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哈里斯笑笑。“四个是在我们计划之内的，有三个不在计划之内。可全部完成了任务。”
  “那些不在你们计划之内的——你们在他们出生之前从来没有考虑过采取任何措施吗？”
  哈里斯严峻地斜着眼瞟了一下。“堕胎？”
  弗农·德默雷斯特提这样一个问题是出于冲动。一说出口，他就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冲动。显然，早些时候，他和桂温的两次谈话引起了他对孩子问题的总的想法。不过他对某一问题——例如，让桂温堕胎的问题——想得那么多并不合乎他的性格，而这一问题基本上是个简单而又直截了当的问题。尽管如此，他对哈里斯的反应抱有好奇心。
  “对，”德默雷斯特说。“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安森·哈里斯干脆地说：“我的回答是不。”他那严峻的神色有所缓和，接着说：“我在这方面的观点正好是非常强烈的。”
  “由于宗教上的原因？”
  哈里斯摇摇头，表示不对。“我是个不可知论者。”
  “那么你是什么样的观点呢？”
  “你真想听？”
  “夜长着呢，”德默雷斯特说，“干吗不听听呢？”
  在无线电里，他们听到航道管制中心和去巴黎的一架环球航空公司班机之间的对话。那架飞机是紧接着环美第2次班机起飞的。环航的喷气座机在后面十英里，在好几千英尺的下空。就在第2次班机继续爬升的同时，环航的班机也在爬升。
  大多数有警觉的驾驶员，在听到其他飞机的发报声后，在头脑中保持着附近交通状况的部分情景。德默雷斯特和哈里斯都把这一最新的报道和早先注意到的其他报道加在一起作为参考。等地对空的对讲结束之后，德默雷斯特敦促安森·哈里斯说：“讲下去。”
  哈里斯检查了他们的航道和高度，然后重新把他的烟斗装满。
  “我研究过不少历史。我在大学里的时候开始对历史发生兴趣，后来一直在研究，没有间断过。也许你也曾这样做过。”
  “不，”德默雷斯特说。“我看书从来只限于我不得不看的书。”
  “哦，如果你把它通读了——我是说历史——有一件事很突出。人类每一小小的进展是基于一个单一的、简单的原因而发生的：个人地位的提高。
  每一次文明进入另一个时代，它比原来的要稍稍进步一些，也更加开明一些，那是因为人们更加关心旁人，并把他们当成一个个的人来尊重他们。在人们不关心旁人的时候，那就是往后倒退的时代。即便是一部简明的世界通史—
  —如果你曾读过这样一本历史书的话——也可以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
  “我就相信你这种说法吧。”
  “你可以不相信。但是这方面的事例是极多的。我们废除了奴隶制，因为我们尊重作为个人的人的生命。同样的理由，我们不再把孩子绞死，而且差不多与此同时，我们发明了人身保护权，而今天，我们已经创立了人人都享有的公正，或者说，非常接近于我们所能达到的公正。最近，大多数愿意思考问题的人都反对死刑，倒不完全是为了那些要被处决的人，而是为了杀死一个人的生命——任何人的生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我们所说的这个社会就包括了你我每一个人。”
  哈里斯讲到这里停住了。他的身子离开椅背向前靠，从灯光调暗了的驾驶舱里向外张望，看看笼罩着他们的夜色。在皎洁的月光中，他可以看到下面一片苍茫，乱云飞渡。根据气象预报，在抵达中大西洋之前，一路上都有连绵不断的浮云，所以今天晚上无法瞥见地上的灯光。在离开这架座机几千英尺的上空，另一架飞机在朝着相反的方向飞行，它的灯光一闪而过，随即就消失了。
  坐在两个驾驶员后面的第二驾驶员赛伊·乔丹探身向前，调整一下风门杆装置，补偿第2次班机已经增加的高度。
  德默雷斯特等乔丹调整完毕，向安森·哈里斯提出异议。“死刑和堕胎相差何啻十万八千里。”
  “不然，”哈里斯说。“你想一想就会知道相差不是太远。两者都关系到尊重个人生命的问题，关系到文明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前进的。奇怪的是，你听到人们发表议论，主张废除死刑，同时又主张使堕胎合法化。他们没有看到这样一种反常的现象：一方面是提高人的生命的价值，另一方面又在降低它的价值。”
  德默雷斯特还记得他今天晚上对桂温说的话。现在他又重复了一遍。“一个没有生下来的孩子没有生命——它并不是一条人命。它是一个胚胎，不是一个人。”
  “让我问你一件事，”哈里斯说。“你见过一个打下来的胎儿吗？我是说，在事后。”
  “没有。”
  “我见过一次。我认识的一个大夫拿给我看的。它装在一个玻璃缸里，泡在甲醛水溶液里面。我那个朋友把它放在碗柜里。我不清楚他是从哪里弄来的，但他告诉我，要是这个婴孩活下来的话——要是没有被拿掉——是一个正常的儿童——一个男孩子。它确实象你所说的是个胎儿，不过它也是个人。一应俱全；每一部分都已形成，完备无缺；脸蛋长得不错，有手，有脚，有脚趾，甚至还有一个小小的阴茎。你知道我当时看了作何感想？我感到惭愧；我不知道我当时在哪里；当这个男孩子还不能自卫正被杀害的时候，其他所有正派、敏感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因为事情竟然就这样发生了；虽然在多半的情况下，我们怕用杀害这个字眼。”
  “天哪！我没有说等到一个婴儿已经长成那个样子还应该把它拿掉。”
  “可你知道吗？”哈里斯说。“在受孕八个星期以后，一个胎儿就已发育完全，凡是一个足月生下来的婴儿所有的，它全有。到第三个月，胎儿成形，和一个婴儿一模一样。所以，你怎么来划分这个界限？”
  德默雷斯特嘟囔着说：“你应该去当律师，不是当驾驶员。”说是这样说，他发现自己在琢磨桂温的身孕已有多久。然后一算：如果是象她告诉他的那样在旧金山受的孕，那么这是八、九个星期以前的事了。这样，假如哈里斯说的属实，它现在差不多已是个成了形的婴儿了。
  现在又到了向空中航道控制中心打报告的时候。弗农·德默雷斯特打出了报告。他们现在三万二千英尺高空，接近他们需要爬升的最高点，再过片刻工夫，就要进入加拿大的边境、飞进安大略省南部上空。底特律和温莎，这两个隔界相望的城市，本应是一派灯火，在几英里外就可以看到。今晚，却是漆黑一团，这两个城市就在右舷下方某处被包裹起来了。德默雷斯特想起，就在他们起飞之前，底特律大都会航空港已经关闭。风雪正在东移，这两座城市此刻大概是首当其冲。
  德默雷斯特知道桂温·米恩和其他女乘务员在客舱里正要供应第二巡饮料，而在头等舱里，还要供应热的小吃，用的是高级瓷器。
  “我先对你说了，我在这方面的感情是强烈的。”哈里斯说。“人不一定有宗教信仰才能具有人类的道德观念。”
  德默雷斯特嚷嚷道：“或者说才能具有乖僻的想法。无论如何，有你这种想法的人正在败下阵来。现在的趋势是要使堕胎更加方便一些，也许最终，使之公开化和合法化。”
  “如果是这样，”哈里斯说，“我们将是倒退一步，更加接近奥斯威辛（希特勒当年烧死大批犹太人的集中营。译者注）的火化炉。”
  “乱弹琴！”德默雷斯特一面在飞行记事本上写下刚报告过的方位，一面抬起头来看。他那烦躁的脾气，很少是藏在内心深处的，目前正在开始表面化。“有许多很好的论点，赞成简化堕胎手续，有人不要孩子，他生下来就要过穷苦的日子，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出头的希望；还有一些特殊情况——
  强奸啦、乱伦啦、母亲的健康啦。”
  哈里斯摇摇头，表示不同意。“只要你能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特殊情况总是会有的。这等于是在这样说：好吧，我们可以允许搞一些谋杀。
  你方才谈到有人不要孩子。哦，这可以通过节育的办法来防止。在今天，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这是非常经济的。不过，如果我们一时疏忽，一个人的生命开始生长，那就是一个新生的人，我们在道德上没有权利把它处死。至于说我们将出生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那是我们谁也无法知道的，那只能碰运气。但是一旦我们有了生命，好也罢，赖也罢，我们有权保持它，而且不管有多赖，想要放弃生命的人毕竟是不多的。对穷苦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去谋杀那还未出生的婴儿，而是改进社会。”
  哈里斯想了想，又说下去。“至于经济嘛，对任何事都可以有个从经济上考虑的论点。有的人精神上有缺陷，有先天性的白痴，一生下来就把他们杀死；让患有不治之症的人没有痛苦地死去；象人们在非洲使用的办法来除掉老而无用的人，把他们放在丛林里喂鬣狗——这都是合乎经济逻辑的。不过我们不这样做，因为我们珍视人的生命和人的尊严。弗农，我是在说，如果我们要进步，我们就应该更多地珍视人的生命和尊严。”
  在每个驾驶员面前都有一个高度表，现在它指在三万三千英尺。他们已达到所要爬升的高度。安森·哈里斯让飞机开始作水平飞行，第二驾驶员又探身向前调整风门杆。
  德默雷斯特没好气地对哈里斯说：“你脑袋瓜里尽是些陈年宿古董。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他想到这次讨论是他起的头。于是就气呼呼地后悔不该引起这场讨论。为了结束这个话题，他伸过手去按呼叫女乘务员的电钮。
  “给我们来些小吃，别让头等舱的乘客狼吞虎咽全吃光了。”
  哈里斯点点头。“好主意。”
  一两分钟后，桂温·米恩根据电话中叫的，送来三盘香喷喷的小吃拼盆和咖啡。在环美以及其他航空公司的班机上，对机长的侍应是最快的。
  “谢谢，桂温，”弗农·德默雷斯特说。接着，在她弯身向前把吃的递给安森·哈里斯的时候，他的一双眼睛肯定了他早就知道的一件事。桂温的腰身仍然和以往一样纤细苗条，还看不出任何迹象；不管里面有何变化，总不能让这一迹象出现。哈里斯和他那一套老太婆式的论点，去他娘的！桂温当然得去堕胎——等他们一返航就去。
  艾达·昆赛脱太太坐在离开驾驶舱六十英尺机尾的经济舱里，正在和她右首的那个乘客高谈阔论。她发现此人是芝加哥交响乐队吹双簧管的一个中年人，非常随和。“当一个音乐家有多好啊，那么富于创造性。先夫就喜爱古典音乐。他也拉一点小提琴，当然，不是职业性的。”
  她觉得人暖洋洋的，因为那个吹双簧管的朋友刚付了钱，替她要了一杯葡萄酒。现在又问她还要不要再来一杯。昆赛脱太太笑嘻嘻地说：“唉，你真是太客气了，也许我不该再喝了，不过我倒真愿意再来上一杯。”
  坐在她左边的是留着黄里发红小胡髭的人，头颈细细的，一直不大说话，事实上，令人失望。昆赛脱太太几次想要和他说话，都被几乎听不见的极其简单的回答给挡回去了。这个人坐在那里，大部分时间里脸上毫无表情，仍然紧紧地抱着他那只放在膝盖上的公文包。
  有那么一段时间，大家都点了饮料，昆赛脱太太心里在猜那左边位子上的乘客是否会变得随和一些。他没有。他从女乘务员手里接过一杯威士忌。
  他给的是一大堆零钱，因此他不得不一点点地数，接着头一仰几乎是一口就把酒喝了。她自己喝了一盅葡萄酒，马上觉得微有醉意，于是心里就在想：
  这个人怪可怜的，他大概有心事，我不该去打扰他。
  不过在起飞不久，当机长向大家报告飞机的速度、航道、飞行的时间以及其他一些昆赛脱太太很少注意听的事情的时候，她看到那个脖子很细的人突然警觉起来。她左边的那个人，在一个信封背后草草地记下些东西，然后拿出一本航空公司分发的“自己测绘方位”的地图，摊在公文包上。他眼下正在研究这张地图，用铅笔划记号，不时看看自己的表。在昆赛脱太太的眼中，这一切显得相当无聊和稚气，她非常肯定前面有领航员，专管飞机的方位，什么时候该飞到什么地方。
  昆赛脱太太于是把她的注意力转回到那个吹双簧管的身上。他正在解释，最近在一次布鲁克纳（奥地利十九世纪作曲家。译者注）交响乐的演奏会上，他曾坐在听众席里听，当乐队中他演奏的那一部分正在“pom…tid…dey…pom…pom”的时候，那些大提琴却