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各阶层相对平衡的重要杠杆。目前，经济适用房面临的窘境表象是供给总量不足，而另一暗潮涌动的问题是，谁瓜分了这块因房价飞涨显得愈加价廉物美的蛋糕？
  就在杭州市第12次经济适用房电脑摇号摇得人心力交瘁的前后，我们从当地媒体上同时看到了这样几则与经济适用房有关的消息：在新交付的经济适用房东新园小区，有70多套房子被房主出租营利；城东某小区经济适用房最集中的几栋楼中，车库的销售率竟达80％，甚至不乏奔驰、宝马等豪华房车；与此同时，杭州市30名“海归人士”首次不经摇号申购到了经济适用房，其具体对象为持中国护照，在国外获硕士及以上学位或回国后取得副高及以上职称的留学人员等。
  2004年5月13日，全国首部《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其焦点是严格经济适用房建设标准及提高购买者准入门槛。6月1日，杭州市宣布暂停办理经济适用房准购证，并对存量的5万多张准购证进行清理，目的是“使有限的经济适用房向真正的中低收入家庭倾斜”。而由北京中国社会调查所随即所做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有69％的公众相信，《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实施，能够有效遏制当前经济适用房销售中实际存在的“劫贫济富”现象。
  遏制“劫贫济富”决不仅仅是69％的北京民众的美好愿望，也不应该仅仅止步于经济适用房的利益分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愿望的提出本身就浸透了悲情与苍凉。在这场由中国房地产业狂飙突进所引发的财富大地震中，温州炒房者只是先行一步，按照游戏规则争得一瓢一饮。他们既没有“劫贫济富”的动机，也没有“劫贫济富”的垄断性权力。
  一切，都将最终取决于政府怎么办。
  “温州原罪”的价值
  温州炒房团一直是温州地方政府左躲右闪的话题。但既然是因温州而起的热门话题，躲是肯定躲不过的。
  2004年5月27日，温州市市长刘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外界讲的炒房团，我不叫它炒房团，而应该是房地产的经营。
  小心翼翼地辩解，音量也算不上慷慨激昂。事实上，20多年来早已习惯于被怀疑和被质问的温州人一向是小心翼翼的。
  这种小心翼翼或无奈的低调，很大程度上缘于温州及温州人至今仍未洗净的“原罪”。
  所谓原罪本是基督教的特定名词，指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因偷食禁果，破坏了人与神最初建立起来的和谐关系。由于人类的始祖有罪，所以其儿女生来也有罪。在市场经济大行于天下的中国，“原罪”的现实内涵则已衍生为在改革大潮中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群体的财富路径的普遍灰色。这一概念的浮出水面，最早是在2002年12月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闭幕式上，自由派经济学代表人物张维迎针对中央政府加大富人纳税监管力度的举措，提出能否一揽子赦免民营企业家原罪，考虑实行税收特免，即从现在开始立足未来，既往不咎。另一位被划入“新左派”的学者卢周来将之贴切地称为“零点方案”。2004年初，来自河北的一份“一号文件”把“原罪说”推向了高潮。这份由中共河北省委以一号文件批转的河北省政法委《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称，对民营企业经营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在追诉期内的，要综合考虑犯罪性质、情节、后果、悔罪表现和所在企业当前的经营状况及其趋势，依法减轻、免除处罚或判处缓刑。
  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摇篮、自由经济的圣地麦加，随便抓一把就能捞出仨老板的温州，无疑是“原罪”最为深重的所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的温州印象可以用几个字概括：“黑”———靠走私起家，“黄”———贩卖淫秽书刊录像带赚钱，“白”———有了几个臭钱就满山遍野建椅子坟使青山白化，“假”———假冒伪劣商品泛滥，“骗”———欺诈行为屡禁难止。“温州”等于“瘟州”，五毒俱全，罄竹难书。末了，再背上一个意识形态的十字架：资本主义的温床。虽然，温州人不断地自慰：20年了，都过去了，悬着的一颗心也该落地了。然而，现实一再无情地敲打着他们，是猴子，就永远会有一条难以进化的小尾巴。在中国民众的群体性潜意识中，有钱的好像还比自己聪明的温州人至今仍让人爱恨交加。
  不幸的是，缺乏自知之明的温州人又偏偏在一个“不恰当”的当口蹩进了冉冉升起的中国楼市，往自己已经鼓胀得令人妒忌的荷包里大把大把地添砖加瓦。终于，报应来了。当公众的怨声随着房价一起飞涨的时候，温州及温州人“原罪”的新价值被再一次发掘出来：炒作房价、牟取暴利，除了屁股不干净的温州人还有谁能干出此等不良行为？前有犯罪案底，后又人赃俱获，横说竖说都假不了。恰恰温州和温州人本身是最吸引眼球的传奇猛料，于是，“罪恶的故事”不胫而走、四处飞扬。
  如果说楼市有泡沫，温州炒房团就是批量生产泡沫的元凶。口诛笔伐间，楼市究竟有没有泡沫，泡沫忧患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似乎已不再重要。还有更妙的。当批判进入第二阶段时，又有权威人士说话了，其实温州炒房团也没那么大的能量，掀不起多少风浪，泡沫不是温州人想吹就吹得起来的。这番话所要传达的意思是，中国楼市没有泡沫，十分健康，该买房的平民百姓们还得抓紧买。温州人差不多成了一帖膏药，哪里不爽往哪贴，而且，价格很便宜。
  上下左右已被炒掉了一层皮，有“原罪”的温州人的价值应该被榨取得所剩无几了。但且慢，温州人浑身都是宝，不信就试试。
  2004年7月10日，首届中国城市土地运营博览会在深圳召开。据说，地博会是迄今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涉及土地与资本最多、国内外投资开发商最广泛参与的一次土地市场化运营的盛会，共同构筑起一个史无前例的土地与资本对接的现实市场平台。
  多么激动人心的盛会。还有更激动人心的。地博会开幕前一个月，深圳一家著名媒体突然惊爆独家新闻称，来自民间的温州、潮汕、深莞、港澳四大投资会，将陈兵地博会，再掀房地产投资高潮！该报道对投资会作了如下精确的描述：由游走在中国地产界的数十亿民间资本组成，人数近万。其成员大多是对房地产投资有着精深理解和独到投资策略的“熟手”，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财富人士，同时得到了高层次专业咨询和顾问服务。他们不再是十几个亲戚、朋友组成“亲友团”、“购房团”式的低档“炒房一族”，而是理性的“投资一族”，是中国专职于房地产投资经营的大型精英团队，标志着房地产投资真正进入全国一体化时代。据悉，投资会已与地博会组委会频频接触，表达了强烈的购房渴望。
  我们真应该为之欢呼了。更大的规模、更高的层次、更紧密的组织体系，作为昔日流寇般的温州炒房团的升级版、豪华版，此等阵容的投资会岂不掀起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又一番风云？
  极度亢奋之余，我们与“温州投资会”可能的相关各方进行了紧急联络，其结果却使我们的额头冒出了冷汗———
  地博会组委会分管宣传的负责人：从未听说过此事，更谈不上曾与组委会“频频接触”了。
  温州房产主管部门及曾经深度介入组织购房团的多位腕级人士：闻所未闻，匪夷所思。
  最后，我们辗转连线深圳这家媒体的当事人：房地产投资会这个点子是大家一起聊出来的虚拟概念，至于眼下嘛……何必太当真啦。
  一圈转下来，查无此人！基本上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泡沫。但这个泡沫的价值却是实实在在的：谁说温州炒房团没戏了？他们意气风发、壮志凌云，正准备再创一番更为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既如此，谁又敢唱衰中国楼市！
  泡沫的特点就是一个接着一个。偏偏，这下一个主角又是有“原罪”的温州人。
  浮躁为什么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泡沫是超乎自身发展规律的一种异动，是有别于经济活动健康体温的高烧症状。对当下中国楼市来说，“泡沫论”与“非泡沫论”的声音一直针锋相对，此起彼伏。
  在对比中，我们往往会有耐人寻味的发现。为对比科学，以下数据均取自2003年度及同一发布机构。
  ———《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家产407亿美元的微软帝国创始人比尔·盖茨再次摘得首富桂冠。前100位顶级富豪中，以房地产为资产来源（或涉及房地产）的为7人。前10位中无一人靠房地产起家。
  ———2003年《福布斯》中国大陆百名富豪榜，以房地产为资产来源（或涉及房地产）的多达40人。前十大富豪中靠房地产（或涉及房地产）掘金的竟占了6人。房地产无疑成为孕育中国新生代富豪最肥沃的土壤。
  就世界范围而言，各国在工业化进程前期及中期，均不同程度地出现过房地产业的花样年华。其地产富豪是否也随之“盛产”一时？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J。B。德龙在他的论文《攫财大亨》中告诉我们这样一些事实：1900年，美国共有亿万富翁22位。其中靠修建铁路或为修建铁路融资发财的14位，而靠房地产业致富的仅1位，房地产业在致富领域中排名第五。1957年，美国共有亿万富翁16位，其中靠铝业及石油开采加工发财的8位，而靠房地产业致富的仍是1位，房地产业在致富领域中排名第四。1996年，由于股市的极度繁荣，亿万富翁猛增到132位（个人财产在10亿美元以上），电子、软件、金融等成为诞生富豪的领头产业，靠房地产业致富的勉强上升至4位，房地产业在致富领域中排名退后至并列第八。很显然，100年间，美国因房地产业一夜暴富者在同时代富豪中的比例从未超过10％，而这100年的前50年，正是美国房地产业的鼎盛期。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高速城市化造成的供求失衡及地产与垄断权力的暧昧关联，诸多因素共同扩张所形成的巨大的财富空间与当今中国人情急气躁、快速致富的渴望一拍即合。于是乎，房地产超级富豪的神话一再上演。
  “企业家”是近些年让许多中国新生代富豪们心驰神往的头衔。但我们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千百年来，“商人”一词在中国经济生活领域从来是使用最为广泛的称谓。古有著名的“晋商”、“徽商”，今有“浙商”、“粤商”等等。事实上，在现代汉语中，“商人”一词早已悄然衍变为从事工、商、建筑、中介等各种商品经济活动经营者的总称。这一衍变透射出古往今来商业贸易在中国经济生态链中极特殊的地位。
  至今，在中国企业界仍存在着是“技工贸”还是“贸工技”两种经营思路的激烈冲撞。所谓“技工贸”，就是一家企业以不断的技术完善作为自身进步的关键追求，以精于制造打下坚实的基本功底，以触须灵敏的贸易最终实现企业的市场价值，其结果集中体现为企业产品性价比的日臻提高。“贸工技”与前者的主要不同显然在于相关要素排序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并不仅仅是排序的量的变化，很大意义上反映了企业对自身发展立足点认知上的本质性差异。几年前，美国《财富》杂志对全球500强企业做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绝大多数百年名企之所以基业常青，缘于其将技术进步视作指路明灯，对商品生产精益求精的永恒理念，“技工贸”可以说是它们普遍的生存法典。
  在中国，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另一番景象。“联想变局”可能是与此相关的最著名的事件。
  1984年秋，柳传志揣着中科院的20万元启动资金，开始了漫漫创业之旅。第一线曙光来自倪光南的“联想汉卡”。作为中国最优秀的计算机专家和联想公司的首席工程师，倪光南在此后的3年时间主持开发了8种型号、3种版本的“联想汉卡”，形成了一整套功能齐全的“联想式汉字系统”。联想公司因联想汉卡而得名，并掘得宝贵的第一桶金，“技工贸”的企业成长战略也由此确立。转折出现在1995年。由于所谓“负债持股”追查上报引发的激烈冲突，技术痴汉倪光南被“清理”出公司大门。1996年，柳传志第一次明确地将提倡了10年的“技工贸”战略换成了“贸工技”。柳声称，这是他在与倪光南的矛盾发生后痛定思痛的产物：“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我逐渐明白一个道理，自强发展不是有骨气就能够做到的。我们后发展的国家，要利用手中的市场优势，外国公司想卖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