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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十一”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如果说这一个“双十一”是激情满怀，那么三年后“双十一”就是热血沸腾。这时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运动在全国波澜壮阔的进行，中国人几乎人手一册《毛主席语录》，形成了铺天盖地的“红海洋”，毛主席的图像每天在报刊上大量出现，广播里每天都能听到“最高指示”和有关毛主席的报导，毛主席的形像渗透到了中国人的血液和灵魂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毛主席是“四伟”之神，“只要想起你，红太阳什在心窝里”。
  一九六六年的十一月，省委组织部的待分配大学生从天水、武威、永昌的“四清”运动中草率收兵，几经努力争得了去北京串联的机会，我们也戴上“红卫兵”的袖标，投入到了浩浩荡荡的串联大军，年轻的“革命小将”把我们称为“胡子兵”，但毛主席请客，我们也享受到了免费的待遇，心中还是无限的喜悦。渴望见到毛主席的人们，洪水般地往火车里涌挤，茶几上、行李架上都坐满了，车厢的走道里更是插足难行，上厕所的人在人身上踏来走去。火车行驶了两天一夜，我们这些“胡子兵”很少有人离开座位，到了北京腿脚全都肿了，脱鞋脱袜都有些困难。红卫兵接待站把我们接到居民家中。北京的市民对我们十分友好热情，他们说我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领我们到食堂免费用餐，供热水让我们洗脚，向我们介绍北京的情况。第二天是一月十一日，我们到长安街接受了毛主席检阅式的接见。我们热泪盈眠，高呼万岁！
  在那个时代，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能够见到毛主席是最大的光荣和幸福，那种狂热的崇拜和激情是今天的追星族难以想像的。毛主席去世后，人们才从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的恶梦中醒来，对长眠在纪念堂的毛主席盖棺定论，有人给了他三七开的评价，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目中，他仍然是伟大的民族英雄，正如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伦，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是无知一样、中国人不知道毛泽东也是一种无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以及后来的继承者使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使中华民族屹立在了世界的东方，并且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华夏儿女有了扬眉吐气的今天。
  自宣布参加社教运动之日起，我们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思想准备工作，期间听取了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的报告，学习了社教运动的有关政策和文件，院领导对我们多次进行农村阶级斗争的教育和宣传，还参观了省上举办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展览，在紧张的学习生活和思想准备过程中，我们终于等来了到庄浪县去的那一天。
  一九六四年元月九日，当时主持学院全面工作的常务副院长和下乡的师生一一握手告别后我们踏上了征程，第二天到达陇海铁路线上的小镇南河川，这里有一座桥坏了，前来围观的人说我们是来修桥的，还有几个姑娘看到我们带着乐器，说我们是唱戏的。不一会来了两辆卡车，装载着我们爬上了山坡。卡车像两只失群的麻雀，从这个山头盘到那个山头，弯弯曲曲的山路两侧都是鱼鳞式的山坡，庄浪县城在一个不太宽的川道里，雪后不久，窄狭弯曲的街道在夕阳下有黑白相间的颜色，仿佛街道上蠕动着一条菜花蛇。卡车在泥泞中开进了县委大院，几个痛苦难奈的同学迫不及待地下车呕吐，倾诉着他们在途旅中艰辛和酸苦。
  到庄浪后我们参加的第一项活动是参观县委举办的阶级教育展览会，紧接着听取县委书记关于该县阶级斗争形势的报告。报告骇人听闻，这里的阶级斗争特别尖锐复杂，四类分子的破坏活动十分猖獗，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也很猖狂，他们竟然贴出“喜逢佳节重返旧居，幸值新年合家团圆”的对联；反革命组织在该县的18个公社活动，反革命暴乱屡有发生。党员、干部的蜕化变质现像也很严重，他们在政治上与阶级敌人和平共处，有的竟然和地主子女结婚；在组织上稀里糊涂，和地富子女攀朋结友，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在经济上马马虎虎，能吃就吃、能占就占；思想上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工作消极，意志衰颓，年岁不大就给自己准备了棺材。此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单干风、雇工剥削，买卖婚姻，封建迷信活动也十分严重，新生资产阶级也在不断滋生，这个报告当时确实给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庄浪县仿佛天昏地暗，不是共产党的天下。这个报告没有谈及当地政府对此形势的举措，只是期望和欢迎省委社教团的到来，又给人一种无所作为，麻木不仁的感觉。
  听取了县委书记的报告后，我们很快地被派到朱店公社，我具体的工作地点是和现李家大队，大队的工作组组长是县里的检查长，我是他的秘书，同时负责这个大队第三生产队的工作。我们进村后的首要任务是访贫问苦，扎跟串联，对社员进行摸底排队，寻找依靠对像，与此同时宣传党的政策，组织群众学习社教运动的有关文件。接下来的任务是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对“四类分子”实行专政和批判斗争，对干部进行“四清”，然后在经济上组织退赔。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走门串户，走遍了社员家庭，对“四类分子”家也没有留下死角。走访次数最多的是贫下中农，他们的锅灶安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很清楚，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可以说是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和锻炼，灵魂深处最难忘的是这里的贫穷与落后。
  说到贫穷落后，那时甘肃则是全国闻名，外省人这样形容省城兰州：“羊皮筏子当军舰，砂锅里煮的羊芋蛋；炕上铺的烂毡片，上面坐的尕老汉。”而远离省府、交通不便，土地贫瘠、靠天吃饭；在国民经济开始复苏，从饥饿的困顿中刚刚醒过来的庄浪更是困难。解放十五年来，这里的人民虽然在政治上翻了身，但经济上依然贫穷落后，生活没有什么大的改观。我所在的和现李家大队第三生产队的大多数人家炕上连一块烂毡片也没有。生产队的副队长李平清一家七口人，只有一床破被褥，炕上铺着半张破席，还是他要生孩子时村里人送给他的，为了照顾小孩，破被和破席只能有他、他的妻子和孩子使用，父母和两个弟弟没铺没盖，补补纳纳的破棉衣，白天是遮羞的衣服，夜晚是挡寒的遮盖，两个十几岁的弟弟没有裤子穿，夜晚把腿脚伸到父母的怀里取暖，据说她母亲穿的那条破棉裤还是土改时分到的胜利果实，出门时老两口还得换着穿，这个家庭可以说是一贫如洗，家里除了一个用草把
  围编的粮囤，别的什么摆设也没有。
  进村后的第二天，工作组到贫协组长家里吃饭，这个曾给地主当了半辈子长工的老人，听说工作组第一个到他家里吃饭，非常高兴，把仅存的过年时吃的白面给我做面条吃，但饭里没有盐，工作组的纪律是社员家做什么吃什么，什么话也不能说。俗话说“饭没盐水一样”，饭后我们考虑到在他家吃饭三天，如果顿顿饭里没盐恐怕受不了，决定把三天的伙食费和粮票全付了，好让他买盐吃。那时工作组下乡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四角钱，一斤二两粮票，三人三天共是三元六角钱，十斤八两粮票，当我把钱和粮票递到他手里时，老人眼泪汪汪的说，他这辈子手里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多钱和粮票。千恩万谢的感激毛主席对贫下中农的关怀。看着老人泪眼深情的面容，我的心里有无比的酸楚和无限的感慨，这里的人民太穷了，太苦了，一种忧民意识骤然而生。
  古语讲“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意思是维持日常生计，这七样东西样样都不能缺少。然而这里的人家似乎样样都缺。这里缺柴，没有煤烧，庄稼地里的秸杆都不够用，入冬后家家户户都到山坡上扫茅叶，把山坡打扫的比城市里街道还干净。这年冬天，老天爷偏偏作怪，下了一场大雪，覆盖了山坡，茅叶扫不成了，不少人家断了做饭取暖的烧柴。我们到了一户贫农家吃饭，发现他家屋檐上的椽头少了几根，就问其中的端的，这个贫农实话告诉我们，他家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把椽头搬下来当烧柴给我们做饭，我们感激而又痛心，这里的乡亲可爱而又可怜。我们赶紧通知队长，另行安排吃饭的人家，这样的事情再不要发生。
  这里缺医少药，老百姓看病十分困难。就按他们的话说：“生得起病，看不起病。”一般的小伤小病都挺着，或用土办法、讲迷信解困，不到万不得已不去找医生，想不到办法的只有在家等死。我在这里工作那些日子，有几个人没钱看病离开了人世，其中有老人，中年人和小孩。一天夜里我房东的邻居家传来了撕肝裂肺的哭声，我从梦中惊醒，原来是病魔又夺走了一个幼小的生命，在初病时我给过他感冒药，这个近三岁的小男孩长的十分可爱，他是他父母久盼得来的儿子，他的母亲哭的死去活来，乡亲说老天爷瞎了眼睛。
  贫穷与落后孪生，这里山道弯弯，交通闭塞，人们很难见到外面的世界，大多数的老人、小孩和妇女还没有见过汽车，说到火车和飞机，对他们简直就是《天方夜潭》，更落后的是这里的商品交易还处在以物易物阶段，有的人还不认识人民币的面额。每逢赶集日农民背着自产和自制的物品到几十里外换取他们急需的生活用品，辛辛苦苦、汗流浃背地背上一背篓萝卜才能换回一斤粗盐。草编（编制草帽的初级品）是这里的一种手工织品，家家户户的妇女都精于此道，麦杆是这种织品的原料，它们像爱护丝绵一样爱护着它，在此我们就可以找到这里烧柴短缺的一个原因。这里的妇女一有空就织草编，在开会时也干着这种活计，因为我未加制止，还受过大组张长的批评。就这样妇女辛辛苦苦一年编出来的草编还换不到一件衣服的布料。
  这里的落后在妇女身上有许多表现，前一章提到的“圆规体型”就是一种，“三寸金莲”是满清的遗物，自清朝灭亡后在这里存在了半个多世纪，如果是老年妇女，对此不难理解，难解的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妇女相当一部分人也是这样，封建的思想仍然禁锢着它们，由此在家里她们把自己不当人，闹出一些笑话。我们访贫问苦进社员家的门前总是要先喊一声“屋里有什么人？”有回应才进门。有的妇女明明知道来人了，赶紧往屋里躲，有的站在院子里不应声也不开门，有的回答：“没有人。”为了使她们开窍回答有人，有过这样一段问答：
  “没人你是什么？”
  “我是屋里的。”
  “你是屋里的啥？”
  “我是屋里的做饭的。”
  “饭是人做的还是猫做的？”
  “是人做的。”
  “那你是不是人？”
  “是人。”
  胆子大些的妇女才能对答，胆子小些的妇女说完一声“没有人”再也听不到声音。更奇怪的是这里的妇女只有乳名，没有学名，到老邻里之间还是称呼小名，她们的小名大多数是按出生时听到的动物的声音起的，叫鸡娃子、狗娃子的最多，叫猪娃子、猫娃子的也不少，还有叫喜鹊、老娃（乌鸦）的，还有什么牛蛋子、驴蛋子的等等。这里的妇女没文化，大人们不让女孩上学，因为她们都是“外姓人”，没有必要给她们做这种嫁衣裳。我工作的第三生产队据反映有封建包办买卖婚姻，经调查不是那种上纲上线的阶级斗争问题，而是一种落后的民俗，女孩子生下来就约定婆嫁，也并非童养媳，而是“娃娃亲”。
  这里的妇女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被男人们当作做饭的工具，劳动的苦力，取乐的玩具和生娃娃的机器，交换婆娘睡觉，不知良耻。我们还遇到过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住在这个生产队的前大队长，长期以来光棍一条子，和他的亲婶娘同居，生了一个男孩，和他长的很相，当时已经八岁了，和他以兄弟相称，社员们在反映他的“四不清”问题时也反映了他的这个伦理道德问题，但奇怪的是也有人给他说情，理由是“不然这门里就断后了。”我把这些问题向大组长做了汇报。
  大组长是当地的中年人，谙熟这里的乡土人情和风俗习惯，很有社会生活经验，听了我的汇报先没有作回答和指示，而是讲了一个笑话故事，他说：从前有个富裕的书香人家养了一个傻儿子，骗取了个媳妇，丈人怀辱在心，不登女婿家的门，后来女儿生了孩子，觉的生米已成了熟饭，也就消了气，打算外孙周岁时来女婿家，这倒给咬文嚼字的亲家添了愁，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