋远虑，使我对他更有一些敬意。我看到小树林里杂草丛生，就问姑父，杂草会不会影响小树林的生长，姑父说目前可能会有些，树越长越大，杂草也就渐渐难以存活。他又无意中说了一句“树底下活树难活，人底下活人好活”。我感到这句话有生活哲理，在回来的路上琢磨着这句话的含意。大树底下的小树得不到阳光的照射，难以存活，人底下的人有上面的人庇护，遮风挡雨，当然好活。从那时起我希望有给自己遮风挡雨的大树，然而还是悟性不够，再加上秉性耿直，对人对事直言不讳，更不会阿谀奉迎，却常常被人上面的人当作直木先伐，至今也不知想象中的那棵大树在何处。
  从四坝公社回来，我对“赵元帅”在解放前三年的剥削量进行了详细的核算，还不到百分之三十，把核算的结果和其它调查情况向大队工作组长进行了汇报。大队工作组长是一个很有资历的处级干部，他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经历过土改运动，谙熟农村的情况和党在农村的政策。他说：“补划阶级成份是这次运动的一个重点，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一定要按政策办事，群众的呼声虽高，但不能代替政策，要防止有人泄私愤、图报负，同时不能给群众泼冷水，还要进一步调查了解情况，深挖一下还有没有其它的剥削事实，如果剥削量达到了就尽快地写出报告。”他还说：队长向我多次过问过你对这个富裕中农的情况，对你队的工作非常重视，打算在你队高出一个补划阶级成份的突破口，你要抓紧工作。”按照大队工作组长的指示，我又在知情人中间了解情况，挖掘出“赵元帅”一些零打碎敲的剥削行为，如雇佣过奶妈、临时除草、浇水等帮工问题，这些问题也算出了一些剥削量，加在一起总的剥削量还是达不到百分之三十。
  在我调查取证的这段时间里，响起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毛主席语录每天都在报纸上发表，《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在广播里每天都能听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在全国掀起了新高潮。为赶上新的形势，工作队在全公社选择了几个生产队搞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试点，东巷队被选其中。一天上午工作队队长由大队工作组长等人陪同到我队调查了解情况，先在我的住处听取了我对“赵元帅”剥削情况的调查汇报，然后召集贫协小组成员和贫下中农开会，听取对“赵元帅”补划阶级成份的意见。会上贫协组长带头发言，突然冒出“赵元帅”同时雇佣过两个长工，大队工作组长和我听了感到十分惊愕，这与我们的汇报有很大的出入。队长对他的发言很感兴趣，追问他你知不知道同时雇佣过两个长工的姓名，他说：“知道，我就是其中之一。”接着贫协小组和贫下中农代表说：“赵元帅”借着他儿子的权势，耀武扬威，把贫下中农不放在眼里，就像旧社会的地主。一个贫协小组成员接着说：“给他戴个帽子就老实了。”散会后队长问我，刚才的汇报中怎么没有听到贫协组长说的这个情况。我说他是短工，最长的那年只有三个月，群众是这样反映，他自己也有证明。队长说那就向贫协组长取证，按漏划地主把报告写出来。
  下午队长和东巷队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进行座谈，一个思想激进的青年先背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写文章，不是绘花绣花，不能那样雅致，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紧接着把矛头指向了“赵元帅”，说他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让他的儿子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说他在开忆苦思甜会时表情阴阳怪气，仇恨贫下中农，说他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胡说毛主席也是人；这个青年的发言激起了其他几个青年的共鸣，有的揭发他用印有毛主席形象的报纸卷烟抽，有的揭发他把毛主席比作皇帝，当时最流行的歌曲之一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一个青年揭发他胡说“还是爹亲娘亲”。
  座谈结束时队长讲话，高度赞扬了东巷队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表现，说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紧跟形势，作到了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说他们阶级斗争觉悟很高，敢于和阶级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临走时队长对我说：“你队的阶级的斗争形势非常尖锐，这个富裕中农的现实表现非常反动，是当前重点整治的对象。还再次强调让我抓紧向贫协组长重新取证，尽快把报告写出来。”
  当时“四个伟大”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捍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可以说是熔化到了人们的血液中，有关对毛主席、毛主席著作的不同言论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一句话说错了就会引起人们的警觉，甚至被说成是现行反革命。座谈会上几个青年的发言，使在听的人有些震惊，对我来说震惊之下还有恐慌。之前，东巷队的青年给我反映过“赵元帅”的错误言论，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没有预料到青年们在这个特殊的时间和场合、集中火力，揭发出“赵元帅”这么多严重的问题，对我也是猛烈的一击，座谈会后我到轮饭的贫下中农家里吃饭时，碰上了“赵元帅”，顿时像遇到了不共戴天的敌人。
  然而，突现的阶级斗争觉悟不能武断敌友，也不能代替政策，我还必须按队长的指示重新调查取证。当晚我把贫协组长叫来，他一反初证，出据了当长工的证明。确认主证，还要搞三人以上的佐证，第二天我又向初证时的佐证人重新取证，他们语意君子一言，快马难追，都不愿再出证明。为了慎重和找到新的证据，我召开了一个知情的老农会议，与会的多数是中农和富裕中农，他们好像是得了糊涂传染病，都说记不清了。当长工的佐证没有搞成，我想大队党支部书年龄已五十多了，又是本队人，他应该知道是长工还是短工，在他那里搞一个佐证。
  大队党支部书记也是重点清查的对像，尤其是他的中农成份，动摇着他的书记“宝座”；但他读过私塾、有文化、老谋深算。我让他出据个人证明时皱着眉头说：“不要那么烦琐，大队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由大队直接作旁证，谁的意见都有了，你把他的证明给我，公社你也不用去了，我办好后给你送来。”当时我涉世不深，没有什么政治经验，就把贫协组长的证明给了他。第二天，大队书记亲自把旁证送给了我，大队和公社鉴证都是同样的四个字“仅共参考”，少了初证的“情况基本属实”六个字。后来我才知道自己犯了佐证不能代替旁证的错误。
  最后的取证结束后，我把情况向大队工作组长作了汇报。大队工作组长告诉我，还有一项工作要做，让“赵元帅”在每个证明材料上签字划押认可。“赵元帅”在其它的证明材料上都低头认罪，签了名、摁了手印，对贫协组长的证明就是不承认。我又向大队工作组长汇报请示，巧的是工作队长也在大队工作组长那里。他俩听了我的汇报，队长对我劈头盖闹的来一顿；“小朱！这样下去你会犯大错误的，听说你还召开了一个有中农和富农中农参加的会议来调查这个问题，你连相信谁、依靠谁的问题都没有解决，阶级敌人负隅顽抗，你连这一点都不知道，他不承认你就没有办法了！在阶级斗争的大事大非面前，对任何人都是考验，思想右倾，左右摇摆，这都是立场问题。”大队工作组长虽然是他的同僚，听了最后的这几句话也紧张了起来。
  这是队长对我第二次训话，还有一次，那是在整团工作中。那时对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青年的政策是：有成份，不唯成份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