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希望舅舅快些来接我。我离开了那些帐篷，走着走着辩不清了汽车站的方向，一路上问了好几个人指点，迷迷湖湖的进了候车室，倒在候车室的墙根里惶惶忽忽的睡着了。当我苏醒后，太阳已经夕照了，我的旁边躺着一个蓬头垢面的人，急促地喘着气，车站的人过来问我：“他是你的什么人？”。我说：“不认识”，不一会来了几个人把那人抬走了。这时我害怕了，感到了死亡的恐惧，是多么的希望舅舅和表哥马上来救我，那怕是堂舅也好，他的褡裢还有炒面，能给我吃一口多好，或者把我领到他认识的人家吃一口饭也好，我还有继续活下去的希望，痴呆呆的瞪着两只眼睛，眼巴巴盼着他们的到来，，一直巴盼到后半夜还是不见一个人影。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有等，又苦苦地等到了天明。我想着他们要是不来我就完了，忽然我向门外看去，我的眼睛闪出了一条生路，我缓慢地向那招募农工的帐篷走去。
  我进到塔城的一个招募站，先问了我的一些情况，我让他们看了学生证，然后量体重，量完体重，量秤的人有些不太相信地说，这人体重怎么这么轻，想再量一次，旁边的一个人向量秤的人摇了摇头说：“我们招的是农工，文化程度不重要，关键是身体要好，体重必须在四十五公斤以上。”我又找到了几个南疆的招募站，他们以同样的理由把我拒之门外。最后一家虽然也没有要我，但总算得到了一些安慰。看我学生证是个武威人，给我倒了一杯开水，问我怎么来的新疆，我如实地告诉了他，他说体重是收人的硬规定，你体重轻，身体太单薄了，面黄肌瘦，干不了又苦又重的农活；再说乌鲁木齐到南疆要七八天的汽车，像你这样子，半路上就完了；石河子离这里不远，你还是回去等你舅舅吧！
  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一脚高一脚低地回到了候车室，又倒在了墙根下，心想石河子不远，舅舅和表哥为什么还不来；堂舅是答应领我到石河子去的，为什么两天了还不见他的踪影，是不是我没有给他钱，电报没有发，是不是把我当包袱抛了他们自己走了。此时我满腹的哀伤和悲凉，想着想着又惶惶忽忽的闭上了眼睛，脑子像演电影似的浮现着一个又一个的人影。这些人影中有婶婶、奶奶和白家姑奶奶；竟然我同桌的影子也浮现了出来，她和我发生了争吵，从此一刀两断；最可怕的是杨家坝河的洪水把我冲走了，我拼命的在水中挣扎着，大妹妹在河堤上顺着洪水边跑边撕心裂肺的呼叫着：“哥哥！哥哥！”我从梦中惊醒了，候车室的外边被黑暗笼罩了，在微弱的灯光下，一个维族小姑娘站在我的身旁问我：“同志！你买饼吗？”我有气无力地问她：“多少钱一个？”
  小姑娘说：“三块钱一个么！”。我低声低气地哀救：“小妹妹！我是困在这里了，我只有一块五角钱，能卖我一个吗？”不知她听没听懂我的话，揭开小篮子的毛巾取出了一张薄饼递到了我的手中，我把钱掏给她数也没数，仍站在我的身旁，睁着两只大眼睛，盯着我吃完饼子走了。
  吃完饼子我把挂包里仅存的两片白菜也吃了，好像又活过了。这时我想，我已经成了一个一无所有、孤独无助的流浪汉，要是舅舅他们明天再不来，我会被抛尸在碾子沟的荒郊野外，强烈的救生欲望使我胡思乱想，我要走，我不能在这等死，于是想出一个非常冒险的办法，天亮后扒车回家。天还没有大亮，我偷偷地上了一辆去大河沿的汽车，藏匿在座位下，天大亮后一个维族司机上车来察看时发现了我，有半汉半维的话说：“你…票么…买了么？”我伸出头来，半坐半跪地哀求：“叔叔！你行行好，我三天没有吃饭了身上没有一分钱，我想回家去，请你把我带到大河沿。”他见我不肯起来，也不知道他听没听懂我说的话，伸出手一边拉我一边说：“起来么！起来么！”让我坐在靠驾驶楼的那个座位上，开车时他还从驾驶楼的玻璃窗里看了我一眼。
  这个维族司机车开的快，下午三点多就到了大河沿，旅客们都下车了，我仍昏睡在车厢里，维族司机把我叫醒，指着停在火车站的列车对我说：“你么，是往口里去的么，那趟车是开往北京的么！”我在维族司机的扶助下下了车，艰难地向那趟列车走去，眼睛里冒着金花，快到车跟前时，看到车厢门口站的女列车员好像在那里见过，忽然在脑子里闪出十年前土改工作组的方梅的影子，那列车员的模样和我记忆中的方梅长得一模一样，我急切地向她走去，下意识地念叨着方梅！方梅！方梅！走到车厢门口她惊疑地看着我，然后挡住问我：“你买票了吗？”我说：“我困在新疆了，我家在武威，我想回家去，我一分钱也没有，只有一个学生证。”他说：“你把学生证拿出来我看看。”她看完学生证后说：“你先上来。”我非常吃力地登着车梯，她把我拉上车，车厢的连接处人挤的满满的，见我挤不进去，她打开乘务室的门把我推进去，又把门锁上。不一会火车开了，她来到乘务室，给我倒了一杯开水说：“你喝点水先缓解一下。”我喝完水，脑子清醒了许多，她接着说：“你上车前嘴里念叨的谁？”我说：“方梅。”她问：“你怎么认识方梅
  ？”我说：“土改时她在我家住过，我戴的这顶棉帽就是她给我家留下的。”她问：“你看我长得像方梅？”我说“你和十年前的方阿姨长得太像了，我见到你时好像做梦似的，心里有一个念头，如果你真的是方阿姨就能救我，但又像是幼觉。她说：“方梅是我的大姐，我俩长的很像，你说的话我相信，你没有买票也不要紧，我们对没有买票上车的饥民灵活处理，你不要乱走，就在这里休息，我会帮助你。”说完这些她出去了。当时火车上凭车票每天上午和下午给旅客供应面包，每次每人一个面包，每个不到一两重。不一会她给我拿来了一个面包，并对我说：“慢慢吃，吃了就会好一些。”到了晚上为了使另外一个乘务员也能休息，她在车厢里给我找了一个座位，查票时她和另外一个乘务员也不问我有没有车票。连续两个白天，每当供应面包时，她告诉餐厅的服务员也给我发一个。就这样方梅的妹妹用一片爱心和同情心挽救着我的生命，我昏昏沉沉地回到了家中，一进门就倒在了地上，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才恢复到了离家前的状态。
  我唠唠叨叨的讲了一夜，关东大汉说：“你可真够玄的，工作没有找上，差点把命丢了。”我接着说：“我出关到进关的路上，度过了难忘的十一个昼夜，这十一天里我吃到粮食最多也就是一斤半，平均每天一两五钱，而有连续三天没有进食，可想而知我到家门口是什么样的惨状；这十一天里我每天都是度日如年，饥渴、焦虑、恐慌、等待、期盼、绝望，每一天都过的那么漫长；这十一天里我感受到了什么叫饥饿、难堪、凄凉、哀伤、悲惨和痛苦；这十一天里我体验到了死亡的威胁和对生存的渴望，幸运的是没有把命丢了。我之所以能活着回来，多亏了那些帮助过我的好心人，中年汉子、维族小姑娘，维族司机、方梅的妹妹、还有那两个兵团农场的接待员，他们都是我的救命恩人，至今我牢牢地记着他们，时常缅怀着他们的恩德。”关东大汉开玩笑说：“你还是命大，我也听说过那年头去关外的路上有不少饿死的人。还是活着好啊！要不你那有再出阳关，现在的新疆和四十年前不一样了，新疆人说共产党在中央，社会主义在新疆，你这趟去可就大开眼界了。”
  清晨，关东大汉在嘉峪关车站下车了。吃完早点，老伴的脑子好像还在昨夜讲述的情景中，问我那次去新疆的事后来舅舅知道不？我说后来我给舅舅去了信，还告诉了八一农场接待站给他捎信的事，舅舅来信说那个给他捎信的同志已经调到塔城兵团的农场去了。之后我和舅舅一直保持着联系，六一年我考上大学后舅舅给我寄了二十元钱，巧的是那个同志后来又搭救了应惠。
  六一年的秋天，我去兰州上学，寒假没有回家。这时，白家姑奶奶和她儿子延寿已在塔城的兵团农场安顿下来，回来处理家里的什物，还想给延寿说个媳妇领到新疆去，延寿年龄大了，一时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临走时来到我家，说了塔城的不少好处，想把应惠带到塔城去。婶婶心想，家里吃的跟不上，饥一顿饱一顿，应惠也十四岁了，能听使唤了，跟着姑奶奶到新疆还能吃顿饱饭，于是合拍了姑奶奶的意愿。应惠一走，铸成了大错，爸爸回来和婶婶大吵大闹，老俩口甚至闹到要离婚。婶婶也知道错了，又是写信，又是寄钱，又是发电报，叫姑奶奶赶紧把应惠打发回来，过了好几个月没有音信。春节过后，我收到了家里的来信，知道了家里发生的事情，我特别担忧，婶婶太糊涂了，在古浪那次，差点叫人把应惠骗走，这次也是凶多吉少，远隔千里之外，应惠会有什么样的遭遇，我们那里能知道，人急了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干的出来，有可能应惠被他们当做了童养媳，我心急如焚，也是急中生智，想起了让我捎信的那个同志，记得舅舅说他调到塔城的兵团农场，就当下写信给他。过了一个月，家里来信说应惠回来了，暑假回家应惠告诉我她就是在那个同志的关照下离开新疆的，那个同志还对应惠说你哥哥上了大学，再不愁找不上工作了。我常在想，人世间还是好人多，能遇上几个好人也是人生的幸运和福气。
  凌晨，143　次车到达了乌鲁木齐车站，下车后我们直奔石河子的舅舅家，有个表嫂还从来没有见过我，说舅舅外甥长的太像了。在此期间我们又谈起了那次去新疆的事，舅舅说：“十二（是那个堂舅的排序）不是个东西，把外甥领到新疆丢了，把你还差点饿死。”我说：“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他也是逃难的人，他没来车站找我，那也是自保性命的选择，好在他在火车上还给了我一把炒面，这一点我始终没有忘记，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那也许是命运的安排，现在我不是很好么！”
  在石河子住了七天，那里吴家的人太多，亲戚也转不过来。七天后我们返回乌鲁木齐，寻巡了我丢魂失魄的碾子沟，那里变化很大，已经是面貌全非，那段经历给我留下的伤痛太多太多，巨变后的碾子沟还是抹不去记忆中的悲凉。人世间有很多艰难，尽管艰难的情形和程度各有不同，熬过艰难就是辉煌。这时我意识到碾子沟是我人生旅途上的真正起点。
  二出阳关圆了老伴的梦，也找回了我丢失的魂魄。从乌鲁木齐到天山，在王母娘娘的洗澡盆里划艇，而后到月牙泉边照影，和小姑一起在石油城里游览，最后登上了天下第一雄关，每到一处都有亲友接待，旅途一帆风顺。感触良多，感受最深的人间最温暖的是亲情。
  激情黄河大合唱　　伴友夜渡石门河
  冬至当日就开始数九了，武威人的数九歌是：“头九二九关门闭手，三九四九冻破碴口；五九六九光屁股娃娃拍手，七九八九犁铧套上耙走；九九加一九犁铧遍地走。”熬过寒冬的人最能感受到太阳的温暖，光屁股的娃娃迎来了一九六一年早春六九，大年初一的红日，总算有了盼头。这一年甘肃已被列为了全国的重灾区，张掖地区是重中之重，抢救人命的工作大面积的开始了，被群众称为“老鼠窝”的公共食堂彻底解散了，政府的救济粮、供应粮有各种品种，发放、分配到了社员手中，我家最早分到的是东北炸过油的豆饼，后来分到了新疆的玉米，澳大利亚的燕麦，尽管分到的粮食不多，但至少能维持生存。当时伊拉克密枣在武威也有销售，价格很高，一般的人家买不起；一些干部职工还能分到几袋一种名叫“康复散”代食品，疗救自己和家人。春天来了，饱受了饥饿的人们和大自然的万物一样有了生机。
  新疆之行我找工作的梦又一次破灭了，还差点抛尸戈壁，总算活着回来了。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躺在床上，和饿魔进行斗争，想着自己的过去，也想着同桌，死神和爱神在我脑子里交替出现。家人千方百计的救护，同桌身影的召唤，我终于摆脱了饿魔的威胁，认真地思考起未来；如果就此辍学，就像婶婶说的那样捋牛尾巴、拾大粪、在家种地，把户口迁回来在生产队里挣工分，或者自学中医当个郎中；出去工作，再到那里去？谁能帮助我？谁能要我？这也是一连串的问题。想来想去还是继续上学，进行最后的冲刺，这条路上也许会有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