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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有意思的是三十年后旧话重提。一九八0　年我回家探亲，遇上了徐家大舅。大舅的儿子二十好几了还没有结婚。大舅说：外甥子，借点钱给你的二表弟说个媳妇。”他这一说爸爸翻起了老帐：“你娶媳妇时借了我五十块大洋，现在你孙子都有了，还没有还我一文钱，现在你又向我的儿子借钱娶媳妇，难道说我们两辈子人都欠了你家的媳妇？”问的大舅只是一笑，一言不发。从不善言谈的爸爸，竟然能说出这些话来，我又惊奇又好笑，感到爸爸上了年纪了，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想着点什么。
  说来大舅向我借钱并没有什么奇怪，祖祖辈辈在那个连吃水都很难的穷山坳里，一直是缺吃少穿，给儿娶媳妇是天大的难事。可惜那时我的确没有钱借给他，我给大舅算了一笔帐：“我和老伴每月的工资加起来总共是100　。96元，除此而外再没有任何收入。这些钱每月向各自的老人孝敬各10元，大女儿上学，小女儿入托每月共要花去30元，还剩下50。96元就是我们全家人的日常生活费。”大舅听了说：“你们工作的人的日子也精打细算，看来生活上也并不宽余。”
  虽然说服了大舅，未能借给他钱，我还有些内疚，过了两年，我回家时特意去看望他，他的二儿子结婚了，儿媳妇是用他的女儿换的。在武威这种叫“换门亲”的婚事并不少见，我大姑的二儿子媳妇也是如此。自后大舅离开了那个“填不满的穷坑”，在政府移民政策的感召下迁移到了武威和民勤交界的九墩乡。
  爸爸进门后，我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一九五0　年武威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土改前三年我家也是新关有名的穷困户，再加上爸爸是雇工出身，土改工作组把我们作为依靠对像，婶婶是土改积极分子，参与丈量土地和划分阶级成份的具体工作，后来被选为高坝乡的妇女主任。我家因有一亩多坟地，被划分贫农，在分配土改胜利果实时，还分到了二亩地和地主老财穿过的绸缎衣服。
  划阶级成份的那些日子里，七星庙天天晚上开会，开大会的时候，下新关的男女老少把七星庙围得水泄不通。那个小时候顶着方盘卖馍馍发了起来的张罗锅是下新关唯一的地主，斗他的那天晚上有两个拿着红樱枪的民兵把他押了上来，张罗锅驮着背，眨巴着眼睛，交待着他剥削穷人的经历和事实。突然在人群中站出了一个留风头的青年，举着拳头喊了一声“打倒地主张子春！”与会的人也举着拳头高喊“打倒地主张子春！”口号声震耳欲聋，吓得张罗锅浑身哆嗦。这个青年不是别人，就是张罗锅在兰州大学读书的儿子。这个青年的举动得到了土改工作组和群众的赞赏，张罗锅的交待群众也比较满意，当下张罗锅被划为“开明地主”。
  这个青年是高坝乡的第一个大学生，他的义举震撼过我幼小的心灵，至今没有忘记。
  土改以后，爸爸在家种了两年地，不久掀起合作化运动。武威城里成立了车马合作社。一天，一个抄兰州口音的人来找他，爸爸喜出望外，高高兴兴地把他迎进了门，我第一次见到爸爸热情而激动的面孔，来人叫魏宝珊，是爸爸青年时的伙伴，同村乡亲，这次来是找爸爸到车马合作社赶车，从此，爸爸重操旧业，一直到退休。
  爸爸出去赶车，我们家的生活更有了保障。后来婶婶被选为初级社的副乡长，又推荐她去学习新法接生，成为高坝乡唯一的新法接生员，我们家过上了扬眉吐气的日子。
  爸爸出去赶车，半年后才回来。此时婶婶生了一个男孩，爸爸高兴得不得了，精神倍增，没有几天又出远门了。那时婶婶也十分劳累，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开会，若遇上接生，有时两三天不能合眼，累得回家就成了一团泥，对小孩的照顾也就有了疏漏。一天那个弟弟突然发起了高烧，医生诊断是急性肺炎，虽经抢救，但因医疗条件很差，也没有特效药物治疗，下午就死在了医院里。这对奶奶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噩耗。她哭喊着说：“这个怎么得了，他老子回来我们怎么交待！”。
  爸爸回来后，不见了自己的儿子，先是蒙头睡了几天，接着就是接二连三的和婶婶吵架。吵来吵去吵出了个俩人去皋兰的结果。一天晚上把出走的行李都准备好了，奶奶眼泪汪汪地对婶婶说：“自古以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既然你们已经铁了心，我也不好阻拦你们，只是这几个穷命的娃娃没人养活。”婶婶听了奶奶说的这些话，凄然泪下，泣不成声。
  第二天早晨，爸爸、婶婶背着行李就要出门，和徐家姑奶奶迎了个满怀，徐家姑奶奶一见此状，顿时把他们背的行李夺了下来，一把鼻子一把泪地指着爸爸说：“亏你杨国兴还是个男子汉，你们还没有七十八老，娃娃没了还可以再生，三十多岁的人了连这个都不懂。你把她带到皋兰，你带走了人能把她的心也能带走吗？她自小是在朱家长大的人，她的魂始终在朱家。”这劈头盖脸的一顿，拦住了他俩的去路。婶婶听了搂着大妹妹泪如泉涌。
  爸爸和婶婶去皋兰的矛盾暂时缓和了下来。一天他俩到藏经阁找和尚算卦决定去留。和尚问他们“你们要算啥？”爸爸说：“我们有个肚不疼的儿子，你看看将来怎样？”和尚揣测了一会说：“你这肚不疼的儿子将来能得益，守则吉，离则凶。”自从算了这一卦，爸爸再也未提去皋兰的话了。
  对和尚的这一卦，我至今还是“以妄言妄听之”的态度处之。但对爸爸和婶婶来说，他们确实相信，自后对我更加器重，对我的管教也抓得更紧。我参加工作以后，家里的重大事情，爸爸和婶婶都事先征求我的意见，常常以我的意见为准。
  爸爸在车行里也是一个有名的把式，他会调教牲口，饲养的骡马腰肥蹄轻，特别是他的鞭技，打得很准，能够调动牲口奋进。他要是打马的耳朵，绝不会打到鬃毛上。一九五三年武威的满城要改造成武威炮兵学校，他每天往满城拉砖，每天中午我到河滩沿给他送饭。一天羊家坝河的水阻塞了城乡的交通，爸爸双脚站在车辕上高悬着鞭子，三鞭子下去，他的车猛然间过了河，在他后面还有两辆拉砖的车，还是爸爸用同样的办法赶过来的，在吃饭的时候，爸爸的那两个同事对我说：“你爸爸真有两下子。”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婶婶生了一个女孩，奶奶把她看的非常金贵，不管是男是女爸爸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正如奶奶和婶婶预料的那样，他展开了笑眉，在这个家更加安心了。
  这个妹妹生下来以后，整夜啼哭，奶奶找人写了一份避邪的告示叫我贴在大门口。那上面写着：“天皇皇、地皇皇、我家生了个夜哭郎，走路的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这个告示没有起什么作用，还是照样哭，尤其是婶婶夜里出去接生的时候，她哭的更加厉害，在无奈之下，就把她抱到对门的婶婶那里喂奶，这个婶婶是我那个叔祖的大儿媳妇，和我婶婶是同月的产妇，他忠厚老实，不顾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奶吃，先把我的妹妹喂饱。我的这个妹妹确实没有少吃那个婶婶的奶汁。
  后来这个妹妹的哭声随然少了些，但还是不够乖顺，奶奶听了旁人的指点，给她找了个干爹。找这种干爹的讲究是，日出前路上邂逅，遇到的第一人就请他做干爹。天未亮奶奶就到路上去等人，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五里东沟的李廷忠，奶奶约请他做干爹。妹妹百日那天，李廷忠如约来到我家认干女儿。这天妹妹起了个乳名叫“李存”。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日，婶婶生了一个男孩，爸爸和婶婶如获至宝，取名“宝宝”，全家都对他有些娇惯，小时候非常调皮，经常惹祸招灾，婶婶为他吃了不少苦头，流了不少眼泪。爸爸为他避祸还断了两个手指头。不过到结婚后却很懂事，在侍侯爸爸、婶婶的晚年生活中，他是最得力的一个。
  一九六九年五月四日，婶婶又生了一个小弟弟，取名荣荣。我们兄弟三人虽不同姓，但都是爸爸婶婶养大，婶婶把两个弟弟的学名和我排在一起，大的叫杨应勇，小的叫杨应军。寄托了爸爸婶婶对我的信任和期盼。
  爸爸来到我家撑起了一片蓝天，点起了一盏明灯。在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老师要求上早自习背书。当时也没有钟表计时，鸡叫三遍就起床到学校，教室里黑乎乎的，那时不用说电灯，就是用煤油灯的人家也是微乎其微，同学们都是用土豆做的清油灯拿到学校照明。一天早上，同学们都点起清油灯，灯光撕破了黑幕，微弱的亮光映到黑板上，黑板上隐隐约约地出现了四行字，一个大同学好奇地走到讲台上把那四行字念了出来：
  小孩读书不用心，不知书中有黄金；
  早知书中黄金贵，高照明灯下苦心。
  早自习后，天也亮了，区政府文教助理员来到教室看见了这首打油诗，他故作震惊地问是谁写的，同学们回答说：“不知道”。后来这首打油诗引出了麻烦，甚至成了祸根。
  光明寺里学童惊魂　　万寿宫前傻瓜叹美
  书中有黄金的说法，按时髦的语言解释就是：知识就是力量；有了知识就有了一切；知识能改变人的一生；知识能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早在一百多年前，著名的法国作家左拉就这样说过：“只有知识……才能构成巨大的财富源泉，即使土地获得丰收，又使文化繁荣昌盛。愚昧从来没有给人带来幸福；幸福的根源在于知识；知识会使精神和物质的硗薄的原野成肥沃的土地，每年它的产品将以十倍的增长率，给我们带来财富。”
  区政府的文教助理员神秘地抄走那首打油诗后，袁老师几天来闷闷不乐，而我们这些幼雅的学生相互取闹时还给对方念这首打油诗。袁老师发现后严厉制止，同学们都不知道是怎么会事。直到一九五七年我还是不敢断言谁写的，却成了袁老师的祸根。
  当时，打油诗并没有引起什么风波，光明寺里传出了一条桃色新闻：袁老师和土改工作组的芳梅勾搭成奸，被人抓双了，传的有声有色。俗话说的好“好话不出门，坏话一溜风”，婶婶将信将疑。
  方梅，天津人。白净的面孔上镶嵌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齐耳的卷发头，身着灰色制服，肩挎一个草绿色的小背包，显的英姿飒爽，也十分引人注目，她是兰州一所大学的青年教师。
  方梅住在光明寺里，在依靠对像家里吃饭。在新闻传出的第二天，方梅轮到在我家吃饭。一大早方梅来到我家，婶婶用惊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个年青美貌的女子。聪明的方梅从婶婶的眼神里发现了异常。便说：“嫂子！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婶婶吞吞吐吐，欲言又不敢作声，方梅看出了她的疑虑，紧逼到：“你看你这人，有啥不敢对我说的，是丈量土地的事，还是分配胜利果实的事？”婶婶说：“不是！都不是。”
  方梅说：“那还有什么事，你放心说，天塌不下来。好话坏话我都能听。”婶婶还是不敢说，方梅表情严肃了起来。看到她那着急的样子，处于悯爱之心开了口：“我说了你也不要在意，有人说你的坏话，说你和袁老师……”
  方梅听了这话，面有愠色地迸出“卑鄙”二字，而后慢慢地平静下来说：“怪不得我给袁老师讲数学时，有人在窗前晃来晃去。”
  袁老师是一个好学上进的人，学历层次比方梅低，虽然受过初等师范教育，尽管在语文程度上能说得过去，但在自然科学知识上还缺乏功底。他想抓住方梅这个大学教师在身旁的机会多掌握一些数学方面的知识，有空闲时间就到方梅处求教，有时方梅也过来指点。一天晚上袁老师到方梅处学习没有多长时间，突然方梅宿舍的煤油灯断油了，袁老师出门到自己的办公室找油时遇上了文教助理员。第二天就传出了那条新闻。
  站的正不怕影子邪。方梅未被这流言蜚语吓倒，在吃晚饭的时候，她和袁老师大大方方地并排走出了光明寺。在那个封建思想还重的年代，新关街上青年男女并排走在一起的十分罕见，何况这有桃色传闻的一对同行，不免背后有人指指点点。方梅和袁老师对街谈巷议的评头论足不屑一顾，悠然无事地来到了我家。
  在吃晚饭的时候，方梅告诉婶婶明天要开批斗恶霸地主韩十七的大会，并问袁老师通知你们了没有。袁老师说通知了，全校同学都参加。方梅说；会上定的只让三四年级参加，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