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傻卖瓜，事前也不报价，也不问人家现吃还是带走，很快就把西瓜打开，还说“你…尝…尝…这…是马儿坝的西瓜，好
  …吃…的很。”城里人都知道他傻，当作买笑，按连傻的要价付了钱，把切开的西瓜拿走了之。后来我和连傻熟了，每逢星期天，他把人家吃剩下的瓜或瓜皮捡到筐里，见到我就给打招呼，让我吃他筐里的残瓜。那时的人都不太讲究，只要能吃的东西，抓起来就吃，我不至一次的吃过连傻收拾的残瓜，腾空他筐里的瓜皮。
  一次在吃残瓜的时候，我给他讲了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并说起了外号叫“杨贵妃”的女同学。他听的津津有味。第二天中午上学时，我见他傻乎乎的在校门口转来转去，好像在寻觅着什么东西。当
  “杨贵妃”走到校门口时，他抓住“杨贵妃”的手，仰头垂涎地说：“你…你…长的好…好
  …漂亮！呦！”吓的“杨贵妃”拔手就跑。城里的同学大都认识连傻，不少人起哄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唯独“安禄山
  ”挺身而出，打抱不平，上前把连傻踢了一脚，连傻也没有反抗摇头晃脑地走了。
  连傻的故事，是我少年时期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我时常在想他怎么就能一眼认出“杨贵妃”，而且对她的美貌垂涎三尺。后来我看了《巴黎圣母院》的书和电影，才悟出一些道理；人性的善美和丑恶，往往从不同的侧面表面出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少年时期对美的欣赏，是人性的天真烂漫的流露。
  我的大姑父家在城门口摆着一个瓜摊，除了星期天沿街拾瓜皮，星期一至星期六的中午上学时，我还把两个小筐放在姑父的摊子上，下午放学时把两筐瓜皮挑回来。上了初中，那两个小筐换成了两个大筐，在卖瓜的季节，每天往家里挑瓜皮，连续挑了几个夏秋，也锻炼出了挑胆子的力气和技巧。后来能挑一百多斤的担子。但因我是左肩挑担，行走时左肩要使劲，后来我的肩膀变成了左高右低，再也没有恢复到正常的样子，而且还有些驼背。
  一九五三年的冬天，武威特别寒冷，冬至后的一天学校进行期末考试，头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雪，那雪至少有一尺厚，武威城乡银装素裹，是一幅鸟飞绝，人踪灭的景像。奶奶说：“这么大的雪，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今天就不去学校了。”我说：“今天要考试，不去怎么能行！”正说着张全戴着一顶毡帽，穿着一双毡靴进来，也说“今天不去是不行的。”但我没有张全那样的毡帽、毡靴防寒。婶婶急中生智把爸爸赶车时用过的皮窝子和裹腿找了出来，那皮窝子是用细皮条穿缩成鞋样的两张牛皮，婶婶在皮窝子里先垫了许多麦草，用细皮条把牛皮紧缩成鞋让我穿上，然后用裹腿从脚跟缠到膝盖处。给我戴上方梅留下的那顶灰色的棉军帽，我和张全出门了。
  临出门时奶奶告诉我们：“走路时千万不要低头看雪，要看前面的树呀！墙呀什么的，不然会伤眼睛的。”我俩按奶奶的嘱咐，昂首盯着三十大院的围墙往前走，每前进一步脚底下就会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留在后面的是一个个深深的脚印。那声音打破了寂静，那脚印踏破了雪野，使我们产生了勇气和力量，我俩团着雪球相互追逐，像两头小熊在雪地里撒野，其乐盈盈，忘记了寒冷，忘记了苦愁，不知不觉地到了学校。
  在建国路小学，使我最难忘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五年级的第一学期，我加入了少先队。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红旗是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入队那天我和其他新入队的同学一样，举着小拳头发出了“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誓言，引起了我对革命先烈的敬仰。那时有一个规定戴着红领巾在路上遇上老师或少先队员都要行队礼，放学回家与家长和长辈见面也要行队礼，少先队员们都把这种举动做为一种荣耀。
  另一件事也是发生在五年级的第二学期，那时成郊农村使用一种名叫“解放”式水车提水灌溉，结束了祖祖辈辈用撬杠提水灌溉的历史，方便了农民，节省了不少劳力，提高生产效率，那水车采用的是平轮推立轮的机械转动原理，立轮处对接着长长的铁桶直到井底，铁桶内有一根带橡皮碗的铁链，上下移动就把水抽上来了，人畜的饮用也可以在它的出口接取。这种水车驴拉或人推都可以。
  这一年的五月份，我鼻孔生了疮，并漫延到了上嘴唇，家里人没有留意，我也毫不在乎，照常去上学，下午回来照样去放驴拔草。一天下午放学回来，奶奶、婶婶还有几个长辈在我家门口乘凉，我给他们行了个队礼，放下书包，准备去放驴。婶婶说：“驴刚刚歇磨，正在吃草料，不去放了，拿个榔头去把山药地里的土块打了。”正说着我叔祖的二儿子过来了，他对婶婶说“他鼻子上的疮都成那样子了，不抓紧去看还叫打什么土块。听说水车上磨过的油能治鼻疮，快叫娃子到井上去抹油吧！”婶婶说：“那就去吧！”
  我听了以后，转身就去了李家井上，一头驴正在拉水车，旁边没人，我看着水车找有油的地方，发现平轮和立轮交错的内侧有黑乎乎的油泥，于是伸出右手食指去蘸油，刚蘸到油时食指被齿轮咬住了，我惊慌失措，大声叫驴站住，那驴根本不听仍低着头往前走，我痛的钻心，惨叫着“来人哪！”，在远处浇水的李二爷听到赶紧跑过来把驴拉住，这时我的大半截食指已吃进了水车齿轮，李二爷把水车倒退了半圈，我才把右手拔出来，食指已碾成了肉索索，鲜血直流，我左手握住右手往家里跑。
  此时，婶婶已经知道了我出事的消息，也赶紧往外跑，我俩在大门口迎面，她惊慌地看着我，什么话也没说，一把拉着我往城里走去，惶惶张张地到了县医院。
  此时的县医院已经下班了，只有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值班。值班医生说：“手指的骨头都碾碎了。只有把碾碎的部分截掉，防止发生意外和其它病变。”就这样，我的右手落下了残指。
  截指后，按照医生的嘱咐，我暂时没有去上学，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我借来了《西游记》，那是一套古本的线装书，其中有很多字我不认识，有时查字典，有时向人讨教，小时我听过《西游记》的故事，凭着印像，就这样啃啃巴巴地读完了《西游记》。一个月后，除了右手还有些麻木外，再没有其它不舒服的感觉，于是背着书包上学了。
  复学后，右手还是不能写字，就用左手写字，写出的字七扭八歪，老师也不责怪，还表扬我意志坚强，就这样我度过了五年级的最后时光，如愿地升了六年级。
  升入六年级后，我的伤基本上痊愈了，又开始用右手写字，一开始很不习惯，食指的惯性诱惑着持笔，笔杆常在残指上滑来滑去。后来我用残指尖顶住笔杆，用拇指和中指握笔，渐渐地习惯了。一次写毛笔字时，残指就顶不住笔杆，笔杆滑到无名指的内侧把毛笔垫了起来，写出了几个毛笔字，这次偶然的发现，我找到了断指后的理想的握笔姿势。
  小学六年级，我是在用左手练习写字的过程中度过的，虽然字写的不是那么好看，但还是完成了学业，毕业后进入了武威二中，开始了我少年时期的新生活。
  鹦鹉学舌演故事　　早岁那知世道险
  一九五五年秋，武威初中（后更名为武威二中）基本建成，迎来了第一批学生，我也是其中一员。我的好朋友张全因家庭成份问题没有考入，成了“落地秀才”，从此那顶重重的“帽子”压得他直不起腰来。那年还有一个在光明寺小学和我同过学，在东关小学毕业的学生叫武忠，也被录取到了武威初中，并和我编在一班里，不久我们成了好朋友。我和张全、武忠都是同庚同窗好友，从那时起开始了各自的人生历程。
  武威初中地处武威城的西北角，两段古城墙是西北校墙，东面和太平巷小学是一墙之隔，偌大的校门，面朝西大街。学校初建，校舍紧张，远乡的同学可以住校，近郊的走读，那时有自行车的同学微乎其微，绝大部分都是步行，新关到学校近十里路程，步行需要约一个小时。我和武忠为伴，很早起来，背上书包，带上干粮到学校，中午不回家，用开水泡馍馍或开水拌炒面，里面洒点盐就是一顿中午饭。夏秋季节，下午放学后，我还要从姑父的摊子上挑一担西瓜皮回来，原本已是饥肠辘辘的人，再压上百斤重的担子，常常是心慌步乱。有一次实在挑不动了，武忠换我挑，他走了几步实在也是没有力气，我们停下来，一边啃西瓜皮补劲，一边商量，把两个筐摞起来抬着走，那根扁担原本是一根不太粗的木棍代用的，两人抬着走了没有几步，喀嚓一声，那根棍子从中间断了，西瓜皮撒了一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舍不得把西瓜皮丢掉，又捡到筐内，各用半根木棍，撬着筐绳把西瓜皮背回了家中。
  那时的武威还没有柏油、水泥之类的路面。晴天杨灰路，雨天水泥地。下雨天，打伞的人很少，绝大部分的人家买不起雨伞，出门头顶草帽遮雨，十里长街，泥泞不堪，有时前脚落地，后脚的鞋陷在泥里拔不出来。
  一九五六年的夏天，学校为了改造校园的路面。动员学生参加义务劳动，在体育课或自习时间挖城墙砖铺路。为了搬运方便，先在西城墙掏了一个洞出入，个头大的同学在城墙上刨砖，个头小的来回搬运，城砖很大，一般同学只能一次搬一块，力气大的同学一次最多能搬两块。大家积极性很高，都愿意为美化校园作出自己的贡献。
  一次体育课上轮到我们班搬砖，整队后体育老师讲了几项注意事项就下了“解散”的口令，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到城墙根搬砖。有的砖还埋在土里，一个叫王喜民的同学自告奋勇的拿着镢头往外刨砖，我在他的旁边把刨出来的砖传递给同学抱走，埋在土里的砖全部抱出来了，有的同学还没有轮到一块，在旁边焦急地等待。此时王喜民高举镢头，对准悬在城墙壁上的砖往下刨，悬砖的下面是空着的，没有什么支撑，一镢头下去就刨下一两块砖，有时一镢头下去能刨下好几块。王喜民的最后一举，镢头吃进了砖缝里，他使劲往下拉时，城墙壁上漂浮起了尘灰，体育老师警觉到要出危险，叫王喜民立即停止，并猛拉我一把离开了城墙根。当王喜民往外拔镢头时，哗啦一声，很大一片城墙壁塌陷了下来，随着一声巨响，尘土飞扬，王喜民被埋在了下面，不是体育老师的那一猛拉，我也会像王喜民那样被埋在城墙根下。
  城墙壁塌陷的事，吓的体育老师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消息很快传到了校长和教导主任那里，他俩同班主任老师和几个任课老师很快地赶快到出事现场，在教导主任的组织指挥下奋力挖掘找人，老师和同学们用手刨土抽砖，有的手指磨破了，鲜血拌着城墙土，仍在奋不顾身的寻找王喜民。半个钟头后，王喜民的身子出现了，头在城砖乱措的夹缝中，此时校长走上前去，小心翼翼的搬开了那几块城砖，当王喜民身上的砖土被基本清除后，他却像幽灵般的站了起来，满脸尘土，眨巴着两只眼睛，老师和同学们又惊又喜。王喜民在班主任老师和同学的陪伴下，若无其事的离开那个是非之地，体育老师也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塌陷事故发生后，学校停止了让同学们搬城砖的义务劳动，但铺路的工程并没有停止，学校雇了一些附近的农民继续挖砖铺路，每天这些农民把挖下的城土打扫得干干净净，运到地里当肥料使用，据说古城墙土有较好的肥力，做为庄稼的底肥，效果很好，挖城砖的农民一举两得。当年春天，两排校舍的中间用厚厚的城砖铺出了一条从校门口通往操场的广场的路。这条路的铺设虽然给武威初中的师生带来便洁，但古城墙人为的破坏也许就从这里开始了。
  搬城砖的义务劳动停下来不久，除“四害”的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同学们在课余和假期时间投入了这项活动。武威是一个比较干旱的地区，蚊子很少，除四害的重点是消灭苍蝇、老鼠和麻雀。这些都是抓捕活动，追逐拍打，上高扑下，挖洞灌水，适于我们年少好奇，好动的天性，大家积极性很高，都想着千方百计地完成学校规定的任务。
  一只老鼠一条尾巴，一只麻雀两条腿，打死了多少老鼠和麻雀数数就知道了。打死的苍蝇起初也是要数数的，有的班干部也十分认真，数起苍蝇来不厌其烦；后来学校察觉到，捡苍蝇、数苍蝇很不卫生，就定期让同学们自报打死的苍蝇数。说实在的，每天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