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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栓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自己做研究运气特别好，从来没有失败过——当然对于他来说，他确实不能失败，一来失败就不容易再申请到科研经费了；二来由于他研究的项目的特殊性，所以有的时候，一个差错就意味着生命危险——失败的代价就是你永远没有失败的机会，因为你的生命已经结束了。
  李栓科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探险家”，如果你不小心这样称呼了他，他一定会给你更正——“我不是探险家，从来都不是。我是属于职业化的，如果不是为职业，那种地方我去一次，我就不去了——我满职业的，肯定不做无谓的冒险。每次所有路线都是严密调查，论证出来，各种可能性危险降到最低。”但即使这样，还是不能保证绝对安全——他不能否认他从事的是危险的职业。
  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是哪一次？李栓科自己无法比较，但所有参加过南极考察第7次队的人都会说是那一次——他们几乎没有生还的机会。茫茫的南大洋，李栓科刚过30岁，生活对于他似乎才刚刚开始，他第一次从内心感受到——我不想死，我还没活够啊！
  当时，李栓科他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的科考项目，返程是最令人兴奋的事——很快就要见到家人了，对于李栓科更是这样，他刚刚做了父亲，他期待着见到他的儿子——那个他出门时抱着他的腿哭得小脸蛋上全是泪花的儿子。
  台风像一只悄悄走近的野兽——当他们发现的时候，情况危急到必须做“弃船部署”——他们乘坐的船是一艘14000吨的巨轮，但是在巨浪滔天之中，就像一叶舢板。每个浪有50米高，砸到甲板上，就好像一个巨大的重锤从天而降，船一下子被砸进万丈深渊，然后浮上来，又是一个巨浪，砸进更深的海底——甲板以上三层几乎全部被摧毁，海在咆哮；厚厚的钢制门被彻底砸烂，长在甲板上的直径肋多米的钢制锚被轻松铲掉——他们遇到了台风，如果钻到台风眼里，一切就万劫不复。因为台风眼里相当于真空，一切压力为零，所有的东西，万吨巨轮，如果在台风眼里，眨眼之间就不存在了，比鳄鱼吞一只青蛙还容易。他们在台风的边缘挣扎——人已经不可能站住了，只能在狭窄的走廊里，扶着墙壁跌跌撞撞地忙着做弃船的惟备——每个人都知道，所谓的弃船，实际上就是延缓生命。说得更残酷一点，就是不让你马上死。
  每个人都很沉重，甚至有些人忍不住压力，小声哭泣。很多人开始给家里人写留言，遗嘱，但李栓科没有写。船已经晃成30度，大家都贴着墙，不能站立。人们都在等着弃船的信号——一旦决定弃船，沉没的船只将自动升起求救信号，每个队员必须在最短时间内离开船，每个人从哪个逃生门冲出去，上哪个救生艇都不能有一丝差错，更不能有—毫耽搁。因为一旦弃船，水将迅速冲进来，所以人的动作稍微慢一点，就跑不出去了。另外由于救生艇的空间有限，所以每个人规定能带什么不能带什么都要布置妥当。
  总之，一切都准备好了——那个椭圆形的救生艇，像个漂流瓶，一个艇十个人，他们进去以后就像呆在一个密封舱里，虽然不会沉，但是他们会获救吗？南大洋的温度在零下十几度，最近的船离他们至少有十天的行程，况且海上巨浪滔天，就是真要营救又如何营救？
  那一夜是煎熬的一夜，最后船长决定还是掉头回到南极去——在梅上，一个有经验的船长往往懂得见风使舵，如果迎头上，一切就结束了，幸运的是，他们躲过了。第二天早上，当他们发现海面上风平浪静，天空蓝得几乎让人出现幻觉，他们几乎不敢相信——奇迹发生了，他们跑出了台风的势力范围，他们活下来了！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李栓科他们的举动——也有人质疑他们一只要不怕死，只要运气好，谁做不到？
  当然，人们总会有这样和那样的质疑，就如同哥伦布航海回来，有一次在一个宫廷宴会上，一位贵妇人坐在他身边，口气略含轻蔑地说：“航海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不怕死，船足够坚固，运气好，谁都可以做到，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成为英雄！”
  席间许多人纷纷附和，哥伦布什么都没有说，他拿起一枚熟鸡蛋，问在座的人：“有什么人可以把这枚鸡蛋竖起来？”
  众人纷纷尝试，但无人能使鸡蛋站立在桌面上。哥伦布若无其事地把鸡蛋取过来，轻轻在桌子上一磕，鸡蛋立住了。
  “这没什么难的，只要在有人做了以后。”
  不过，李栓科不会像哥伦布那样，他从来不执著于此——对于一个屡屡处在生死边缘的人，怎么可能为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和人斗嘴？何况对于野外工作者来说，遇到危险是正常的，当李栓科作为一名最普通的科研人员参加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时候，他就已经明白这一点了——他们去的是世界上环境最险恶的地方，在此之前，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过人的足迹——而作为他们的交通工具——北京吉普、大卡车、牦牛、骆驼，就是这些，他们没有更好的了。在高原，在荒无人烟的无人区，在野狼出没的地方，生命的脆弱和崇高，他早就体会到了，那年他只有23岁。他有什么必要向世人解释——什么叫英雄？什么。叫无畏吗？他才不呢，相反他老老实实地说：“不错，我去南极去北极的确有功利的思想在里面，我渴望受到重视，渴望提升自己，渴望为我的妻子和儿子带去更好的生活条件。”他才不会为这些事情而感到痛苦呢！随便你们这么理解我的行为和动机——一个长年在冰天雪地里生活的人，他的世界往往也会变得像冰雪山样简单干净。
  李栓科说自，已属于那种拥有“选择记忆法”的人——只记得好的，辉煌的事情，什么不好的事情，不愉快的经历，过后就忘了，别人提可能也会再想起来；但再想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其实也没什么——是呀，一个不写日记，连老婆给自己写的情书都不留的人，你还指望他什么？他才不会把一些鸡零狗碎小肚子鸡肠的东西放在心上。
  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底线——你说他有功利心，他不否认；你说他想出人头地，他也不和你生气；但是假如你质疑他去北极和南极的意义，那么他会严肃地告诉你——这绝不是为千己的私利。
  当李栓科从南极和北极科考成功，载誉归采的时候，时不时的就有人会说，“那些地方用得着你去？多少科学家都去过了？这是无谓的冒险，浪费有限的资源。再说南极和北极离我们这么遥远，花巨资考察这两个地方的意义何在呢？”
  李栓科从来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因为北极、南极地区，对地球上的温度起着加速器的作用，而且。南极、北极地区也是全球的预警嚣，它们的微小变化都是对全球变化的一个预告。我们对南极、北极进行科学考察，一方面是要判断出极地地区对全球环境变化的贡献，对人类的影响。另外，像北极这样的地方，因为离中国很近，国外总有人说，北极的酸雨啊、环境污染啊都和我们东北有关，认为中国是破坏北极地区环境的罪魁祸首。我们只有通过自己更专业的考察，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否则，我们只能听由境外这样或那样说。你没有数据，你有什么发育权？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不能容忍科学空白区的，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在北极南极这样的地方没有话语权，不可想象。再说，科学追求是无止境的，不分先来后到，前面有其他国家的人去过那里考察了，不代表着他们就已经穷尽了这个领域的所有的研究。
  确实，通过李栓科他们的首次北极考察，中国加入了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到目前为止，只有12个国家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它决定捕鲸的数量、北极的航道、北极资源的可开采的数量——但加入这个组织，必须首先让这个组织认可你的国家是对北极科学考察研究有实质贡献的。李栓科的贡献就在于他们的首次科学考察成功了——被认定为对北极有贡献，由于这一贡献，他为他的祖国争取到了话语权。
  “我做的课题是北极环境调查——我们通过取样分析破坏北极环境的物质来源——最后我们发现北极冰面污染最厉害的是重金属污染。”
  这一结论和西方国家不尽相同——造成重金属污染的罪魁祸首是西方国家的冶金厂，我们东北的十个普通工业也赶不上一个发达国家的冶金厂的污染，所不同的是，他们的环保概念是环保他们家门口的，他们把废气直接排到高空，这样重金属颗粒就会漂浮到大气上，最后大气循环通过降水掉到冰面上。所以他们虽然环保了自己，但污染了别人。
  为科学争夺话语权
  1964年11月4日出生。
  1980年9月人北京师范大学，1984年6月毕业，同年9月入硕士研究生，师从周廷儒院士，1987年获硕士学位，6月人中科院地理所。
  1989年晋升为助理研究员。
  1993年破格晋升刷研究员。
  1994年获中国“第二届优秀青年科学奖”。
  1995年任首次中国北极科学考察队队长。
  1996年破格晋升研究员。
  2002年获中国科学院十大杰出青年奖
  2004年获中国第八届优秀青年奖
  1997年任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2000年10月兼任总编至今。
  这是李栓科的简历——他没有耽误一点工夫，就走到了科学院研究序列的最高点，前途像一片彩霞一样，铺陈在他的天空，绚烂多姿，但是他就在这个最高点上做了一个转弯——他要去做一本杂志。这一举动不是没有风险的，他自己也意识到，离开容易，但再回来就难了——自己的离开就意味着原来的研究位置被人家替代，你没有回头路了！即使想回头，但科学发展的速度有多快，几年时间不做研究，没有迎头追上的可能。积累十年，一朝放弃，不是不可惜。但是，李栓科主意拿定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想得很清楚——自己才三十四岁，摔倒了还能再爬起来，如果到了四十三岁，再去做，恐怕连自己都没有信心了。
  像许多商业的机缘一样，李栓科和李勇的投缘是从一顿饭开始的。那是非常重要的一顿饭，1997年秋天，燕莎附近的凯宾斯基啤酒坊，李栓科喝得豪情满怀——李勇，50多岁年纪，头发略白，戴着眼镜，知识分子的模样，非常平和的一个人，喝一点酒，很休闲的打扮。他英文很好，平常喜欢阅读英文刊物，像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所以他非常感兴趣李栓科的想法——这个年轻人想办——本中国国家地理！李勇当然清楚这种类型杂志，他看准了李栓科，当时他担任天津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李栓科那个时候急于找人投资，他已经组建了团队，但缺乏资金——反正李栓利朋友多，朋友帮他介绍了李勇，两人一见都有点“恨晚”的意思。
  很快，天气转冷，冬天到了，下着雷，在一个涮火锅的地方，最后决定下来了——李勇出资100万，李栓科做。最初一切都很顺利，但是不久合作出现了问题———虽然直到今天，他们二人还保持着很好的私人关系，毕竟他们都是真心想做这个事情的人，虽然直到今天，李栓科还非常感念李勇——要是没有那宝贵的100万！对于一个商业来说，资金周转是多么宝贵多么重要啊！但是，当初的合作只维持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李栓科意识到这种失败并不是个人的原因，而是经营团队的理念差异——“我们是一直花。国家财政，忽然转向市场化，我们是有欠缺的；而他们是成熟的商业团队，所以我们两个的合作，就如同一个商业上的成年人和孩子，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们的理念对，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想法做杂志；但他们是做生意，对媒体成长过程没有足够准备，他们认为要很快收回投资。所以我们后来把他们的投资全部还给了他们，几年以后，我们的杂志就成长起来了，完全可以自负盈亏。”
  与许多长期从事纯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