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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菲雅——欧洲神话中的女神。
  这次谈话之后，在我身上立刻就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突然感到，对于那个根据洛普辛的话想象出来的纳莉娅，我不仅产生爱恋之情，而且还产生一种男人的肉欲的东西。因为这种爱恋完全不象那次看到萨斯卡，不象后来在游园会上小罗斯托夫采夫同那位小姐相遇时我曾感受到的那种瞬息即逝的、轻微的、神秘的和美妙的东西了。一我多么志忑不安地等待着这个晚上呵！我好象觉得，这种东西我终于等到了！但究竟等到什么呢？不过是一道非常不幸的、仿佛早已梦寐以求的情歌的边界，这道边界我最后总要跨过去的，跨过这一道罪恶的、可怕的门槛……我已经觉得，这一切终归会到来，或者，至少今晚就会开始。我找了一个理发师他把我的头发剪成“平头”，洒上香水，又用一个圆刷子擦上头蜡。我在家中梳洗，打扮，几乎花了一个钟头。上公园去的时候，我感到双手冰凉，两耳发烧。公园里又演奏着音乐。那高大的、飞沫四溅的喷泉正射着清凉的水花，秋天的暮霭染红了整个苍穹，那些象妇女衣着一样华丽的鲜花，在凉爽宜人的空气中散发着芳香。但是公园里的人已不多了，所以自己单独离开人群，在众国睽睽之下与这个挑选出来的“贵族中学生小组”的人混在一起，同他们讲些特别的有关贵族的话题，我就更加感到羞愧。忽然我象是被什么击中似的：在一条林荫道上，一个拿着手杖的小姐，踏着碎步飞快地朝我们迎面走来。她体格匀称，衣着雅致、大方，走近我们身边的时候，她那双乌亮的眼睛显得十分亲切，她畅快而热情地与我们一一握手，她的小手还戴着一只又紧又小的黑手套。她开始飞快地讲起话来，微笑着，曾两次匆匆地好奇地打量我，这使我有生以来第，次如此强烈地在肉体上感到那种特殊的和可怕的东西，这种东西是在女性的微笑的朱唇上，在女性清脆的童声里，在女性的圆溜溜的肩膀上，在女性的蜂腰之间、甚至在那无法形容的女性的踝骨上，这都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纳丽娅，您给我们教育教育他吧，”洛普辛说，向我随便点一点头，放肆而又意味深长地暗示着什么，这使我不寒而栗，浑身抖颤，差点连牙齿都叩撞起来……
  幸好纳丽娅几天后就到省城去了，因为她的叔叔——我们的副省长突然去世。幸好这个小组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况且我家里不久又出了大事：哥哥格奥尔基被捕了。
  十二
  这件事甚至使我父亲惊呆了。
  当时一个普通的俄国人如何对待一个胆敢“反对沙皇”的人，现在要想象占来是不可能的，尽管有人不断掊击乃至谋害亚历山大二世①，但他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始终是“人间的上帝”，大家对他抱着莫名其妙的崇拜。“社会主义者”一词也叫人莫名其妙，因为人们把它作为一切暴行的代名词，所以这个词就包含着极大的耻辱和恐怖。当传说我们这个地方，甚至是罗加乔夫兄弟和苏波金娜一家的小姐都是“社会主义者’的时候，我们一家就吓破了胆，仿佛是县里出现了瘟疫或者出现了圣经上所说的麻疯病一样。后来还发生了一件更可怕的事情：据说我们的邻居，阿尔菲罗夫的儿子突然失踪了，他原是在彼得堡一个军医学院就读的。不久，他却出现在叶列茨附近的一个水磨坊里，当一名普通的装卸工人，穿起树皮鞋和麻布衬衫，蓄着一大把胡须。他是在“宣传”（提起这个词也十分可怕）的时候被识破的，然后被关进彼得罗巴甫洛夫城堡。我父亲绝非是一个愚昧无知、因循守旧的人，在各方面也不是一个胆小鬼。我童年时就多次听说过，他有时胆大妄为地把尼古拉一世直呼为尼古拉·巴尔金，叫他作粗鲁的家伙。但我也听说过，有时第二天他就完全改换了口气，恭恭敬敬地称他为“可尊敬的尼古拉·巴甫洛维奇陛下……”。我父亲一切都取决于他那贵族的情绪，但到底总有本质的东西吧？所以“逮住了”这个满睑胡须的年轻装卸工的时候，他就只好慌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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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一八五五至八一年的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之子。
  “费多尔·米海内奇真不幸！”谈到这个装卸工的父亲时，他害怕地说。“大概，这个小家伙要处死的。一定会处死的。”他对于重大的事件总是侃侃而谈。“活该，真活该！我很可怜那老头子，但却不能对他们讲什么客气。我们就是讲客气才弄出法国革命的！我不会错，我肯定，你们要记住我的话，这个额头圆圆的、阴沉的蠢猪一定要当囚犯，要给全家丢丑的！”
  现在，这种会丑和可怕的事情突然落到我家的头上了，怎么搞的呢？为什么呢？总不能把哥哥也叫作额角圆圆的、阴沉的蠢猪吧。他的“犯罪活动”看来比苏波金娜家小姐们的活动还更荒谬，更难以置信。苏波金娜家的小姐虽说也属于富贵的善良人家，但她们毕竟由于自己少女的愚蠢，随随便便就被什么罗加乔夫的兄弟们弄糊涂了。
  哥哥的“活动”是什么，他是怎样度过自己的大学生活的，我不很清楚。我只知道，这种活动还在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是在一个“著名的人物”，——一个叫杜勃罗霍托夫的师范生的领导下开始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促使我哥哥——一个只靠自己的奇才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中学和大学的人，去把自己全部青春的热情献给“地下工作”？莫非是彼拉和塞索伊卡①的悲惨的命运？无疑。他读这本书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潸然泪下。但为什么他象所有的同年人一样，在诺沃谢尔基，在巴图林诺都从不注意生活中的彼拉和塞索伊卡呢？在许多方面他都很象父亲，无怪父亲喝了两三杯伏特加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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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彼拉和塞索伊卡是哪一作品的主人公，不详。
  “不，好极了！我喜欢喝它两蛊！让它头昏脑涨！”
  让它头昏脑涨这句话本来是酿酒厂里常说的，一旦喝醉了的人也用它来表示自己感到年青和快乐，感到身上有一种愉快的萌动。感到已摆脱理性的束缚，摆脱日常事务的牵挂和约束。农民们谈到伏特加酒时也这样说：“尽量喝吧！喝了它人就可以解脱！”“罗斯就是纵酒作乐”这句名言看来并非象表面解释的那样简单。难道装疯卖傻，漂泊流浪，宗教狂热，自焚和一切暴乱，甚至那令人惊叹的描述和俄罗斯文学引以为荣的文艺感染力同这种“乐趣”没有血缘关系吗？
  十三
  我哥哥改名换姓，易地迁居，藏了很久。后来，他认为没有危险的时候，便来到巴图林诺，但一到此间的第二天，就被宪兵逮住了。这是我们一个邻居的管家去告密的。
  事有凑巧，就在宪兵来到巴图林诺的那天早晨，这个管家被一棵树打死了，这棵树是照他的吩咐在花园里砍伐下来的。我当时想象出事的这幕情景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那是一个古老的大花园，当时秋色正浓，树木疏落，秋风秋雨把满园弄得凋零斑秃，到处结了寒霜，铺满败叶，枝干已经发乌。只剩下几点黄黄红红的衣着。一个清鲜明朗的早晨，阳光闪灼，林间草地上光彩熠熠，一束束暖和的金色的光柱在树干之间倾泻着，它们流到窎远的潮湿而寒冷的空间，流到底下阴暗的角落。那还没有完全消散的晨雾，象一层薄烟似的映照着蓝天的光泽。在两条林荫道的十字路口，一棵雄伟的百年械树撑开巨大的树冠，直插潮湿的明亮的晨空，那象黑色的花纹一样的枝丫，有些地方还吊着淡黄色的齿状的大叶。几个只穿着衬衫的农夫，把帽于推到后脑勺，高高兴兴地嘿呼着，用闪亮的斧头猛劈着，因年岁而变硬了的粗大的树干，越砍越深，。与此同时，那管家把两手插在衣兜里，仰望着在空中抖动的树梢。也许，他是在沉思，怎样巧妙地埋伏下来，好逮住那个社会主义者的吧？但这时大树突然哗啦一声，树梢出其不意地向前倾倒，急速，沉重，可怕，哗啦啦地穿过旁边的树枝，向他身上压下来……
  后来我多次到过这个庄园。它曾一度是属于我母亲的。爱败家的父亲，喜欢把一切都卖掉，老早就把这庄园拍卖而且把钱也花光了。新的领主死后，这个庄园又转让给一位住在莫斯科的“获得叶卡捷琳娜勋章的太太”，从此就荒废了。土地分给农民，庄园只好听天由命。我打大路走，经过这座庄园（它离大路只有一俄里远）的时候，常常拐进去；沿着一条宽阔的橡树林荫道走进这个庄园，进入宽敞的庭院，把马留在马厩附近，就转身进屋……在俄罗斯文学中，有多少闲置的土地，多少荒芜的花园总是被热情地描写过啊！为什么荒凉、偏僻、破落会叫俄罗斯人的心灵感到如此亲切和欢欣？我走到屋前，走过屋后的花园……马厩、下房，粮仓以及空院周围的其它杂用房屋，惨淡阴沉，变得十分刺眼。这些房屋破败、倒塌，情景凄凉，菜园和打谷场也都杂草丛生，与后边的田野连成一片。那用灰色薄板包镶的木屋，自然也已陈腐、衰老，但一年一年更令人迷恋，我就特别喜欢欣赏它的带小格框子的窗户……当你偷偷地窥视这座古老的。空空如也的房屋，亵渎地探察它的过去，观看它寂静而奥秘的神殿的时候，你多么想说出你当时的感情！屋后的花园虽有一半已被砍伐，但还有许多古老的椴树、槭树、意大利的白杨树、白桦和橡树，仍旧是很美的。在这个荒废的花园里，这些树孤独和沉默地度过了长久的岁儿度过了永葆青春的晚年。在这孤寂和沉默中，它们过着悠闲自在的幸福生活，显得更加优美。难道天空和古树会看得厌的么？每一棵树总有自己的表情，自己的轮廓，自己的灵性和自己的心思。我在树下徘徊，凝望着炯娜多姿的树梢，看着纷披的枝叶，心中苦于要了解、识破和牢记它们的容姿。在花园下边辽阔的斜坡上，我在数株巨大的橡树根前坐下来，想着这些树木的形态。斜坡上长满了深草和野花，鲜艳、温柔，那些家级题的树墩在它们之间显得格外粗笨。在斜坡下边的田地里，一些池塘还贮满着清水。在花草的衬映下，池水明净晶莹……这时我的神思仿佛已离开了现实生活，怀着忧郁与奇想，从天国的远方俯瞰着人间，察看着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在这里，我每次都想起那个被老槭树压倒并同这棵树一起毁灭的可怜的人，想起哥哥被这个人无端坑害而遭遇不幸的命运，想起那个遥远的秋天的日子。那天，两个大胡子的宪兵把我哥哥送到城里去，送进那座监狱。在监狱中，曾有一个忧郁的囚徒从铁窗里看着夕阳，这使我当时大为震动……
  那一天，父母都失去常态，紧跟在哥哥的官车后头，驱车直奔城里；母亲并没有哭泣，她那发乌的眼睛冷淡而可怕。父亲既不看我，也不看她，只是拼命抽烟，老是嘟哝着：
  “这是胡诌，鸡毛蒜皮的事！你要相信，过几天这种无稽之谈就会破产的……”
  当天晚上，哥哥被送到更远的地方去了，送到哈尔科夫，他曾因参加那里的地下活动而被逮捕。我们上火车站去送他，看来，最使我感到震惊的是，我们来到车站，不得不要走进三等乘客的候车室。在这里，我哥哥在宪兵的监视下，候着火车，他失去了支配自己的权力，已不能同一些体面的、自由的人坐在一起，不能同他们一起喝茶或吃点心。我们一走进这个杂乱无章、熙熙攘攘、吵闹不堪的候车室，哥哥的样子使我痛苦，他作为囚犯已处于孤立和无权的地位，这一点一他自己也很清楚。他感到自己的身价卑微，因而只好难堪地一笑。他远远地独个儿坐在角落里，靠近进月台的大门旁边，虽还英俊可爱，但那瘦削的身躯，只穿着一件薄薄的灰色上衣，外披父亲的貉皮袄，模样却异常可怜。他四围空寂无人，——宪兵们常把围着看热闹的娘儿们、农夫和小市民赶开，他们出于好奇诚惶诚恐地看着这个已落入笼中的活着的社会主义者。特别好奇的是一个乡下的老大爷，他身材修长，头戴高大的海龙皮帽，脚穿沾满灰尘的深统套靴，他睁大眼睛，凝视着哥哥，象发连珠炮似的向宪兵们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竟使他们无言以对。宪兵们不时看着哥哥，象看一个犯了过失的孩子一样，他们都必须把他监视起来，必须把他押解到什么地方去。其中有一个宪兵突然亲切而又温情地笑着对我母亲说：
  “夫人，您别担优，上帝保佑，一切都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